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戴思杰自身的探索，小说创作中的自传特征和对话原则在文本内外充分体现出来，如果说2000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成功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和2003年获得“费米娜”奖的《狄的情节》（Le complexe de Di，Gallimard）带有轻松幽默的笔调，那么，2007年名为《无月之夜》（Par une nuit où la lune ne s'est pas levée，Gallimard）的小说将这种探索逐步深化，也开始变得沉重。

这三部小说在整体上存在一定的连续性。首先，它们与作家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四川是作者的灵感之源，它有自然的神秘、乡民的淳朴和小裁缝的柔情。⁽¹⁰⁾对于作者而言，故土的概念还是集中在这片土地。青年时期在这里“上山下乡”也许带有苦涩的味道，最痛苦的莫过于最渴望知识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三本小说中的巴尔扎克、弗洛伊德和佛经残卷不是单指具象物件，或者是所谓西方带有启蒙作用的教义，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知识的象征，正是因为体会到了荒漠中旅人般的焦灼，戴思杰笔下的人物才会对知识始终有着超越常人的执着。其次，人物故事在三部小说中也有传承性。《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里的马剑铃在《无月之夜》再次出现，交代了他少年时期在北京的生活，而且是塔木楚的好朋友。发现了自己的美而走出天凤山的小裁缝，在《狄的情节》中又以保姆市场上充满理想的小路出现。默曾经想逃往昆明，然后去缅甸，想在一个寺庙里当和尚。《无月之夜》中的塔木楚将之变为现实。最后，有一个主题始终纠缠着戴思杰的创作：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变迁将童年时的自己和现在的“我”重叠在故国与当下中国意象的并置中，社会的变更和个人的成长同样无法逆向，但是人物似乎一直处在两者的摇摆之中，并因而显出一些迂腐或者是无助。由巴尔扎克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对乡土中国启蒙的成功，到堂吉诃德式的默在当代中国的失败，再到塔木楚和“我”在各种文字间的迷惘与求索，作家和他的人物在东西间徘徊，一路都在追寻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但是始终都没有出现那片需要守望的麦田。也许《无月之夜》最后出现的残卷内容是个答案：黑暗中走在狭窄小径上的求索者，在摔下深渊的时候抓住了路边的草，他看看脚下是漆黑一片，但是松手之后就发现，其实另一条路就在脚下不到30厘米处。无论何种形式的文化，都可以达到思想上的相通和最后的超脱。

除了内部的“对话”外，戴思杰的创作与众多不同时空的文本都产生了互文。根源于海外华人文学的共性，作品中时常会插入一些中国风俗文化和经典文本，比如：法官狄就是中国古代“狄公”的镜像，经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创作又早已为西方所熟知。此外更多的是西方元素的片断：波德莱尔的诗句、德加的画、哈威尔的音乐、斯特林堡关于中国的研究、《悲惨世界》中的句子，甚至是法国诗人瓦莱利和纪德的一场争论……而保罗就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的形象。这样的大举拼贴不仅为幽默和讽刺提供了可能，也从结构上完成了对文化间共通这一主题的深入。

卡夫卡是作者喜欢的作家，他的影响深深地植入了这三本小说中。怪异和一种在城堡外游移而不可入的状态很明显。默有纪录梦的习惯，“自从他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每天早晨的苏醒对他来说都是恐怖的”。小说中多次提到那耸立在山上的法院，像一个玻璃城堡，还时常有雾笼罩着。而《无月之夜》中，川藏边境上关押胡风的独立寓所就像“星星、月亮、太阳或者是卡夫卡的城堡一样无法进入”。这里，城堡又转向知识自由的象征，但是徘徊在外的人却很难进入，犹如那个马可·波罗记载的不可进入的沙之国，还有那个耗费了几代人精力的残卷下篇。

康拉德的《水仙号上的黑家伙》以及《黑暗的心》也是一个常用的互文，马洛船长的探险和默的生活经历以及“我”在未开放的中国的求学经历时时暗合，和塔木楚的形象也契合。那是在愚昧黑暗的中心游走，在无知的大众中掌握学问的知识分子形象。“我”的疏离感与“我”心目中的文学偶像表现的局外人状态直接相通，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已经不重要，首先是一种共通的心态。生活中的亮点或者说是与肮脏的外部世界隔绝的净土就在阅读中，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知识分子之间的通灵。

与之相关的是流浪和放逐的主题，它更多的是精神意义上的游牧。那是从自己的国家出逃，自愿被放逐的人，就像为了追逐卷宗的真相而放弃国籍的保罗、在法国学了11年精神分析理论的默，还有在多种文化间游移的“我”。也是一种坚持从他者的镜像来观看自我的努力，出去寻找新的文化救赎。不明身份的混血儿塔木楚先是寻找自己的父亲。保罗死后，他也离开故国，继续父亲的探索。而“我”却在塔木楚离开后成了黑夜中行走在小径上的保罗，感觉到自己虚弱的身体里有苏醒的力量。这是另一个追寻者，正如她的自白所表明的那样，好比自己在弹别人已经演绎过的贝多芬，熟知每个音符，也清楚自己会像保罗一样掉下去，但是仍然继续。是“爱”唤醒了这类人共同的种族特征。《无月之夜》第一部分的最后一句话“我就是塔木楚。”即显示了这些人精神上的一致性。

整个《无月之夜》，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在追寻一种消失的、未知的语言。它被认为是佛祖的启示，不属于任何一种现有体系，只有单纯的线条象征，仿佛童年时的语言。从徽宗开始就在追寻，无出路的溥仪想从中找到出路，解读此种语言构成的迷宫使他忘记外面的世界，得到片刻的愉悦。这种没有动词的、游牧民族使用的语言，在他看来，没有忧虑，是个完美的世界，那也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监狱中的保罗忘记了现实世界，忘记了现实的语言，却天天使用这种古代的语言。作者想借此表明文明的童年期是同源的，三部小说都是在探索这种交流的可能性。

语言使进入另一个世界（地理上的或者是文化上的）成为可能，就像村民们羡慕的、可以阅读巴尔扎克的马和罗；就像可以在中国嘈杂的火车上自如地在别人不懂的法语中游弋、去了解拉康等人的默；理解塔木楚文字的保罗更像是掌握了佛旨和天启的人……尽管其中有很多不可转译的词汇，就像文中时常提到的无法翻译的法语Hélas，但是，作者进一步想说明的是语言并不能成为交流的唯一基础。默试图在一个远离自己的故国中，一个与其处事逻辑不吻合的环境里去解救自己的爱人。就像骑着劣马的堂吉诃德一样，即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还是时常遭遇不在同一叙述体系中的尴尬，一种无法对话的可能。而文化间真正的交流并不一定因语言而有障碍，这点在《无月之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保罗被关押在四川的狱中时，与同在井下工作的胡风各自用塔木楚语和中文对答。那是一种已经死亡的语言，它割断了与世界的一切联系。他与胡风的友谊和交流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这种语言象征的是自由，胡风在读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交流中，在语言之上的应当是共同的经历：保罗提到自己在家乡吃到的美味，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亦有记载，也就是被现代人称为巧克力的东西，其他人都不明白，但是胡风却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上海的租住地楼下的比利时巧克力店。雪天，溥仪在被拘役的东北，看着宋徽宗在卷轴上的题字流泪，那是一种穿越800年距离的心神交汇，就像现在的作者和青少年期在中国的作者，就像保罗和马可·波罗，就像塔木楚和自己的父亲。正如书中所言，“我”在读保罗对马可·波罗游记注疏的时候分不清楚到底是保罗、马可·波罗还是“我”去了遥远的地方旅行。而保罗在井下给大家讲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忽必烈的皇宫时，听者怀疑是不是马可·波罗自己来这里传达忽必烈皇宫的消息。文化的共融性和同源性也可以从“我”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藏文老师和法国牙医的交流中看出。藏文老师认为如果保罗不是个西方人，以他的经历和学识足可以参透佛语，“我”认为这其中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前者认为找到最终飞渡世界的翅膀还是需要完全东方的精神。这让“我”愤怒地像在北京决绝中文一样，再次抛弃藏文。进而意识到自己封闭在语言的牢笼中了，其实连接山与山的有很多路。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等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非洲的尼日尔河上可以看到保罗展示的没有月亮的夜晚，于是那已经沉睡过去的北京往事又在“我”的身上苏醒过来。

这种共融性在所有主人公身上体现出来：他们都是兼通中西的年轻知识分子形象，向往享受智慧的自由。⁽¹¹⁾默去法院投案，买了很多书准备在坐牢的时候看，他左手提了弗洛伊德的作品，右手里却是庄子。在路上，默却忍不住哭了起来，顾不得路上的眼光，这个时候“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是如此遥远”。而塔木楚本身就是中法贵族知识分子的混血后裔，但又是那个消失在古丝绸之路黄沙中的帝国和它的语言。早期传教士的影子在三个文本中到处可见：帮助小裁缝的老修士；会说拉丁文的黄莺的主人……作者也反复提到了传教士精神，《无月之夜》更是广泛地涉及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历史。在述及郎世宁的画时他说，“一半是欧洲风格的，一半则是中国的”，这样的杂交在作者看来是到了圣人能至的境界。

如果认为《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中是西方文明启蒙了东方的乡土⁽¹²⁾，那么《狄的情节》则展示了纯粹西方文明在中国本土的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他们拯救者的身份。到《无月之夜》，东西文化间的共融得到全方位体现。法国女孩“我”从中国回到故乡巴黎之后，住的小街却处处与北京的相似。她常常在这条小街上游晃，为的是重温北京小街的感觉。以后搬家也会找到和小印度街上相似的菜市场，那也是一种思乡情结，怀念思想上的故乡。作者着力反思的是历史上长久以来形成的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小说试图阐明东西方文化是在相互碰撞和交融中得到更为明确的界定的，那不是一个作为单纯客体的他者重构，也没有表现出自己从中脱身后的轻松和优越，而是更理性地认识到其中的成分构架。面对自身在异族文化中的困惑而对自己故乡、对自我过去或者将来的一种想象可以理解为“自体想像”，对他者的文化想象和从他者的那边重新想象自己是两个同等重要的侧面。这与以往西方思维模式下的想象中国不一样，而是用别人的思维和自己的眼光看自己。

戴思杰从切身经历和思索出发的小说创作提醒我们，在一种文化的“自体想象”中，主体和客体已经模糊了界限，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再也不能被装进现有的模式中，新的探索与想象方式也正是由此产生。无论是在东方语境中寻求西方的救赎，还是在西方的体系里整合东方的思考在现时都具有了时代性。因为如今，东西方都陷入了文化脉络的断层中，这种思想上、文化上的危机不再是分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

在当代法国华人作家的作品中，弱势文化相对于西方强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挫折感并不是很明显，也没有过度彰显民族自豪感或者是劣根性，更多的是从美学层次上的探求，那是作为中国人，确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记忆和理想。他们从容超然的笔调融合了西方现代的叙事策略和东方传统思想，而文化本身替代了种族和个体命运成为思考的重点。

中法知识阶层都在寻求他者的身份从而完成自我的追问。他们不约而同地试图从外面来看，给自己的文化找到一面镜子，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不同或者是神秘性。目的在于更好地消费其不同点，进入自我，达到融合。确切地来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融合，是从变化发展的眼光允许多种矛盾共存，最终是为了迂回以后的重新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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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唐玉清，南京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现当代文学、法国汉学和中法比较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1＆ZD138）阶段性成果。

(2) 参考《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Olivier Mongin，“La France en mal de fiction”，in Le Monde，3 Juillet 1992.

(4) Jean-Marc Moura，L'Europe littéraire et l'ailleurs，Paris：P.U.F.，1998，p.187.

(5) Gisela Brinker-Gabler and Smith Sidonie，Writing New Identities：Gender，Nation，and Im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Europ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2.

(6) Cf．Charles Bonn，“Un espace littéraire emergent”，in Littératures des immigrations，Vol.1，Paris：L'Harmattan，1995，pp.11－14.

(7) Jean-Marc Moura，La Littérature des lointaines：histoire de l'exotisme européen au XXe siècle，Paris：Champion，1998.p.15.

(8) Immigrant Narratives in Contemporary France，Edited by Susan Ireland and Patrice J.Proulx，Greenwood Press，2001，p.1.

(9) Postface de Franois Jullien pour André Chieng，in La Pratique de La Chine，en Compagnie de Franois Jullien，Paris：Grasset，2006，p.272.

(10) 从某种程度上有点和沈从文的“湘西”相似。根据戴思杰自己的回忆，他曾经长期从沈从文处得到过写作方面的教导。见《南方都市报》2003年9月9日。

(11) 在一次出版社的访谈中，戴思杰说：“我的人物都是处在两种文化之间，而我现在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见http://www.gallimard.fr/catalog/entretiens/01058735.HTM。

(12) 尽管戴思杰并不认同将这部小说理解为西方文化对东方的征服（参见：《〈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失真》，《中华读书网》，2003年8月8日，2004年3月26日），但是，国内外大部分的评论还是倾向于两种文化符号对垒的解读。如果我们将三部小说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它们记录了作者的心路历程：戴思杰说，《狄的情结》中充满了自我嘲讽，主人公身上其实有很多他自己的影子，即对在西方学到的一些东西崇拜至极，希望把学到的东西带回中国去，改造中国的现实，结果发现太过天真，以至处处碰壁（《中华读书报》，2006年11月6日）。那么之前“下乡”的知识青年身上确实存在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而第三部又重新回到东方。同时，三部作品描述了他自己身处的不同文明间的沟通，或者如有些学者所说，同一文本在不同时间、不同文化中传递的信息差异是他所关注的。（参见The French Review，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French，may 2001，vol.74，no.6，pp.1285－1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