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经》广义伤寒与温病的关系
《素问》《灵枢》在疾病的命名上，不够重视作为病因的伤寒之邪，因此有“热论”“评热病论”“刺热论”“热病”，却没有一篇是以“伤寒”命名的专篇。
这说明其虽然认识到了外感热病的病因“皆伤寒之类也”，却没有在病名上进行强化，也就是说，没有上升为“一级”病名，在认识寒邪的高度上，与后世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另外，《热论》六经辨证之中，没有“恶寒”的症状，可见“《内经》时代”对于热病之伤寒病因是不够重视的。
这一特点，到了《难经》的时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难经·四十九难》云：“何以知伤寒得之？然：当谵言妄语也。何以言之？肺主声，入肝为呼，入心为言，入脾为歌，入肾为呻，自入为哭。故知肺邪入心，为谵言妄语也。其病身热，洒洒恶寒，甚则喘咳，其脉浮大而涩。”根据《难经》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在伤寒病的标准里，除了身热、恶寒、喘咳之外，还把“当谵言妄语”作为常见症状，可知其绝非“感冒”之类的轻浅之证，而是热势很高的传染病。
《难经·五十八难》云：“难曰：伤寒有几？其脉有变不？然：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中风之脉，阳浮而滑，阴濡而弱；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伤寒之脉，阴阳俱盛而紧涩；热病之脉，阴阳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涩；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拘何经之动，各随其经之所在而取之。”
伤寒学派到底崛起于哪一具体的时代，颇难说清楚。因为殷商甲骨文时代就有不少“祸风有疾”的记载，而且“祸风有疾”四条带有日期的甲骨文，都出现于十二月与一月，全在冬末春初的季节，正是寒风凛冽的时候。但是，张仲景看到的《八十一难》与《阴阳大论》都是主张广义伤寒学说的，我们目前只能把伤寒学派的崛起追溯到这两部书的成书时期。
《难经》与《素问》《灵枢》一样，是成书较早的传世中医经典。一般认为，《难经》是将《素问》《灵枢》中的部分问题加以阐述与说明的，有设问，有解答，故云《难经》。但是，《难经》中有许多认识是与《素问》《灵枢》的观点不同的，也有许多问题《素问》《灵枢》之中并未涉及。正如滑伯仁《难经本义》所言：“详其设问之词，称经言者，出于《素问》《灵枢》二经之文，在《灵枢》者尤多，亦有二经无所见者。”有人认为《难经》为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医家扁鹊秦越人所作，是《扁鹊内经》的翻版。曹东义《中医外感热病学史》认为，这种说法与认为《素问》《灵枢》即是《黄帝内经》一样，都是根据不足的。
《难经》之中引用“《经》言”之处约有35处，几乎是“八十一难”的一半，其书应当定型于刘向校正医书，有了“医经七家”的说法之后，是比较可信的。将《难经》或《八十一难》说成是扁鹊所作，最早见于杨玄操《难经序》。此前，西晋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将《素问》《灵枢》断为《黄帝内经》的同时，又在《帝王世纪》中将《难经》的著作权判给了黄帝，他说：“黄帝命雷公歧伯论经脉，旁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皇甫谧此说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曾被仲景引用的《八十一难》，到了《隋书·经籍志》的目录中便成了“《黄帝八十一难》二卷”，但其中并没有注明作者是谁。
唐初著名文学家王勃为《难经》作序，对《难经》的成书和流传过程描述得更是煞有介事：“《黄帝八十一难经》是医经之秘录也。昔者歧伯以授黄帝，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汤，汤历六师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历九师以授医和，医和历九师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历九师以授华佗，华佗历六师以授黄公，黄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讳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盖受黄公之术，洞明医道，至能遥望气色，彻视府藏，浇肠刳胸之术，往往行焉。浮沉人间，没有知者。”王勃以他的神来之笔，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只有在武侠小说之中才能一见的“神传秘籍”流传路线图，我们如果信以为真，势必会闹出许多笑话。恰如余嘉锡《古书通例》所云：“是故诸子之书，百家之说，因文见意，随物赋形。或引古以证其言，或设喻以宣其奥。譬如童子成谣，诗人咏物，兴之所至，称心而谈。若必为之训诂，务为穿凿，不惟事等刻舟，亦且味同嚼蜡矣。夫引古不必皆虚，而设喻自难尽实，彼原假此为波澜，何须加之考据。”
受王勃、杨玄操之说的影响，《旧唐书·经籍志》记云：“《黄帝八十一难》一卷，秦越人撰。”《新唐书·艺文志》也云：“秦越人《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汉书·艺文志》所载之《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皆不云“秦越人撰”，究其原因，当是刘向、李柱国校正医书之时，认为《扁鹊内经》《扁鹊外经》虽源出于扁鹊，却有可能是其门弟子或后人所编著而成的一家之学，未必是秦越人亲自手书而成，与《吕氏春秋》《管子录》之类相同，也与司马迁所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意相似，是一家之学的总集，故以学说创始人题为书名，并非云此书皆由其本人亲自撰写。
通过上述考证，可以认为《难经》应当成书于刘向校书之后，东汉仲景著书之前，其内容则与《素问》《灵枢》一样，汇集了汉以前医学成就的精华，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典籍。《难经》在外感热病方面的论述，也非常突出。
《难经》五十八难，明确指出了“伤寒有五”，将热病与中风、温病、狭义伤寒、湿温一起，归属于广义伤寒之内，尤其是把热病纳入到广义伤寒之下，从此，成了伤寒的“一统天下”，热病一词很少有人提到了。隋唐之际的杨上善编著了《黄帝内经太素》，在整理《素问》《灵枢》有关热病内容的时候，却冠以“伤寒”的名称，由此可见东汉末年以来，范汪、华佗、张仲景、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陶弘景等名医，都闭口不谈热病，而是众口一致地说起了伤寒，成了不可逆转的时代风尚。到了杨上善的时候，把当代的“普遍认识”上溯，似乎“内经”也是只说伤寒不提热病的，所以将就着用“伤寒”做了篇名。
“伤寒有五”既体现出《难经》“审因论治”的思想，也反映了《难经》作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试图区分外感热病的多样性。也即在探讨外感热病共有的证候和规律的同时，尽可能反映不同外感热病的特点。这一学说，在中医界一直影响了两千年，此后外感热病学说日渐丰富，寒温论争此起彼伏。论争之中，中医外感热病的辨证体系、治疗法则、处方用药逐渐丰富起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人既看不到外感热病真正致病的微生物，也不可能将每一种外感病的病位、病理改变看得十分清晰，只是属于“天才”地猜测病因，没有一个评判的金标准，难免发生见仁见智的争论。
值得注意的是，《难经·五十八难》所说的五种伤寒病，与后世的定义不完全相同。《难经》的定义完全根据脉证，其中并未提季节气候因素；后世命名外感热病，多数局限于季节气候因素。后世说伤寒、中风多在冬春；热病、暑病、湿温，发于夏季，或者发于秋初，都与季节的主气有关。《难经》按脉证命名，体现辨证论治精神；后世按季节命名，希望能够“审因论治”。然而，“病因之难求”，曾经困扰了中医几千年。
由于《难经》的影响，汉以后，《素问》《灵枢》大力论述的热病，完全被广义伤寒所代替，不再被学术界所重视，“热病”证治，几乎成了绝学。《难经》的广义伤寒学说，得到汉末张仲景的推崇与遵循，他著成《伤寒杂病论》，使伤寒病证治空前丰富，也促使《素问》《灵枢》的热病学说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在金元医学争鸣中，寒凉派的开山大师刘河间，虽然大力倡导“伤寒即是热病”，不能作寒医，但他的著作仍称作《伤寒直格》《伤寒标本类萃》，而不以热病名书。
《难经》提到伤寒病的治疗，五十八难说：“伤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寒热之病，候之如何也？然：皮寒热者，皮不可近席，毛发焦，鼻槁不得汗；肌寒热者，皮肤痛，唇舌槁，无汗；骨寒热者，病无所安，汗注不休，齿本槁痛。”其中对于汗法、下法的论述，也成为后世遵循的法则。
《伤寒例》说：“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岂容易哉！”
汗下二法，曾经是《素问·热论》主张的热病主要治疗方法，并且有严格的日数限制，三日之前用汗法，三日之后用下法。在《难经》“五十八难”之中，已经把这两个方法作为伤寒病基本治疗方法。《伤寒例》进行了全面的继承，东汉末年华佗发展出第四日邪气在胸部，治疗要用吐法，也就是华佗用汗吐下三法治疗伤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