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的海啸——黄金权杖出土

20世纪30—40年代，可谓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草创阶段，虽属星星之火，但其启明奠基之功，却至今犹令人景仰、嗟叹！然而，限于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状况，郭沫若及月亮湾发掘者们的推测并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有力佐证，尚只能停留在期盼之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考古发掘与考古研究的历史也掀开了生机勃勃的崭新一页。1953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号角吹响，“天成铁路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在成都正式成立，由天成铁路（后来改成宝成铁路）工程政治部主任龙光瀛任主任委员，西南博物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任副主任委员。其下设工作队，沿拟建铁路沿线驻扎，调查清理与保护文物古迹。

冯汉骥教授上任伊始，即专程去广汉调查——20年代至30年代月亮湾的考古发现，仍使他念念不忘。那时（1953年）追随冯汉骥前往广汉的工作队员中，就有四川考古界元老、著名考古学家王家祐先生——当时他还年轻。他们“在鸭子河边漫步察看土层，无所获”。1955年，受省文化局派遣，王家祐又偕江甸潮一道，再赴广汉调查。1956年，王家祐身背一个简单的行李包，三赴广汉，干脆住到月亮湾燕家，与年过七旬的燕青保对榻而眠，长夜倾谈，竟结为忘年之交。在他的动员下，燕青保从田埂边挖出一家三代深藏20多年之久的玉琮、玉瑗、玉钏和玉磬等珍贵文物——它们是20—40年代广汉出土的古蜀文物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献给国家。1958年，王家祐与江甸潮作为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四赴广汉，调查了整整一个月，特别在月亮湾至北中兴乡的三星堆一带盘桓良久，仔细踏勘和试掘，发现三星堆文化层内涵与月亮湾竟然一致。他俩当即建议广汉县（今广汉市）有关部门加以保护。他俩的调查结果，后来形成那篇颇有影响的《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发表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上。在这篇调查记里，他俩向考古学界发出了进一步调查、认识与研究“广汉文化”的呼吁。

之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于1959年及1963年先后两次来到月亮湾，收集和挖掘出一些玉石器。1963年那次，他们在1934年发掘的基础上，将月亮湾文化层(1)再细分成上下两层，分别定属为商代和西周早期。当时，身兼四川省博物馆馆长与四川大学历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等职的冯汉骥教授站在月亮湾的发掘现场，遥指与其一河（马牧河）相隔的三星堆说：“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他还和他的助手童恩正先生做出推测：月亮湾古遗址很可能是古蜀国杜宇氏的玉石器作坊。由于开明氏的突然政变，人们在仓促中将所有的东西埋藏起来，保存至今。

后来的调查发掘证明，冯汉骥以及王家祐等的预见是大体正确的。1976年9月，冯汉骥指导童恩正写出了《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对广汉出土玉石器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清理与研究，进一步指出：

这里文化层的堆积很厚，范围也相当广泛。很可能此处原来是古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发现玉器的地点，即为其手工业作场所在地，历年来出土的玉石成品、半成品和石坯，应该就是这个作场的遗物。

这篇文章，由冯汉骥、童恩正联合署名，同时发表于《文物》1979年第2期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上。其时上距冯汉骥逝世两年余，而下离三星堆遗址的正式发现则只有一年了。

1980年春，南兴镇二砖厂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制砖坯时，在耕作层下二三十厘米深处，挖出了大量陶片和少量石器。曾在湖北宜都县（今宜都市）红花套发掘过5 000多年前古遗址的广汉县（今广汉市）文化馆敖天照发现，这些文物与红花套所出土的颇为类似，立即报告了省文管会。这年4月，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王有鹏会同广汉县（今广汉市）文化馆人员，详细考察了三星堆，认定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并于5月开始试掘，果真出土了一批陶、瓷器。同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队进驻三星堆遗址，开始正式发掘；到1981年5月，即挖出豆、罐、盆、杯、碗、壶、勺、网坠等陶器和锛、凿、锥、矛、刀、杵等石器数百件。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发掘还第一次在成都平原上清理出属于商周时期的且带有浓厚的西蜀特色的房屋(2)基地18座、灰坑3个和墓葬4处。

1982年3月—1984年5月，考古工作队继续在这里发掘，找到了更晚的文化层，它类似于最早发现的蜀文化的新繁水观音遗址，这就为研究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1986年3月1日，已是仲春时节，以往连数九寒天也鲜见雪花的川西坝子，这天却纷纷扬扬地下起一场鹅毛大雪。也正是在这一天，由四川大学历史系林向副教授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助理研究员共同主持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考古发掘揭开了序幕。川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们和省考古工作队，顶着刺骨寒风扫除积雪，以当时残存的半个“三星堆”为基准，进行网格布方。待到菜花飘香、蜂蝶乱舞的时节，他们已挖完53个探方，总面积达1 325平方米；在厚2.5米的16个文化层内，共发掘出9座房屋遗址、101个灰坑、10万多块陶片和500余件铜、陶、玉、石、漆器等。其出土的陶器，有类似中原出土的陶盂、陶觚、陶豆，又有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平底器陶盉、陶瓮、陶钵、陶壶，还有制作精美的饮具、炊具和酒器。其中有10多件制作精致的鸟头陶柄勺，特别引人注目。

这次发掘证明，三星堆和月亮湾方圆6 000平方米内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遗址的特征相同，它们应是古蜀文化遗址的两个有机部分。而其16层探方土质，经碳十四测定最早年代距今4 800年左右。探方的剖面则成为川西平原近5 000年来演绎进化的世纪标尺。

三星堆遗址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各级领导和学术界的重视。中宣部原副部长廖井丹看了三星堆出土文物后说，这个遗址是研究古蜀文化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遗址，一定要保护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先生则说，多年来对四川的古文化一直心中无数，现在看到这许多文物，就看到巴蜀文化了。

不久，一个引起整个考古界更大骚动和振奋的日子到来——1986年7月18日上午8点过，砖厂工人杨运洪、刘光才等在三星堆土堆附近正起劲地挖土方取砖泥，突然“砰”的一声，一些脆东西被挖烂，向四周溅去。一位工人捡起一看：“啊！是玉！”原来是一根40厘米长的玉璋被挖碎了。考古队队长陈德安等闻讯赶到现场，立即封闭了这个埋藏点，并报告省文管会和中共广汉县（今广汉市）委。接着，他们很快找来晒席、竹竿和塑料布搭起棚子，开始发掘。时值溽暑炎夏，白天烈日当空，考古队员挥汗如雨；晚上加班加点，蚊虫叮得大家浑身红肿起泡。然而，考古队员们的锄、锤、铲仍一刻不停地挥动着，敲打着。他们普遍都有一种预感——一种发现令世界震撼的奇迹的预感，在鼓舞着他们……

九天九夜过去了，7月27日凌晨3点，奇迹终于出现了——一根黄金手杖呈现在他们面前！疲惫不堪的人们顿时兴奋起来。在当地民兵和公安保卫人员的协助下，又经过几昼夜的努力，“宝库”的大门终于打开。奇异的阿拉伯神话——《天方夜谭》曾讲述，阿里巴巴来到一个神秘的山洞前，叫一声“芝麻，开门吧！”果然，满洞的金银珠宝就呈现在他的面前。想不到，这一神奇的传说，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川西平原的三星堆变成现实：金杖、黄金面罩、青铜跪坐人像、玉璋、玉戈和象牙等400多件珍贵文物，异彩纷繁地显露出来了！纯金卷包的金杖，长1.42米，净重463克，其上平雕有戴冠的人头、鸟、鱼等图案，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黄金面罩，则与常人面庞大小相当，眉、眼、口部镂空，鼻梁突出。13件青铜头像，与真人头部一样大，空心铸造，高鼻阔目，耳大颐丰，表情各异，在我国也是首次发现。另有数十件青铜面具、青铜人坐像、青铜龙、青铜虎，一大批青铜礼器、玉器、石器，10多根亚洲象牙。这座长4.6米、宽3.5米、深1.64米的“宝库”，当时即被一些研究者推测为蜀王鱼凫氏时期的“祭祀坑”。后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今广汉市）市文化局等三单位的《发掘简报》则正式将其命名为“一号祭祀坑”。其出土的青铜头像造型独特，线条优美流畅，比例适当，表现准确，在雕塑艺术和铸造技术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戈、璋等玉石器，形制宽大，器身极薄，锋刃犀利如新，表面光泽细腻，十分精美；而开片、雕琢、抛光等工艺水平亦都达到娴熟的程度，反映出当时蜀人的手工业已具有较高水平。

令人惊奇的是，在一号“祭祀坑”发现不到一个月，在离它二三十米远的地方，砖厂工人杨永成、温立元等取砖土时，又发现几个青铜人头像和面具。考古队随即循踪挖去，花了30多个昼夜，又发现一座长5.3米、宽2.3米、距地表深约1.55米的“宝库”。这里有一尊2.608米高的大型青铜立人像躺卧着，它那巨大的双手似乎在拥抱周围那一大堆价值连城的黄金面罩、六七十根约1米长的象牙以及罕见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鸡、青铜蛇、青铜鸟、青铜铃、青铜树与玉器等瑰宝。这个坑出土的文物品种和数量都远远超过第一个坑。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坑也许同样是蜀王鱼凫氏的遗物，因此，省文管会等三单位的《发掘简报》又称其为“二号祭祀坑”。

三单位的《发掘简报》根据地层的叠压和遗迹的打破关系，以及祭祀坑内出土的文物形制及其时代特征等分析，认为一号坑的时代相当于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3世纪），二号坑的时代相当于殷墟晚期（约公元前11世纪）。

两个坑的青铜器、金器和玉石礼器在我国同时期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它们不仅在巴蜀文化和四川地方史研究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还填补了中国先秦史、中国考古学、中国青铜文化以及中国冶金史、工艺史、美术史上过去曾出现过的重大的空白，对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古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宗教观念与礼仪制度都具有十分明显的价值。

1986年8月23日，新华社一则简短的电讯划破夏秋之交的沉闷天宇，将一个来自中国西南的重大发现报告于世界：

考古工作者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目前所知四川境内面积最大的早期蜀文化遗址……过去发现的有关巴蜀文化的考古材料仅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次发掘，把巴蜀早期历史推前了一千余年，即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三千年左右。出土的精美器物和房屋布局，说明当时已有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显示出已达到文明社会阶段。

紧接着，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记者蜂拥而来，跟踪采访，相继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将一条条更加惊人的消息传送到海内外：

迄今我国发掘的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古代青铜雕像群——四川广汉县（今广汉市）三千年前青铜雕像群室内清理工作已经展开……这个青铜雕像群和与它们同地点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其他重要文物的发现、清理，对研究中国巴蜀地区青铜器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其中最大的青铜人像，是我国所发现的商周时代最大的青铜制品之一，……已清出的十几个青铜人头像中，尚未发现用同一模子制成的形象相同者，这说明三千年前我国古艺术家之青铜雕塑技术已十分成熟。

——《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0日

过去，在世界青铜器时代考古史中，只有埃及、希腊才有出土的真人大小的青铜人雕像、真人头部大小的青铜人头雕像、真人面部大小的黄金面罩，如今中国也发现了这些文物，其中不少都是全国首次发现。……这次发掘的四川考古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是全国商周考古的重大成果。……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媲美。

——香港《文汇报》1986年12月21日

大量出土材料表明，早在4 000多年以前，这里已存在一支古老的土著文化——“蜀文化”，整个文化内涵既不同于以鼎、鬲、甗等三足器为主要炊器的中原文化，也有别于以彩陶文化为主的西北文化。“蜀文化”的先民们在这片沃土上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饲养猪等家畜，掌握高超的建筑技术，至迟到商代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并进入阶级社会。这组遗址群很可能是具有国家雏形的古代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许与传说中的早期蜀王鱼凫、杜宇的都邑有关。

——《人民画报》1987年第6期

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里，中国和整个世界的考古学界都怀着无比兴奋和焦急的心情密切关注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清理以及与此相应的研究工作的进展。

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说：“这就是古蜀文化的生长点……”时届90高龄的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秀熟老人则欣喜万分地说：“我等了80年，盼望巴蜀文化的重大发现，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童恩正教授亦指出：“这简直是世界奇迹！”

而那些曾为古希腊青铜文明眩晕和躁动不已的西方学者们，面对着三星堆遗址的这些与大名鼎鼎的德尔菲御者铜像、宙斯铜像以及波塞冬铜像大小相当，在时间上却早出六七百年以上的大型青铜雕像的传真照片，更是瞠目结舌、不住颔首称赞。英国学者戴维·基斯于1987年8月13日在英国《独立报》上发表的题为“中国青铜雕像无与伦比”的评论中写道：

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它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中国的青铜制造长期就被认为是古代最杰出的，而这次发现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首席中国考古学专家杰西卡·罗森则认为：

这些发现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三星堆——这个川西平原上很不起眼的地方，竟然令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与震撼。从这时起，三星堆遗址和由此命名的三星堆文化便成为巴蜀文化、先秦文化、中国考古文化以及其他众多的相关领域、相关学科翘首引颈的关注对象。《文物》《考古》《考古学报》《文物天地》《中国文物报》等各种专业报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四川日报》《成都晚报》等不断辟出大版篇幅，争先报道与公布三星堆遗址清理情况与三星堆文化研究情况。

198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三星堆遗址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届古稀的张爱萍将军亦欣然命笔，为三星堆遗址题下十个遒劲大字——“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余年间，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在广汉月亮湾进行多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并由调查与发掘者们写出了多篇有分量的研究文章，从而对广汉遗址的范围、时代及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而从1980年5月开始，广汉古蜀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进入一个最为烨伟烜赫的新阶段。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广汉县（今广汉市）文管所将发掘重点移向三星堆，进行了长达21年的连续发掘，截至2001年5月，在12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进行了13次正式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特别是1986年七八月间对两个“祭祀坑”的大发现，可以说是在整个考古界掀起一阵海啸——其余响回旋，至今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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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维汉、林名均将月亮湾遗址分作农耕土、文化层与生土层三种。

(2)　“木骨泥墙”和有穿斗夹壁的厅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