经济转型时期社会政策的新课题

——以“生活结构”和“生活问题”研究为视角

沈洁

摘要：本文从建构“生活型”社会政策理论体系的思路上，对研究生活问题、研究生活结构在社会政策理论创新中的意义，做了独具见解的分析。同时，进一步阐明了在经济社会走向多元化的背景之下，重视生活问题、解决生活问题，为每一个人提供一个安心、安全的生活保障是“生活型”社会政策的本质所在。

关键词：生活型社会政策 生活结构 生活问题 经济转型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经济将从被誉为世界奇迹的快速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社会发展也将从急剧变动状态转入营造生活的常态中。在转型时期以及转型之后的发展阶段，社会政策需要重新思考与经济结构对称态发展相适应的政策目标和价值设计，其中，如何解决在生活结构中出现的大量“生活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我国社会政策的再度崛起，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展开的，所以，社会政策的主要价值目标被定位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这就使社会政策自身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性和政治性特征。经济性和政治性特征，虽然是社会政策的基本属性，但是，只有经济和政治的视角是不完善的，在社会政策的视野中还需要有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生活”和“生活者”的空间。

在2012年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上，156个国家中中国排名112位。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两项排名之间的落差当中，可以看到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使国民感受到更多的生活安全感和幸福感，这种落差现象显现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失衡，也显现出社会政策在解决生活性问题上经验不足、力度不够。毫无疑问，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功能之一，但经济增长的主要目的是让国民生活得更好，让国民安居乐业，只有安居乐业，国民才会有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社会才能和谐。虽然，我们的社会政策把安居乐业、社会和谐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但由于缺乏从“生活问题”“生活结构”的视角去寻找国民对生活的需求，调整与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所以，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政策绩效。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生活性问题的比重会急剧增长，国民的生活意识会逐渐从追求物质价值观向追求精神价值观倾斜。在有质量的生活中，社会诚信、环境保护、民主参与、自我价值实现等精神生活内容显得更为重要。

一 研究生活结构和生活问题的政策意义

为什么说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社会政策更需要重视生活性问题？这是因为，经济从快速发展阶段走进中高速发展阶段，经济以及社会形态将出现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首先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相比，第一、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将逐渐缩小，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将会不断扩大。其次是大众消费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为了拉动内需、刺激生产，就需要鼓励国民消费，大众消费会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在消费过程中也会出现大量的侵害消费者和生活者的问题。此外，生产率的提高和服务业的发达，使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和余暇时间增加，国民在文化、娱乐等各种精神上的需要以及消费会急剧增加。在这里，大众消费也具有了文化的含义，文化的中心从上流阶层逐渐转向大众。再次是公众的主体性意识增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民的素质以及价值判断能力有了更大的提升，国民对要求改善生活环境、生活关系以及社会参与等诉求和欲望逐渐高涨。最后是随着少子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家庭抚养功能的衰退，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家庭抚养功能的替代和补充获得了迅速发展。

可以看到，进入经济结构对称态发展的新常态阶段，国民不仅对“生活”层面的需求增加，而且生活结构、生活方式、生活关系等也将有一个大的改变。因此，在新常态阶段，社会政策需要在既有的体系中嵌入“生活”的视角，以“生活型”社会政策的思路面对出现的新变化，满足国民对生活的新需求，保护国民“生活”的权利不被侵害。

二 转型时期生活问题的凸显

3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人均收入也以近10%的比例逐年增长。在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感受最明显的当属自己的生活关系、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包括生活意识的巨大变化。舒适宽敞的住居、自驾车旅游、丰衣足食，正像许多人讲述的那样，似乎一夜之间就实现了宿年的梦想。与此同时，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精神孤独、雾霾、食品安全等生活性问题，爆发式地大量涌现。这些来自生活层面的生活性问题，影响着每个人和每个家庭，也威胁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经济增长中悄然变化的“生活”以及由此伴生的生活性问题，也会成为下一阶段社会发展的隐忧。

生活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是生活结构和生活意识虽然在不断变化，但与其对应的生活运作体系的建构却远远滞后。事实上，使生活结构迅速改变的动力是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集约型现代化工业，它产出的大量“商品”对生活进行着全面渗透和控制。现代化的商品住宅、私家车的普及、家务劳动的市场化以及手机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关系和生活环境。同时，我们在商品消费的过程中产生的公害、交通事故、生活关系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新的风险。也可以说，是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动，直接推动了生活结构的变化。

生活结构的变化又带来了大量的生活问题，而生活问题又以它独有方式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质和量，也影响着贫困的形态和贫困性质的变化。我们以雾霾为例，众所周知，雾霾是追求快速产业发展带来的工业排放、汽车尾气、建筑扬尘等形成的，它是从产业结构中产生的社会性问题。但是，它的影响和危害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范畴，它直接影响着每个人的衣食住行，也威胁着人们的健康。此外，2008年出现的“三鹿奶粉中毒事件”，使无数婴儿受害，而奶粉中毒给婴儿留下来的后遗症，会给他们的一生留下阴影。还有农药残毒引起的食物中毒，“地沟油”上餐桌等由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人受害。以上的问题几乎都是在生活层面和生活过程中发生的，而现在的政策体系中缺乏对在生活过程或者生活结构中出现的问题予以保护的机制和政策理念。对于“三鹿奶粉中毒事件”，国家启动国家安全事故一级（最高级）响应机制处理此案，病患者儿童实行免费治疗，所需费用由财政承担。政府的及时处理，是为了避免事态的发展。其实，“三鹿奶粉中毒事件”并不是突发性事件，而是由于缺乏预防性的监督机制和对消费者予以保护的机制，使投机企业有机可乘。用以解决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关键是政策引导和健全监督机制和生活保护机制。

事实上，从集约型工业产出的大量“商品”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是企业、资本以及国家政权。个人以及家庭在生活和消费中遇到的生活问题，不是来自个人的原因，更多的是社会原因，不能简单地把生活问题作为私人领域的问题处理。企业、资本以及国家在保障国民生活安全上应该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以日本为例，在高速成长期，水质污染、空气污染等公害给国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极大威胁，在居民掀起的生活运动的推动下，1967年政府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 1968年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止法》, 1971年在中央部署机构新设环境厅，专管环境保护。1973年政府又颁布《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等，对于由公害造成的致病、致残者给予一次性或者终生性经济补偿，补偿费用的80%由企业负担。对于他们的医疗保健，政府专门举办“公害保健福利事业”，给予免费以及优惠治疗。为什么会出现经济指数的GDP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而国民却没有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活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制度化的机制来保护国民的生活和生活权利。

30多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逐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但是，大量的贫困人口以及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低下等问题依然存在，这说明赋予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生活内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成果是不对称的。极端的不对称和长时期的不对称状况，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对再生产领域中产生的生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给予更多的生活资源转移。这种转移包括实物配给和提供服务的形式，发展公共服务，提供无偿和低偿的社会服务，是缓解生活问题的有效途径。

另外，生活问题是在生活者与社会之间的交换关系中产生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劳动获得报酬与运用报酬购买生活资料两个途径实现家庭与社会的交换过程，以此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个人、家庭与社会交换出现不协调，或者个人、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统合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会产生生活问题。比如残障者或者失能老人，如果没有公共服务或者家庭对他们的生活给予支援，必然遇到困难和障碍。生活问题常常以家庭或者个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产生的原因却不在于个人或者家庭，而是生活结构变化引发出来的社会性问题。生活问题具有社会性、全体性、主体性、现实性的特点。此外，生活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侧面，生理的、人格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这些生活的侧面都会反馈于生活问题当中，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和把握。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之下，国家根据按需分配的原则，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生活问题构不成社会性问题。而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自助原则的社会体系之下，个人以及家庭需要通过与社会的交换过程或者消费过程获得生活资源以及获取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统合。在交换的每一个环节如果丧失了交换的条件或者出现失误，自身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甚者会陷入生活危机。但是，生活问题是在生活结构的层面上，在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循环交替中，逐步形成的。在生活个体化、生活精致化的现代社会，特别需要通过系统地、完整地把握生活，去发现有可能导致生活困难和生活贫困的问题，提出预防性社会政策举措。

大多数国民都持有两种身份，经济结构中他们作为生产力参与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获得经济报酬和劳动保护。在生活结构中，他们又以生活者的身份，参与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但是，社会政策关注的往往是他们作为经济人参与的经济活动，对以生活者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生活风险以及主体性参与的渠道重视不足。如果说我国的社会政策发展经历了“经济主导型社会政策”和“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阶段，那么在经济新常态阶段，社会政策需要把握从生活结构中出现的生活问题，并积极探索“生活型”社会政策的可行性。

三 社会政策意义上的“生活”与“生活问题”

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社会保障的普及，人们的生活欲求和关注将逐渐从维持生存和生计的层面转移到更高层面的精神生活上来，比如，如何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课题。如果说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物质价值观代表了主流意识，那么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会超越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生活价值观也会呈现多元化趋向。

日本政府从1972年开始，坚持每年进行国民生活意识调查，调查项目包括生活时间、余暇生活、消费生活、生活关系、生活意识等，调查的结果作为制定和调整社会政策的主要依据。图1是对生活意识进行调查的数据。数据显示了1972～2007年这36年间，国民生活意识的变化状况。可以看到，在1972年，追求精神生活满足的比例是40.0%，物质生活满足的比例是37.3%，两者相差并不太大。而在1980年之后，也就是说完成了经济高度成长期向经济安定期过渡之后，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到了2007年，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为62.6%，而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降低到28.6%。这一现象表明了社会发展越成熟，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就会越高。这里的精神生活内容包括人际交往、余暇时间、个人兴趣、增进知识、社会活动参与等。

人们的生活和生活意识，伴随社会变动和社会发展在不断变化，把握社会政策中“生活”的内涵，就显得极为重要。社会政策视野中的“生活”，日本学者提出，应从生活的过程来考察，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它是指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或者说生活水准；其次是指维持生活的“生计”，也可以理解为谋取生活的手段以及从事的职业；再次它是指美好的“人生”，或者说充满人生意义的幸福生活。对以上三个层面的生活内容还可以从生命/生活/生涯这三个概念进行概括。但是，笔者认为，在转型时期思考生活问题在社会政策中的定位时，更需要关注“生活问题”在生命再生产以及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中的意义和作用。

目前，我们的社会政策所关注的，更多的是生存层面的问题，而对生计层面尤其是对第三层面即以获得美好人生为目标而展开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过程关注甚少。据2014年《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的报告，2013年我国中小学生的97例自杀案例中，92.7%的自杀原因来自学业压力。在学业压力原因背后，是由师生冲突和家长冲突，最后导致精神崩溃而选择自杀。中小学生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理解生命的价值，或者是丧失了生活目标和生活信心。中小学生自杀问题不属于生存和生计层面的经济问题，但与他们在生活过程中受到的生活价值观熏陶、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有直接关联。中小学生自杀问题并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师资问题，它已经跨越教育领域，成为全社会密切关注的社会问题。它虽然以社会问题的形式出现，但内在原因与他所在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生活压力以及生活问题有关联。中小学生的自杀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教育问题或者社会问题，也需要从生活问题的角度来加以思考和应对。如果社会政策的视线更多地聚焦在这些孩子以及孩子的家庭生活环境、生活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上，防患于未然，就有可能预防悲剧的发生。

关于对生活问题的理解，还可以通过老年人的介护问题来分析。老年人的介护问题已经从私人生活领域走入了社会问题的视野。老年人生活照顾问题，其中大部分的困难并不是来自经济收入保障的“生存”层面，也不是来自维持生活的“生计”层面，而是来自第三层面的实现美好人生的晚年生活照顾问题，即生命质量问题。一个人不管在进入衰老之前的人生多么辉煌，踌躇满志，如果他在晚年卧床不起，无人照料，最后凄惨而死，那么他的人生是不美满的，也是不完整的，也可以说我国的社会政策是不完善的。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推出老龄津贴、介护津贴，表明我国的社会政策正在逐渐涉入被边缘化了的生活问题。

另外，如图2所示，从生活结构与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关联中来认识生活，生活与劳动、生活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生活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如果在这个循环的某个环节出现了生活的障碍，则需要社会政策的支持，帮助他调试或者设定新的循环路径。把生活和生活问题作为一个循环过程来把握，有助于社会政策的选择和抉择。

四 探讨生活结构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生活结构是指个人以及家庭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一定的物质、社会、文化的条件和制约下，通过社会交换和社会统合营造生活的构造体系。笔者认为，如果对这一定义进一步深化和展开，也可以将生活结构表述为：生活结构是指规范和制约再生产活动的时间，空间，物质生活，经济收入，人际交往，社会地位等的循环构造。它是在社会交换和社会统合过程中，所营造的生活结构体系。把握生活结构的目的在于观察和发现劳动力再生产的循环规律和构造。

正像经济运行需要依照经济结构的规律，社会运行需要依照社会结构的规律一样，营造生活也需要在一定的生活结构中进行规范。社会政策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特点，除了把握社会政策的对象，还要不断丰富其方法论。生活结构可以对多元化和多变的生活问题进行结构性及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握，也是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的一种方法和方法论。

日本对生活结构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但是，将它赋予更深层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是在1970年代。大量的生活问题凸显，如何应对生活结构变化中出现的问题，是研究深化的主要背景。

图3显示的生活结构循环过程，是福利社会学者副田义也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提出的一种思路。他认为，生活是生命的生产→生命的消费→生活手段的再生产→再生产手段的消费→生命的生产这样一种循环过程。提出消费是劳动和生活之间不可缺少的媒介，强调消费者主体意识。还认为把握生活结构的循环过程，可以通过对生活水准、生活关系、生活时间、生活空间这四项具体的指标进行社会调查和实证性研究。

此外，松原治郎参考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及副田义也提出的生活结构论，将其理论扩展到生活功能的研究。图4是他思考的理论基本框架。

松原治郎首先把再生产过程具体细分为物质的再生产、组织的再生产、精神的再生产和生命的再生产这四个层面。又将其由此产生的生活行为和活动归纳为生产活动、余暇活动、消费活动。这三项生活行为和活动又是在社会交换和社会统合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把握劳动过程、余暇过程和消费过程显得更为重要。其中生产活动、余暇活动和消费活动是支撑生活结构的三大支柱，也是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必要条件，而劳动过程、余暇过程、生活过程贯穿于人生生活的每个阶段。松原还认为，将生活功能系统化和体系化的重要因素是生活构造的成立，而时间和空间是生活功能系统化的外在因素，手段和金钱是媒介因素，职能和规范是内部因素。从被体系化的生活结构中来把握生活，考察生活问题非常重要。

1972年日本政府参考上述学界的研究成果，举行了第一次国民生活状态和生活意识调查。调查项目中引进了余暇生活、消费生活、生活时间、精神生活等概念。

进入1980年代以后，社会福利服务迅速扩展到老年人、儿童、妇女、家庭、社区等日常生活的层面，福利政策研究领域在对1970年代展开的生活构造问题研究进行批判和再评价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了新的拓展。著名福利政策研究学者一番濑ヶ康子的研究团队，立足于社会福利服务提出生活主体、生活权利、生活资源等理论。福利政策研究的有代表性的学者们对生活结构问题研究作了很多有以意义的探讨。岩田正美从“劳动和生活”形态变化讨论贫困形态变化，三浦文夫提出“生活福利需求论”，社区福利研究者岡村重夫提出“生活援助体系论”等，从而明确了福利政策的研究对象、理论框架、实践方法论等，确立了以生活结构为主轴的“生活型”社会政策理论和操作体系。

生活结构问题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有意义的思考。第一，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通过生活构造的框架系统化和体系化，从中看到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生活领域中的社会性问题和发展规律。第二，将生活问题从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剥离出来，确立了以“生活”为对象的社会政策理论和实践方法论。第三，在多元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经济性循环不再是单纯的物质性再生产和生命再生产的循环过程，而是与组织性的再生产和精神性的再生产捆绑在一起。我们的广场舞、网上购物以及微信群、团购的出现和普及，商家推出的智能电脑和有关生活消费的应用软件，都印证了这一点。人们的生活超越了物质性和生命性再生产的范畴，已经把这种再生产延伸到了组织层面和精神层面。而组织层面和精神层面再生产的确立，给予人们生活的安全感。第四，将消费生活过程作为考察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重新理解和阐述劳动力再生产理论的意义。

很长的一个时期，社会政策的视线更多的是聚焦在经济发展过程，重点解决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劳动问题、劳动力移动问题、城市化问题等社会问题。毫无疑问，这是社会政策的本质，是社会政策重要的一个侧面。但是，经济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带来了生活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在经济、社会走向多元化的背景之下，重视生活问题，解决生活问题，为每一个人提供一个安心、安全的生活保障，也是社会政策本质的、不容忽视的另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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