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7年，我从网上购得新出版的《〈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研究》一书。阅读之后，始知此书是历史学博士周云逸所撰。周博士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故其书得以列入《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丛书》。此书是文史学者撰写的本草文献研究，其中多有与中医文献学者不同的视野与见解。由此书我开始关注周博士的研究。
2020年6月，在与人民卫生出版社崔长存编辑的谈话中，得知周博士整理的一部本草书要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崔编辑对该书追溯原书引文之源的功夫颇为赞赏。同月，周博士来寒舍主持以“本草纲目引文溯源”为主题的在线学术会议，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此后周博士将其整理的本草书稿相赠，并请我为此书写一篇序。我在看完周博士整理的《清代辨义本草二种》之后，感触良多，愿借此序略抒胸臆。
关于如何解读中医经典，挚友黄龙祥教授最近提出4个标记：①不明作者思想和编纂方式则未真懂；②不破译全书的编写体例则尚未入门；③不辨基本构成及文本保真度则结论必错；④不知医、不明史则读古医经难入室。我非常赞同此说，且认为整理研究其他医药古籍，也应该参照这4个标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医古籍的整理出版在数量上已蔚为大观。但高质量的古医籍整理并不算太多。相当一部分校点本属追风赶浪、低水平重复。中医古籍的整理，并非是简单的文字校对。其最终成果应该对辨章中医学术、考镜学术源流有所裨益。周云逸博士的本草书整理，在这方面作出了值得点赞的成绩。
《清代辨义本草二种》含清代尤乘《药品辨义》、清代苏廷琬《药义明辨》两书。此二种本草书均为清初之作，书名都嵌有“药”“义”二字，故内容均以探讨药物生效之理、临床用药之理为主；篇幅都不大，收药精而少，论说简而明，属临床实用简要药书，且至今尚无人整理出版。关于此二种本草书的内容及价值，周博士在“前言”中已有详载，不赘。本序只想谈谈周博士整理校注此二种清初本草书所下的功夫及其特色。
据周博士对此二种本草书的调查研究，可知此二书均非作者原创之作。其中尤乘《药品辨义》是针对明末贾所学《药品化义》的增辑考辨；苏廷琬《药义明辨》则是节取明末清初刘若金《本草述》之要，再增入己见而成。整理此类古医籍，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分不清哪些内容是前人原创，哪些内容是作者新增。这些问题若不明了，就无法了解此书的学术传承源流，无法令其中的是非各有所归。周博士对此二书的作者生平、编纂过程、编写体例、基本构成、版本流传等都有细致的研究，并实地考察了此二书藏于国内的各种版本。所以周博士能在校注此二书时，熟练把握原作者所能参考的各种著作，用于标注其原出处，并引用其中有价值的原文，以便最大限度做到文本保真。
文史研究是周博士所长。从其对此二古医书中所引文献的溯源，可知其对古文献的熟悉与搜索能力功底深厚。《药品辨义》中涉及明代贾所学《药品化义》原文，以及尤乘增补之文，若不加以区分，则容易导致学术源流紊乱。周博士在该书几乎所有篇节之前，都注明其来源于何人、何书，这就使全书的构成与源流十分清晰。周博士根据尤乘的生平经历，重点关注尤乘之师李中梓及其他同时代名医的相关著作，兼及其他多种医药及文史书籍，其中不乏冷僻的文献。例如《药品辨义》“药力所主”之后有文曰：“如云‘至静而能制群动’‘无形能生有形’。此太极玄机……”在一般古医籍的整理中，对这样未注明来源的引文基本是视而不顾。但周博士却分别加以注解：“至静而能制群动：语出明代万民英《星学大成》卷一‘夜贵人诗’条。”“无形能生有形：语出明代伍守阳《伍真人丹道九篇·七日采大药天机》。”对医者来说，如此偏僻的文献，此书也能溯及其源，可见周博士所下的功夫、所花费的时间，非一般校勘此类医药书者所能比。该书“方有君臣”一节引用了“何柏斋”之说，周博士注出“语本何瑭《医学管见·论君臣佐使》”。须知“何柏斋”所著《医学管见》的单行本清代以后在国内流传甚少，最近才从日本复制回归其单行抄本。由此可知，周博士并没有因所校之书非经典医籍而少下功夫。这种治学态度与精神值得褒扬。《清代辨义本草二种》全书古籍原文仅十几万字，周博士却能对书中400余处引文予以溯源，难能可贵！
引文溯源遵循的是史学家陈垣创立的“史源学”。“史源学”是寻考史料来源的学问。陈垣认为“史源不清，浊流靡已”。对于中医文献整理来说，“史源学”同样有助于厘清中医文献中的学术源流，使之在疾病诊治、药物考订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例如《药品辨义》尤乘新增的“暑药类·西瓜”条，引文溯源就对考证西瓜来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瓜”非我国原产，它被引进中国的时代，自古就有争论。西瓜首见于元代吴瑞《日用本草》。李时珍据胡峤《陷虏记》，断言“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但在《药品辨义》中，引刘桢、陆机、张载三条引文，云“此三子皆晋人也，则五代时始有，亦谬耳”。也就是说，该书提出晋代中国就有西瓜。此说在当今网络上颇为流行！然此说可信吗？
《药品辨义》“西瓜”条不过350余字，周博士所出之注多达15条！依据周博士的文献溯源，可确认以下史实：提出晋代有西瓜的不是尤乘，其说原见明代王肯堂《郁冈斋笔麈》卷二“西瓜”条。“刘桢赋”并非见于宋代洪皓《松漠纪闻》，而是出自“明代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三十一《刘桢集》”。所引陆机“摅文抱绿，披素怀丹”，其原文是“或摅文而抱绿，或披素而怀丹”。据此原文，“摅文抱绿”“披素怀丹”乃形容不同瓜表面的颜色，并非形容同一种瓜，更不能臆想“怀丹”就是红瓤，“抱绿”就是青皮，进而推导此即西瓜。“诗无达诂”，仅据诗赋中的只言片语，再凭臆测去鉴定物种，王肯堂的立论难以服人。据《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所载，胡峤在外域逗留了7年，于（后周）广顺三年（953）逃回中国。他在外域“始食西瓜”，也知道“契丹破回纥，得此种”。这说明五代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已经种植西瓜。南宋使节洪皓在金国滞留10余年，从金返回南宋（1143年）后撰有《松漠纪闻》，其中载“西瓜形如匾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予携以归，今禁圃乡囿皆有”，可见洪皓将真正的西瓜从北地传到了南方。
由此可见，考察引文的源流，绝非文人好事，也不仅可用于历史研究，对辨章中医药学术源流同样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周博士校勘《清代辨义本草二种》是她从历史学进入中医药学的首次尝试，故此书整理还未能尽善尽美。但她出手不凡，能将其所长运用于中医文献整理研究，且肯下大功夫，认真扎实地“因枝振叶，沿波讨源，从而还原文献本真”（见本书《校后记》）。此举甚有益于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向深度发展。其诚可嘉，其法可赞，故乐为之序。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郑金生
2020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