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一个用毛笔纪录和传播文化的时代在中国正慢慢离去。我上小学时，笔盒里放一支铅笔，还有一支是毛笔，依稀记得毛笔杆上刻着“小大由之”四个字，现在想起来是说这支笔写小字和大字都相宜的。国文课是一门主课，课程中要练习写大楷，先从描红开始，熟练后才转入临帖。写完字，老师和大人关照我们，要把毛笔的笔头上的墨洗净，以便再次写字时好用。到了小学三年级，开始写作文，改作文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作文后面的评语是用毛笔写的小楷红字，一字不苟，娟秀而工整，使学生对老师写的评语十分敬重。幼年时接受的毛笔写字的教育，使我们从小就培育起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之心。

王学雷完成了他的著作《古笔》，带来书稿，邀我写序，我感到有点惶恐，以前只是对中国文房工具与书画的关系做过一些思考，但我对古笔的了解很肤浅，没有做过深入的专门研究。每次为别人写序，我视作自己的一次专题性的学习，这次为这本专著作序更是如此。我写序的过程中，也增长了不少对古毛笔的见识，因此很乐意向书法爱好者推荐这本书，读者们在看完此书后，也一定会有许多收获。

过去的中国士人对文房用具是很看重的，把笔、墨、纸、砚称作文房四宝，毛笔又占着首要的位置。作为书画工具的笔，分为硬笔和软笔两种，软笔主要是毛笔，软笔又分尖头和扁头两大类，中国士人一直以尖头毛笔为主要的书写和绘画的工具。士人就是读书人，士人阶层的形成与书籍的出现有分不开的关系。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缯书，但由于丝绸材料昂贵，不能广泛地用于书写。取材容易又价廉的竹简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教育的普及。在郭店等楚墓中出土了编连成册的竹简，这种简册可以说是已知的中国最早的书籍。以郭店竹简为例，楚国的竹简长15—32.4厘米、宽0.45—0.65厘米。每简写字不超过30字，是用笔不带波磔的篆体小字。书写时左手将竹简拿于手中，右手执笔书写。每字的宽度不超过0.6厘米，由于字小，写字的笔划必然较细，适合用尖锋毛笔书写。尽管以后的书写材料有所变化，中国士人习以为常地以毛笔作为书写工具。中国汉字的书写能成为书法艺术，并且中国水墨画以笔法为技法要素，都与以毛笔为中国书画的工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毛笔在中国士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甚至中国的一些城市建有文笔塔，用矗立的笔形宝塔来彰显当地文风的兴盛。

中国毛笔的制作工艺是在汉唐时期基本定形的，在这期间出现了书写材料由以简牍为主到以纸张为主的变化。与此相应，毛笔的制作工艺为适应书画材料的变化而加以改进，汉唐古笔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因此对于汉唐古笔的研究是值得关注的。先前阐述中国毛笔的文章和著作，多是具体地介绍一些笔的情况，缺少系统性和连贯性，更缺少对中国古笔进行研究的专门著作。

王学雷的专著《古笔》，是从文物与文献两个方面去考证汉唐时期毛笔源流发展的著作。汉唐时期关于古笔的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和辗转传抄的原故，其中存有歧异和错漏。对古文献进行梳理、校勘、考订，进而探幽发微，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王学雷先后师从华人德、孙晓云两位名师学习书法和古文献学。他多年潜心书法创作，书法作品蕴有魏晋风骨，在沉稳中透出逸致，淡定而优雅。王学雷的书法作品已形成卓特的风貌，多次入选全国书法展。由于他在文献学方面具有扎实的基础，并且又有良好的书法修养，使他能深入地进行古笔研究。他在考证上不囿成见，有寻根问底的精神，锲而不舍地求解析疑，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记载进行明辨，不乏真知灼见。

书中对汉唐古笔的制作形态，从整体到笔的各部分均做了专题性的论述。其中三篇论述东晋的毛笔及晋唐毛笔的制笔工艺。自东晋起，纸张代替竹木简牍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开始摆脱窄长的书法空间的限制。简牍上的书写为单一的小楷字，而纸张上的书写的字体变得多样，出现了中楷字，还出现了连笔的行书。由于字体变大和用笔加长，要求制作出更精良的笔锋，提高毛笔的蓄墨量。作者首先考证和论述了东晋的束帛笔头，提出了制作束帛笔头，主要是为了适应退笔头的需要，并且利于储墨。作者随即考证了晋唐毛笔制作中的“缠纸法”，对于缠纸法出现的时间进行了限定。而在笔柱根缠纸的原因，是起到“欲其体实，得水不化”的作用。其后的《蠡测“二王时代”的笔》一文，是对东晋造笔的总结性论述，作者从东晋的书法字体的发展入手，论述字体与用笔的关系。由于字体的变化，要求毛笔有相应的改进，“缠纸法”和“削管”等新制法应运而生；厘清了相传王羲之所用的毛笔的笔毫的相关问题，进一步揭示晋笔的制作特征，认为王羲之用的毛笔不是鼠毫，东晋人作笔是用秋兔之毫，并论及兔毫的产地、采用的季节和部位的佳选。

接着作者对笔的兔毫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辨明唯兔谓之毫，唯兔毫为贵；又对汉唐兔毛出产的佳地问题予以辩正，还从发展的眼光看待南北两地兔毫的各自特点，并澄清了唐代宣城兔毫的一些疑问。

以往学者对古笔的研究多侧重于笔头，对笔身的研究相对简略，对笔管的称谓及其涵义的探讨亦然。作者对古笔管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将各家对“彤管”的各种疏释，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和考证，还原了“彤管”被误解了的本意。作者还全面对汉唐笔管的功用、制作、用料和装饰做了系统论证，阐发了择笔问题中蕴有的哲理。

随后的一组文章，作者讨论了以毛笔为主体的一系列问题，考释了“笔答”“茹笔”“写书笔”等物事；并做了《虞龢〈论书表〉中的文房论札记》，对古笔研究中的文献引用问题举误指谬，足见作者校雠之严谨。

书的中卷《古笔图说》，详备地搜集和记录了出土和传世战国到唐代的毛笔的图像资料。由于作者有过文物考古工作经历，能够遵循科学地记录考古实物资料的原则，为读者了解和研究古笔提供了详实的图像资料。书的下卷《汉唐古笔文献辑释》，辑录了主要的汉唐古笔文献，并进行了校勘和注释，对文献解读的歧异之处进行校议和案断，使读者能更准确、更深入和更广泛地理解古文献。

由于时代的文化背景不同，年青人中做古文献的辑录和校释的已为数不多，因为这需要有日积月累的读书和整理的功夫。我们欣喜地看到，王学雷是能把冷板凳坐热的青年学者，他孜孜不倦地整理和研究古代文化，获有不少心得，并著之于书。作者谈到他的写书动机时，感慨地说：“总希望尽力地将行将‘消逝’的毛笔文化，像捡拾散落的珠子那样，尽可能地多捡回来些！”其实伤逝是不必要的，只要汉字还在用，作为书写和欣赏的毛笔文化就不会消逝。过去的中华文化是靠笔书写出来的，这就不能不提古笔之功，不能不论古笔之道，不能不考古笔之术。王学雷著《古笔》，话古笔而明察秋毫，可谓有功、有道、有术，使妙笔生花，使古笔不古，我们也由温古而化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