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对策：陛下问天命与治国理政的关系，这绝非我能回答的。根据《春秋》记载的事迹来看，上天和君王治理是有互动的。如果国家发生道德败坏的事情，上天就会降下灾害来警告。如果君王不能反醒，上天就会用更加严厉的灾害来恐吓。如果君王还是不能迷途知返，那上天就会让他败亡，以示惩罚。这样看来，上天仁爱，只要君王敬畏天命，错了能及时修正，上天都会尽力扶持，使他转危为安。事在人为，《诗经》讲：“朝夕不懈。”《尚书》讲：“勉哉勉哉！”都是在勉励君王，要不懈努力。
臣听说，上天要将天下授命给某人成为帝王，一定会显示祥瑞。《尚书》上记载，周武王伐纣时，“白鱼跳入王舟，火焰从天而降，化为赤色乌鸦”，这都是周取代商的天命祥瑞。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得天下者是积德行善而后有了灵验，失天下者则是“淫逸衰微”所致。
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如风，小人的德行如草，风往哪里吹，草就往哪里倒。”当初尧舜实行德政，百姓就仁慈长寿；桀纣实行暴政，百姓就贪婪短命。君王要向百姓推行教化，君王就好比陶匠，百姓就好比放在模型里的泥土，最后能制作出什么样的器具，完全取决于陶匠的手艺。《论语》说：“安抚民众，民众会向心归善；鼓舞民众，民众会齐心协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帝王做任何事情都要秉承天命，强调德政不能强调刑罚。孔子讲“不教而诛谓之虐。”以虐政治理天下终将难以成功。孔子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完了！”孔子的德行可以引来祥瑞，但由于身份卑微，没能引来祥瑞。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爱民而好士，是一位有道之君，可以引来祥瑞。可是天地还没有感应，祥瑞还未显现，这是因为没有推行教化，百姓还未走上正途。民众追求利益犹如水流，水都是从高处向低处流动，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遏制民众趋利的欲望。上古的圣王懂得这些道理，治理天下，首先推行教化。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邑设置痒Xiang序，引导百姓向善，崇尚仁厚，礼义，谋求利益要有节制。所以上古时刑罚很轻，犯罪的百姓也少，就是教化发挥了作用，是风俗淳厚导致的结果。
继承乱世的君王，要消除上代留下的恶行，同样要推行教化，使百姓有好的民风民俗，这样王朝经历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落。周朝末年，君王无道，最终失去天下。秦继承衰落的周朝，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严禁文学，抛弃礼义，抛弃先王的治世之道，专注于肆意妄为的法家思想，只拥有天下14年，便土崩瓦解。秦政以乱治乱，民众饱受刑罚的摧残，危害至今未消除。秦政使人民顽劣、道德败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孔子讲“腐朽之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汉继承了暴秦，社会犹如朽木粪土，要用善政治理，难以奏效。法出而奸生，令行而诈起，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越治理问题越多。这就好像琴瑟已经不能调音，应该将其拆开，重新装配才能演奏。制度败坏到极点，只有重新制定，改弦更张，才能治理好国家。
汉建国已有70余年，历代君王都努力想治理好国家，却效果不佳，就是没有改变制度，很多制度应改而未改。古人讲：“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不如彻底改革，从中求得大治，在大治中消除祸患，迎来祥瑞。《诗经》讲：“贤君安民，天降福禄。”为政能为百姓考虑，上天自然会降下祥瑞。“仁义礼智信”，是五常之德，君王应时时修养；五常同时修养，上天自然会襄助，享受鬼神祝福，仁德延及域外，惠及群生。
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君权神授”和“天人合一”的主张，他认为君王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天意可以与人相互感应。如果一个国家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天也会风调雨顺。如果国家的政治出了问题，君主暴虐无道，天就会降下灾祸来警告他。如果君王还不知悔改，天就会给他最严重的惩罚，让他失去自己的国家，而让另一个贤能的人取而代之。所以“汤武革命”由于是为了推翻暴君，便是合理的。汉朝推翻了暴秦，也就具有了合法性。天意通过自然现象（灾异或祥瑞）警示君主，强调“君权神授”，同时警示君王须“以德配天”。这一思想既为皇权提供了合理性，也试图约束君主行为，倡导仁政。所以他又提出了君王要时时修养“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德，并强调了教化民众和汉朝彻底进行制度改革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