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清明，石狮制衣厂的老槐树开花了。米白的花串垂在车间窗外，风一吹就落进染缸，漂在靛青的布料上像浮动的星子。阿伟蹲在树根旁抽烟，火星明灭间瞥见树皮上刻着的“1996”——去年毒染料案开庭那日，秋风用裁皮刀留下的记号。
“市里要来检查！”厂长的破锣嗓子惊飞一群麻雀。阿伟掐灭烟头，顺手把咳了血丝的纸巾塞进裤兜。秋风从质检室探出头，腕上的银镯映着春光，新刻的“1997.4.5”泛着淡淡银辉。
劳动局的检查清单足足三页纸：
1.禁用童工
2.工时合规
3.工资发放
4.安全设施
……
阿伟跟着检查组走进车间时，女工小芳正踮脚够高处的布料。检查组长老陈突然问：“满十六了吗？身份证看看。”
秋风快步上前揽住小芳的肩：“上月刚过生日，证件在人事科存着。”
她悄悄冲阿伟眨眼——那孩子其实才十五，但秋风连夜帮她改了户口本年龄。检查组走后，小芳躲在仓库哭：“秋姐，我不想回山里嫁人……”
秋风把新工牌挂在她颈间：“从今天起，你叫周芳龄，十八岁。”
镇政府的夜校开在废弃粮仓里。阿伟蹲在最后一排啃馒头，看秋风在黑板上写“加班费计算公式”。
“工作日加班1.5倍，休息日2倍，法定假日3倍！”女工们跟着念，声音震得梁上灰絮簌簌飘落。
课间休息时，瘸腿门卫老李凑过来：“阿伟，我这腿算工伤不？”他卷起裤管，露出被裁床压变形的膝盖，“十年前的事，还能讨补偿吗？”
秋风递上《劳动仲裁指南》：“只要证据在，永远不晚。”
老李的泪砸在泛黄的病历上，晕开了“永泰服装厂”的印章。
市电视台的采访车伪装成运布料的货车。阿伟戴顶破草帽，扛着摄像机混进黑作坊。
逼仄的阁楼里，十几个女工蜷在缝纫机前，手指缠满胶布。老板叼着烟骂：“今天不赶完这批货，谁都别想吃饭！”
镜头扫过墙角的童工——有个女孩瘦得像芦苇，正踩着板凳锁扣眼。阿伟的拳头捏得发白，直到秋风在耳麦里提醒：“冷静，取证要紧。”
当晚，执法队冲进作坊时，秋风在直播镜头前举起女孩的工牌：“她叫林小花，十三岁，本该坐在教室里画春天。”
服装厂外墙刷上了新标语：“安薪劳动，尊严生活”。油漆未干就被阿伟蹭了一身——他正给通风管道加装防护网。
“以前这儿掉过螺丝钉，砸穿老王的头皮。”他冲秋风晃了晃安全帽，“现在连只苍蝇都飞不进。”
秋风仰头望着天窗，阳光穿过新装的防尘滤网，在她脸上织出细密的金格子。三年前这里飘着毒布料的碎屑，如今连飞尘都带着槐花的甜味。
---
####**六、账本**
财务科的保险柜换了指纹锁。阿伟翻着新式工资表，突然笑出声：“刘二狗上个月加班费比厂长还高！”
秋风正在核对社保名单，银镯磕在计算器上叮咚作响：“他老婆刚生二胎，夜班补贴够买奶粉了。”
窗外传来女工们的笑闹。小芳举着工资条跑过，粉红信封上印着“本月全勤奖”。阿伟的咳嗽被欢呼声淹没，只有秋风注意到他抹去嘴角血丝时，指节攥得发白。
镇东头新开了家工人诊所。穿白大褂的姑娘是当年毒染料案的过敏儿童之一，如今卫校毕业回来当护士。
“阿伟哥，止咳糖浆要按时喝。”她把药瓶塞进阿伟怀里，“秋姐特意叮嘱的。”
后院的煎药炉咕嘟冒着泡，药香混着槐花香飘进车间。女工们排队领防过敏口罩时，秋风正在教护士看X光片：“这片阴影可能是陈旧性病灶，要结合……”
阿伟默默把诊断书又往裤兜深处塞了塞。
劳动局大厅挂满锦旗，最醒目的那面绣着“青天在上”。阿伟盯着落款的“永泰服装厂全体工人”，突然被老陈拍了下肩。
“你小子别得意！”老陈晃着投诉记录本，“上月还有两起拖欠工资的案子。”
秋风笑着递上调解协议书：“鞋厂老板答应分期付款，今天第一笔钱刚到位。”
窗外，鞋厂女工们举着到账短信又哭又笑。阿伟摸出颗润喉糖含住，把咳血的冲动压回胸腔。
千禧年除夕夜，阿伟和秋风爬到服装厂屋顶。全镇灯火连成星河，新世纪的钟声惊起一群白鹭。
“药厂赔款到账了。”秋风哈着白气，“够给所有受害者装净水器。”
阿伟望着福利院方向，那里新栽的松树上挂满彩灯。三年前过敏的孤儿们正在操场放烟花，有个女孩举着“未来医生”的纸牌朝他们挥手。
他的咳嗽终于憋不住，血沫溅在袖口，像绽开的红梅。秋风假装没看见，把围巾裹住他冰凉的脖子：“明年开春，咱把老家的瓦房翻新吧？”
槐树在风里沙沙作响，仿佛在说：好。
新世纪第一缕阳光爬上质检室的显微镜时，秋风正在录入最后一批甲醛检测数据。屏幕荧光映着银镯上的新刻痕——“2000.1.1”。阿伟蜷在值班室长椅上浅眠，咳出的血丝在晨光中凝成琥珀色的痂。窗外，老槐树的根系悄悄拱开水泥地，向着更深的土壤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