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尘历三百七十九年，赵仁基在禁军的簇拥中踏上丹墀，手中所持并非先帝遗留的“天命金册“，而是一卷墨迹未干的《犁元新命诏》。
诏文首句“昔太祖以剑定天下，今朕以犁养黎元”，便已预示这个通过政变登基的帝王，将要在年号与军制的双重棋盘上重构平朝的统治逻辑。
当司礼监宦官展开新制年号黄绫时，满朝文武皆惊——“平昌“二字力透纸背，较之先祖“天明““天佑“的玄奥天命，更像一把劈向积弊的快刀。
这恰与肃宗上月颁布的《都督府改制诏》形成呼应：将太宗朝设立的二十四都督府经思宗、僖宗两朝膨胀后余下的十九府，重新划定辖区，规定“都督三年一迁，不得兼领州府民政“。
枢密院案头的舆图上，松漠、苍梧等旧都督府的朱红边界已被墨线覆盖，取而代之的是“平虏““安边“等新都督府的标识。
这种符号更迭在常州最为显著：昔日大将军府门前的“天威“匾额被换作“安锦“，新任都督赴任时，随驾的不再是象征军事特权的玄色纛旗，而是绘有五谷丰登纹的杏黄旗——正如肃宗在朝堂所言：“朕之年号，非祈天庇，乃求民安；朕之军制，非固将权，乃固民本。“
这种双轨改革在平昌五年的安河治理中达到巅峰。
当肃宗亲率文武祭祀河神时，祭品中除去传统的“天牲“，更有新垦的占城稻穗。
随驾的起居郎记载，皇帝在河工现场对督工都尉说：“尔治河之功，胜过去岁'天宝'年间十万天兵——年号之贵，不在天而在人。“
从“天盛“到“平盛“的军政互文，思宗朝遗留的“天盛铜虎符“此刻正躺在尚书省的档案库中，虎符腹部的“天盛十三年造“铭文已被铜绿侵蚀。
这些曾赋予都督“专征专饷“大权的符节，在肃宗改元“平盛“的同年被熔铸为“平准钱“，用于收购准南滞销的茶叶。新铸的调兵符节改用竹制，上刻“平盛五年制·户部验讫“，暗示着兵权与财权的再度分离。
这种对“天“字符号的系统性重构，在廷对策论中亦有体现。
平盛二年的殿试题目竟是《论“天威“与“民威“孰重》，得魁者王靖安在对策中写道：“昔太宗设都督以卫民，后乃成扰民之虎；今陛下废'天'号以正名，反得安邦之基——盖因兵符之利在制衡，年号之妙在应时。“
此论暗合肃宗正在推行的“三权复归“计划：将太宗朝“都督掌训练、都统司掌调遣、兵部掌粮饷“的旧制，升级为“都督府练兵需报枢密院，都统司调兵需验户部印，兵部协饷需核监察司“的多重制衡。
平盛七年的冬末大朝会上，当九位新都督向皇帝呈递“军民分治“书时，殿外忽降瑞雪。肃宗趁机改元“承平”，并诏告天下：“昔太祖以'天明'开基，朕以'平盛'守成——天不可常恃，平不可不修。“
这番话被史官郑重记入《平典·年号志》，成为平朝从“武治“转向“文治“的标志性注脚。
肃宗驾崩时，留给仁宗的不仅是“承平“年号的继位诏书，还有一匣用黄绫包裹的《都督府考成法》。
这份凝聚着肃宗晚年心血的书文，详细记载了九大都督府的辖境、兵额、粮赋定额，末页朱批“后世若改年号，先查都督之册“，暗示着制度建设已成为比年号更重要的统治根基。
及至赵隆嘉登基，初改元“太初“时，
史馆属吏曾建议恢复“天“字年号传统，却被赵隆嘉驳回。
他在给枢密使的密折中写道：“肃宗皇帝废'天'字而强军制，方有今日九边晏然；若复'天'号而弛都督之防，与思宗朝何异？“于是“太初改制“的第一刀，便指向了肃宗遗留的九大都督府：将“平虏““安边“等军事色彩浓厚的府名，改为“准南““司南“等以地域命名的称谓，同时设立“都转运使司“，将都督府的粮饷权彻底收归中央。
这场发生在着尘历四百四十九年的改革，在扬州都督府的档案中留下了有趣记录：当新任命的转运使抵达时，都督府长史竟拿出肃宗朝的“平盛铜印“自嘲：“昔年陛下祖父以'平'字破'天'，今日陛下以'太初'立新，变的是印文，不变的是这颗怕都督坐大的心啊。“
史臣论曰中“年号者，帝王心迹之镜“的论断，在此刻获得了更深层的注解：从太祖的“天明“到肃宗的“平盛“，再到赵隆嘉的“太初“，平朝年号的变迁始终与军制改革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