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科技革命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会，当今世界已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依赖于土地、劳动力及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其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知识资源。Grant（1996）指出，知识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核心资源。任何一家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竞争环境中占据竞争优势及获取核心竞争利益，必须不断地创造知识和更新知识。Nonaka（1998）指出，企业存活的关键因素就是不断地创造知识。然而，面对复杂的新产品、新技术、在线服务、附加功能、高质量和创新设计的供给不断增加，企业所需创新资源匮乏以及创新难度加大（Argote, 2000），致使企业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单个企业无法依赖现有知识资源创造新知识、新技术，并且技术的快速革新和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呈现出各知识领域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趋势。因而出现了更多跨领域、跨企业的创新特征，企业间知识合作、技术联盟也相继出现，外部知识资源成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李建明，2008）。通过与其他企业展开多元化合作，企业不仅可以获得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更为关键的是获取新知识和不断地创造新知识，进而提升竞争力及创新绩效的价值。例如，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美国的英特尔公司、Micron Technology公司，日本的NEC公司，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现代电子公司，德国的西门子公司，这6家公司共同合作研发用于个人电脑的常用存储芯片，其中生产的微处理器数量占全球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市场份额的70%，1999年市场总容量达到210亿美元。企业间通过对知识资源的获取，整合内、外部资源，不断增加知识技术的“存量”，这是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核心，也是企业维持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创新绩效的关键。国务院于2006年1月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强调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所肩负的重任。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2年9月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要突出企业为主体，促进资源开放和共享，鼓励企业间协同合作，提升国家整体的创新水平。在国家的大力倡导和扶持下，企业的创新意识和意愿逐步提升，并且随着中国加入WTO，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科学研究和合作创新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因此，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对于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诸多实践表明，合作创新绩效不高、合作动力缺失，使得合作解体和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学者Das等（2000）对合作企业间关系稳定性的研究显示，30%～50%的企业间合作关系不稳定。大宇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由于合作关系不稳定，结束了维持8年的双方在韩国仁川的合作。Serapio和Cascio（1996）对该案例的分析发现，合作终止是由于双方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合作双方目标不一致、合作关系不稳定等原因，使得合作协议被破坏，导致合作失败。在中国，相关研究表明，企业间合作创新实践的合作失败率较高，蒋国平（2001）发现该失败率达到50%～60%。合作关系不稳定、合作创新绩效低下导致合作失败或解体，究其原因在于企业的合作动力不足（何景涛，2010）、合作目标不确定、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从而丧失了合作的满意度和信心。企业根据自身对合作的满意度来选择继续合作还是退出合作，合作满意程度是企业间关系稳定的主要表现，它与合作的业绩和预期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合作创新绩效必须和期望目标相符合，或合作伙伴能够预期到在长期合作中存在潜在收益，合作关系才能建立和持续。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对合作目标作出明确的评价、有效的决策和选择。如果一开始企业就对预期目标结果失望，确信未来没有收益，那么合作关系就不会成立，合作过多的成本也不会增加。如果合作目标不明确，企业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动力发展较满意的合作行为，那么合作一定是失败的。因此，亟须加强有关企业的合作动力或明确合作动机的相关研究，从而为建立有效率、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及顺利开展合作提供指导。

1.1.2　理论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技术快速变革的形势下，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发凸显，知识合作创新作为企业开展创新的重要方式已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雷费克·卡尔潘，2003），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Luo, 2007）。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国外对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的影响因素有三大类型研究：一是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其成果主要集中于企业竞争、产业特征、市场多元性、企业家导向、企业研发投入程度、企业拥有知识价值性、知识异质性、合作时间、合作规模等方面（Mowery等，1998；Dosi, 1988；Arvanitis和Hollenstein, 1994；Li Y.，2008；Kumar K, 2012；Lau C.，2011；Westney, 1988；Duncan, 1972；Teece, 1992；Hagedoorn, 1993）；二是基于社会网络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其成果主要集中于企业间联结强度、企业网络位置、组织学习能力、企业拥有的网络权力和网络资源以及企业间的合作网络惯例形成等方面（Becker和Peters, 1998；Robertson和Langlois, 1995；Sze-Sze, 2008；Cook, 1997；Frazier, 1983；Becker, 2005；Chassang, 2010）；三是基于关系学的研究视角分析知识合作创新，其成果主要集中于企业间的信任与承诺、沟通、开放程度、知识共享和知识获取、合作模式等方面（Annette等，2000；Aric Rindfleisch等，2001；Matthias等，2004；Michael和Weiss, 2013；Kathryn等，1990；Das和Teng, 1998），学者们对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国内也有大量文献分别从制度环境、合作模式、资源异质性、冲突和信任等方面对企业间合作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方厚政，2006；罗炜、唐元虎，2001；潘镇、李晏墅，2008；辜胜阻等，2010；党兴华等，2010；周贵川，2012；李林蔚、郑志清，2013；高山行，2013）。

随着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实践的需求与合作动力不足、合作目标不清晰、合作创新绩效低下等问题不断涌现，学者们开始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企业参与合作的影响因素，以解释和寻找合作动力缺乏、不足以及合作创新绩效低下的源头（王京安等，2013；姜滨滨，2015），并且从组织层面分析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因素和机理。主要从伙伴类型（Lundan和Hagedoorn, 2001；Belderbos和Martin, 2004；李健、金占明，2007；Flynn等，2010；Sivakumar等，2010；孙笑明等，2011；王雪原等，2012；Lahiri和Narayanan, 2013；吴绍棠等，2014；王道平等，2015）、合作行为（Mcgee等，1995；Lane等，2001；Fosfuri和Tribo, 2008；HSU, 2008；李随成等，2009；Oswald Jones等，2010；孙彩虹等，2010；Christina等，2011；Brad等，2011；窦红宾等，2012；王辉等，2012；李林蔚、郑志清，2013；尹惠斌等，2014）、企业能力（Gulati, 1995；Lee等，2006；曾萍、蓝海林，2009；Yang, 2009；Lavie, 2012；沙振权、周飞，2012；孙永磊等，2014）、合作动机（Schermerhorn, 1975；Anderson和Narus, 1990；Hagedoorn, 1993；幸理，2006；苏中锋等，2007）、制度环境（David和Peter, 2004；Antoncic等，2007；Hsien和Lin, 2011；任荣等，2011；Matthew, 2012；王春晖、李平，2012；XuKai等，2012；Lavie Dovev等，2012；Checkley等，2014；Capaldo等，2014；肖振鑫、高山行，2015）等视角进行实证研究。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在企业的合作动机研究方面研究成果不多且较为分散，尚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有关企业的合作动机、合作行为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方面尚缺乏深入、详尽的研究；相关研究不够深入，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不多，特别是鲜见企业间层面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框架；对企业的合作动机对合作行为影响的内在运行规律揭示不足，尤其是政府扶持对其的调控作用，且相关研究大多是以定性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要方式，运用定量研究的探索方式较为匮乏，尤其结合中国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实践数据的相关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难以为企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这就迫切需要研究者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企业间知识合作动机、合作行为、政府扶持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

在哲学上，动机和结果组成了辩证法的一对范畴。我们做任何事都会受到一定动机的支配。动机是我们行动的主观期望，而结果是我们实践的客观后果。结果是动机的体现，也是检验动机的标准。同时，从文献梳理来看，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研究呈现出以下几种趋势。首先，总体研究呈宏观走向微观的趋势。其次，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中企业行为研究的兴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学者们试图发现和分析影响企业间知识合作机制的因素（Morgan和Hunt, 1994；Okamuro, 2007），将企业的合作行为建立在研究模型中解释一些问题。以企业行为为主要研究变量，Fishbein和Ajzen（1977）指出需要建立整合模型。再次，合作创新绩效已经成为企业与合作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议题。然而，合作创新绩效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其测量极具复杂性（王京安等，2013）。对于合作创新绩效的研究存在较多分歧（Nielsen, 2007；Lunnan和Haugland, 2008）。在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合作创新绩效是指个体成员的绩效还是指整体绩效存在争议。本研究中合作创新绩效是指合作后企业单方产生的绩效。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合作的整体绩效与个体绩效密切相关，合作整体绩效建立在个体绩效的基础之上；其二，合作关系的稳定和维系需要合作成员的主动参与，从而能够建立长期、可持续的伙伴关系（Bierly和Scott, 2007）；其三，合作创新绩效的研究方法具有主观和客观两种评价方式，由于创新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合作整体绩效的测量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其测量很难准确、轻易地获取。合作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合作目标实现后企业间终止合作不能代表合作失败（Hyder和Eriksson, 2005），而是代表新的目标和计划将要开始，合作双方已经实现了预期的目标计划。对于企业而言，合作创新绩效的评价可能与个体加入合作的目标相关（Oxley, 2009），用主观指标进行评价更具准确性和完整性，能够对绩效进行全面的评价。

依据经济学原理及企业的性质，合作创新绩效是合作行为的函数，而合作行为又是合作动机的函数，即合作创新绩效是合作动机的函数，动机产生动力机制。从企业参与合作构建的过程来看，合作构建的源头是动机，它是企业对合作结果的预期期望，是衡量合作创新绩效的评价标准，对结果具有直接的影响。企业的合作行为和合作整体的发展过程也会受到动机的支配。同时，现有对合作成员的综合行为特征的研究相对匮乏，对合作行为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机理也有待进一步探索。为了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本研究试图打开其影响机理的“黑箱”，重点关注企业参与合作的动机。企业的动机是合作构建的起始点，对绩效的测量正是基于企业自身参与合作的主观预期。因此，研究动机、行为对绩效的作用机理非常重要。

1.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本书是在理论研究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国企业间在知识合作创新过程中已有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整体上依照理论提出假设、构建理论模型与理论推导、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以及研究启示这样一个规范的科学研究过程展开，并且结合本研究领域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进行分析。本书主要研究的问题有以下四个。

（1）企业参与知识合作创新的动机是什么？在不同动机需求下，企业的合作行为有哪些？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合作动机进行了解释，但相关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

（2）企业的合作动机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有哪些？相互间的作用关系如何？分析合作的整体过程，构建合作的起始点和终止点分别为企业参与合作创新的动机与绩效。合作动机是企业建立合作的原始端，合作创新绩效是企业构建合作的终止端，对合作创新绩效的测量正是基于企业对合作的主观预期。

（3）企业的合作行为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如何？它在合作动机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为企业间知识合作动机、合作行为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4）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府扶持在企业的合作动机与行为之间有何影响？这对企业间顺利开展合作创新以及对合作行为的指导具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