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的是,在和这些作家相遇的时候,鲁迅不仅受到了艺术技巧的启发,关键在于,刺激了自己的诸多的问题意识。俄国知识阶层的声音里,恰有我们民族沉睡精神的因子,或者说,那些因子因为俄国文本的出现而被激活了。比如个人主义与虚无话题,比如黄金世界的有无,比如不抵抗主义,都被鲁迅引入到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关照里。

后来,在外国作家那里,他知道了“知识阶级”这个话题,其中主要源于俄国作家的实践。在鲁迅看来,那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有诸多重要的社会情怀。鲁迅在《两地书》里讨论的话题,许多是俄国作家的思路的延续,只是被自己消化成中国的问题意识,不太易被人所发现。1925年3月18日写给许广平的信里说: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19)

鲁迅说的话,都是从自己的译文的启发而来。首先是对黄金世界的怀疑,这是俄国知识阶级常常讨论的话题,被移到中国来了。其次是对个人主义的同情,他们要救群众,但群众却成了自己的敌人,反而坑害自己,是大可悲哀的事情。第三是,当个人主义者无法与世界沟通的时候,选择与世界的对立是错误的,那是一条绝径。这里,鲁迅的意识充满了矛盾的因素。他同情绥惠略夫,因为自己就有和他们相近的东西。但极端的自我,在鲁迅看来是危险的存在,是要放弃的。他后来左转,其实就是要与社会的沟通。个人主义而又要与社会沟通,是大难之事,但晚年他去克服这些困难,积极与社会沟通,那就告别了阿尔志跋绥夫的思路了。

在北京时期,鲁迅的作品的黑暗感,许多来于俄国作家的启示。在《野草》里,无边的苦海翻卷着,还带着怨怼之情的流溢。《彷徨》里的调子,可以看出安德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的一些痕迹。那些情感的表达,在中国旧文学里是没有的,完全是鲁迅自我意识与俄国文本对话的产物。那里几乎没有日本的元素和德国文学的痕迹,反倒是对俄国文化的诸多借用。他和许广平说自己的内心太黑暗了,唯黑暗与虚无乃为实有,简直是安德莱夫的翻版。鲁迅把这些域外的元素,很好地与自己的体验结合起来,古老中国的幽魂也游荡其间,形成了独特的文本。但是他知道,那些黑暗感一多,如和社会隔膜,反易被黑暗所吞没。他一方面欣赏俄国作家的黑暗的体验,把诗意的存在移到自己的世界;一方面清醒地和现实对话,不被小知识分子的情调所囿。在他眼里,按照小说里的情景生活,大抵是要吃亏的。在与许广平的通信里,他讲到了这个问题:

小鬼不要变成狂人,也不要发脾气了。人一发狂,自己或者没有什么——俄国的梭罗古勃以为倒是幸福——但从别人看来,却似乎一切都已完结。所以我倘能力所及,决不肯使自己发狂,实未发狂而有人硬说我有神经病,那自然无法可想。性急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20)

这真是悟道之言。鲁迅所讲“学者之良知与市侩之手段”都是这个意思。五四后的作家,沉浸在黑暗和感伤的地方的人多,一时拔不出身来。便与社会渐渐对立起来。鲁迅是感受的深也有,理性的清醒也在,他把不断与世俗社会周旋的斗士风采和诗人气质都结合得甚好。俄国作家在揭示问题上是无人过之的,但一旦谈到现实的改造,许多都交了白卷。那原因是对生活的复杂性的理性判断不够。鲁迅常常是把新旧分开、内外分开、长幼分开来讨论问题。这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一方面对灰暗的作品充满兴趣,一方面阅读理论著作。其实是克服自己的情感的片面性,保持认知世界的敏锐的目光。俄国小说的表现所得出的结论以及改造社会的冲动,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他以为,为人生的目的,其实恰在于去改良人生。

多年后,当中俄文化之交活跃的时候,鲁迅念念不忘当年自己从俄国文化受到启示的往事。在他看来,这些为了人生的作品,是社会改革的先导。知识阶级要做的,大概是这样的事情。欧洲曾说俄国是半开化的民族,但却诞生了一流的文学。这原因何故?鲁迅对此是颇多心思的。他由此也想,落后的中国,或许靠知识阶级的努力,便也可做出改造社会、影响人心的事业。这样的时候,他就感到,只有呐喊还远远不够,走出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去才是更重要的。如果这时候还在顾影自怜的路上,是大有问题的。他自己就在阅读俄国作品的过程,发现了与俄罗斯知识人接近的内心,也一面意识到这内心的可怕。由此坚定了铲除旧的思想痼疾的信念。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生兴趣,都与这个思路有关。

从迦尔洵、安德莱夫到阿尔志巴绥夫,这条线索的俄国文学,是心灵的敞开。在精神的深与灵魂的深上,是极为突出的。鲁迅意识到文学的深度往往与这样的特别的表达有关。中国文学不补上这一课,大概还是一个问题。这里涉及写实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涉及非理性与理性的差异。我们看到,在鲁迅的接受的眼光里,这些矛盾的存在是被其不矛盾的眼光所欣赏地打量的。任何人的精神与审美都有各类的可能性,鲁迅是走到多种语境里的作家,他对各类体验下的包容的心的理解和认识,是思想洞开的一种折射。在落后的中国文坛,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1) 作者简介: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2)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3)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十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4)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5) 《周作人文选》(第二卷),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

(6) 鲁迅:《〈域外小说集〉[附]著者事略(二则)》,《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7)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8) 冯加:《〈迦尔洵小说集〉译后记》,[俄]迦尔洵:《迦尔洵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页。

(9)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10) 鲁迅:《〈域外小说集〉[附]著者事略(二则)》,《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175页。

(11) 鲁迅:《〈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202页。

(12) 鲁迅:《致许钦文》,《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页。

(13) 鲁迅:《致许钦文》,《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页。

(14) 高尔基:《论文学 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

(15) 李建刚:《高尔基与安德烈耶夫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16) 鲁迅:《〈幸福〉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88页。

(17) 鲁迅:《〈医生〉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193页。

(18) 鲁迅:《记谈话》,《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19)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20)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