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资本账户开放是一把“双刃剑”，既具有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正向效应，也具有金融开放所引致的金融不稳定等负向效应。从目标上看，资本账户开放是一国金融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从实现方式上看，一国“何时开放”“如何开放”以及“开放后会带来什么影响”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当局关心和争论的焦点，这正是由资本账户开放具有正反两面经济效应决定的。相较于发达国家在资本账户开放中获得巨大国际资本红利而言，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华盛顿共识”所预言的有序与和谐，它们倚重的国际资本也没能在危机时刻扮演稳定形势的角色。事实证明，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资本账户开放实现方式可能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如20世纪末期的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便是这一问题最鲜明的体现。为此，对一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的探讨离不开该国国内的基本国情和经济金融发展状况。本书将一国资本账户开放决策与其国内经济金融发展状况等基本国情结合在一起，在开放综合效应最大化的目标下，探讨“何时开放”以及“如何开放”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探讨资本账户开放的效应问题，即“资本账户开放会带来什么影响”。

基于上述背景，本书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具体探讨了如下三个问题：①结合一国国内基本国情和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分析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和时机选择问题；②在非线性框架下研究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③借鉴经典“货币锚”模型实证研究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本书得出了比较丰富的结论，基本结论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一国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层面的一系列初始条件状况会对其资本账户开放的综合效应造成影响，且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在资本账户开放综合效应最大化的目标和原则下，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应与本国经济金融初始条件发展程度相匹配并保持平衡，这也间接决定了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最佳时机。第二，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会随着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强，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并且新兴经济体的这种非线性特征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更为明显。第三，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将人民币设定为“锚定货币”，从而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本书的研究论证了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和顺序需要与本国基本国情相符这一典型事实，为一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实施时机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实施资本项目有管理的可自由兑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从不同视角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时机以及效应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剖析与阐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可能的改进和创新。

1．构建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和时机选择的统一研究框架

既有文献大多将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问题和时机选择问题割裂开来，要么探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问题，要么讨论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选择问题。本书则将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和时机选择纳入统一研究框架，提出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与时机选择本质上属于同一问题。在资本账户开放综合效应最大化的目标和原则下，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与其经济金融初始条件发展程度相匹配，而后者决定了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最佳时机。本书通过构建纳入初始条件的资本账户开放经济增长效应和金融风险效应门槛回归模型，实证估计了各初始条件对资本账户开放经济增长效应和金融风险效应的门槛值，并在门槛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引入信号分析法，构建资本账户开放成熟度模型，对一国经济金融初始条件成熟度进行估计和量化。与以往研究相比，本书通过构建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和时机选择的整合分析框架，使研究更加贴近客观实际。

2．引入非线性分析框架，强调了金融发展对资本账户开放跨境资本流动效应的渐进演变作用

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开放的联系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往文献通常假设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之间的关系固定不变，因而一般采用线性模型展开实证检验，如Arize等（1995）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与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相关。仅以单一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等具有同一属性的国家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缺乏不同属性样本之间的比较。与以往文献不同，本书尝试在非线性框架下，充分考虑金融发展约束，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分析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关系的渐进演变，并进一步比较和分析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资本账户开放跨境资本流动效应方面的差异，弥补了以往文献的研究样本过于单一的问题，丰富了对资本账户开放跨境资本流动效应的探讨。

3．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丰富了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的实证研究

国内现有文献对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分析大多基于定性分析，较少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论证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本书首先阐释了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效应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借鉴经典的“货币锚”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在研究方法、数据资本方面均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在样本国选取方面，以往文献遵从人民币国际化“先周边化，再亚洲化，最后全球化”的一般思路，而本书从国际货币职能角度出发，提出以从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先地区中选取的执行人民币货币职能成本较小的新兴经济体为样本国。本书在实证分析中的样本国选取思路为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有益补充和新的思路。

陈若愚

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