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治未病”理论在慢性肾脏病领域的应用及保健要点

第一章 中医“治未病”从肾论治概述

第一节 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学术源流

一、中医“治未病”概述

中医“治未病”一词源自中国古代“防患于未然”的避祸、预防思想。“未病”一词首见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医“治未病”理论的萌芽于《周易》：“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中医“治未病”的理论首次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该书中三次提到“治未病”的医学思想并深入阐述，其论述内容可总结为：未病要先防、治病在萌芽、待衰时则刺、既病要防变。中医“治未病”思想发展于东汉时期张仲景《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伤寒杂病论》中云：“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警示人们提前预防疾病，如果有病要提早医治。中医“治未病”思想成熟于清代，代表医家为叶桂（叶天士），其在《温热论》中指出“先安未受邪之地”，他提出祛邪泻热，务尽务早，保津养阴，贵在未匮的“治未病”思想。中医“治未病”思想经历了酝酿、萌芽、体会、领悟直至诞生，是历代医家在长期实践与理论结合的过程中，通过反复推敲、总结、提炼而成的，是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方法，是中医治则学说的基本法则之一，对预防养生和临床诊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中医药文化的不断进步，中医“治未病”思想得到历代医家的推崇和学习，并不断对其进行扩充和完善，形成中医养生保健和防治疾病的预判思想。东汉名医华佗，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发扬养生理论，创立“五禽戏”健身法，倡导通过运动来改变身体状况。张仲景整理了《黄帝内经》中的“治未病”思想，梳理出行之有效“治未病”思想体系，大力发展中医“治未病”的理论，深入发展“治未病”的临床应用。晋代葛洪，极其重视人的“精”“气”，对养生防病、治未病有丰富的经验，他主张“养生以不伤为本”。唐代“药王”孙思邈，经过长期临床论证，科学地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总结归纳出一套动与静相结合、药材与食材相结合的“治未病”的方法。宋代医学家们摸索出种痘接种法，是人类最早提出人工免疫法，为世界预防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宋代陈直撰写的我国第一部关于防治老年病的专著《养老奉亲书》，张果《医说》曰：“若要安，三里莫要干”，窦材在《扁鹊心书》中提出运用针灸疗法以防病摄生，王怀隐等在《太平圣惠方》中记载“便须急灸三里穴与绝骨穴”预防中风。金元时期，国家战乱频繁，流行疾病盛行，有识医家都在积极思考，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疾病，最有代表性的是“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他们分别用清热、攻邪、补土、滋阴等方法防治疾病。清代温病学极为盛行，叶桂根据温病卫气营血的规律及热邪易化燥伤阴的特质，主张“祛邪泻热，务尽务早，保津养阴，贵在未匮”，这对后世影响深远，一直沿用至今。

（一）“未病先防”

在中医“治未病”思想中，其首要防治原则是“未病先防”。“未病先防”是指在疾病发生之前，就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做好预防工作，以防止疾病的发生。疾病的发生主要关系到邪正盛衰，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因素，邪气是发病的重要条件。因此，“未病先防”，就必须从增强人体正气和防止病邪侵袭两方面入手。

1.养生以增强正气

其一，顺应自然。《灵枢·邪客》说：“人与天地相应”，表明人体的生理活动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是相适应的。掌握自然变化规律，主动采取养生措施以适应其变化，使各种生理活动与自然界的节律相协调，可以增强正气，避免邪气的侵害，从而避免疾病的发生。正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言：“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这里即指的是遵循四时变化规律。其二，养性调神。中医学非常重视人的情志与健康的关系，七情太过可直接伤及脏腑，引起气机紊乱而发病。所以，养性调神也是养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做好养性调神，不仅要注意避免来自内外环境的不良刺激，更是要提高心理的调摄能力。其三，固肾保精。精能化气，气能生神，神能御气，精是气和神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医学历来都很重视肾精对生命活动的重要性，并产生了“固肾保精”的学术思想。《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言：“房室勿令竭乏”，即是说性生活要有节制，不可纵欲无度以耗竭其精。故中医学将房劳过度看作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固肾保精之法除此之外，尚有运动保健、按摩、食疗、针灸、药物调治等。其四，体魄锻炼。古人养生注重“形神合一”“形动神静”。《吕氏春秋·达郁》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为例，阐释了“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的道理。中医学将此理引入养生保健中，认为锻炼形体可以促进气血流畅，使人体肌肉筋骨强健，脏腑功能旺盛，从而达到防病延年的目的。常用方法包括练太极拳、易筋经、八段锦等。体魄锻炼有三个要点：一是运动量要适度，要因人而异，做到“形劳而不倦”；二是要循序渐进，运动量从小到大；三是要持之以恒。其五，调摄饮食。主要包括注意饮食宜忌和药膳保健两个方面。注意饮食宜忌一是提倡饮食的定时定量，不可过饥过饱；二是注意饮食卫生，不吃不洁、变质的食物，或不新鲜、病死的家畜；三是克服饮食偏嗜。此外，某些易使旧病复发或加重的“发物”亦不宜食。其六，药物、针灸、推拿调养。药物调养是指长期服食一些适合个体体质的药物，以扶助正气，平调阴阳，防病益寿的方法。对于体质偏差较大者，应根据患者阴阳气血的偏颇而选用有针对性的药物；而体弱多病者，则应以补益脾胃、肝肾为主。针灸是指通过针刺或艾灸的刺激作用，使机体气血阴阳得到调整而恢复平衡的方法。推拿是通过各种手法作用于体表的特定部位，通过纠正解剖位置的异常、调整体内生物信息、改变系统功能的三大原理，以调节脏腑功能，达到保健强身效果的一种方法。

2.防止病邪侵害

一方面是指要避其邪气，邪气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条件，故未病先防除了增强正气，提高抗病能力之外，还要注意避免病邪的侵害，包括防六淫之邪的侵害、避疫毒、防疫气等；一方面是指药物预防，即预先服食某些药物以防止病邪的侵袭，从而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古代医家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如《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刺法论》有“小金丹……服十粒，无疫干也”的记载。近年来，用中草药预防疾病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用板蓝根、大青叶预防流感、腮腺炎，用茵陈、贯众预防肝炎等，都是用之有效、简便易行的方法。

（二）既病防变

而在疾病已然发生时，中医“治未病”思想则强调“既病防变”。在疾病发生的初始阶段，必须认识疾病的原因和机理，掌握疾病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变化规律，力求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争取治疗的主动权，以防止其发展和传变。疾病初期，病位较浅，病情多轻，正气未衰，较易治，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及其传变的规律，及时做出正确的诊断，从而进行有效和彻底的治疗。控制传变是指在掌握疾病传变规律的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以截断病传，扶助正气，扭转病势，迅速纠正病理状态，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如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所说：“善医者，知病势之盛而必传也，豫为之防，无使结聚，无使泛滥，无使并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说也。”祛邪截断，即指的是采用果断措施和有特殊功效的方药，直捣病所，迅速祛除病原，杜绝疾病的自然发展和迁延；若不能迅速祛除病因，也要断然救危截变，防止病邪深入，尽可能遏制疾病恶化。扶正截断，又称为“先安未受邪之地”，是指根据疾病传变规律，先安未受邪之地，扶助正气，以杜绝疾病的发展和传变。例如治疗肝病结合运用健脾和胃的方法，这是因为肝病易传之于脾胃，健脾和胃的方法即是“治未病”。

（三）瘥后防复

疾病后期，中医“治未病”注重“瘥后防复”。“瘥后防复”是指在疾病痊愈之后，防止复发。主要是重视精神、饮食、劳作方面，医生对患者痊愈后的生活指导。中医在患者病愈后常有许多的医嘱，如我们对脾胃病患者在饮食宜忌上告知宜食富于营养，易于消化吸收的暖热、软食，按时进食或少食多餐；忌食生冷刺激、辛辣之品及黏腻、油炸、粗纤维等伤胃不易消化吸收之物。病后饮食调养要顾及脾胃，以醒胃气为原则，既要注意增加营养，以增补正气，又不可盲目进食，应该视脾胃的具体情况而定。同时要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理论，不同脏腑的疾病在饮食上应注意禁忌。《灵枢·五味》云：“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这些都是“瘥后防复”的措施。病情稳定或病愈之后，要注意预防疾病复发和可能造成的后遗症。

二、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起源

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源自《黄帝内经》，其对“治未病”思想从理论到治则治法、从养生保健到既病防变都有详细论述。《灵枢·逆顺》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素问·上古天真论》载：“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其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过程及表现，突出了肾中精气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是肾为先天之本的理论渊源。并强调肾气对人体生长发育和生殖功能的主导作用，提示了保养肾中精气对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饮食起居、情志活动及情欲劳作等方面调理失当，也是导致衰老和疾病的重要原因。《黄帝内经》把“精、气、神”视为人体的“三宝”，视其为生命不可或缺的物质，故提倡要重视“精、气、神”的保养。其中，强调了保养正气，尤其是肾之精气的重要性。《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明确了“精”是作为生命个体的物质基础。《素问·五常政大论》又曰：“阴精所奉其人寿”，肯定了精在养生长寿方面的基础作用。《素问·通评虚实论》说：“精气夺则虚”，突出强调了精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防病抗衰的本源。我们知道人体正气是精、气、血、津液等物质和脏腑经络等组织结构的功能与作用的体现，精、气、血、津液是产生正气的物质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气”也就是“真气”“肾气”“肾精”，其盛衰存亡既关系到疾病的发生，也关系到人体衰老的进程以及生命的存亡。只有人体内的精、气、血、津液充沛，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功能正常，人体内的正气才能充盛。所以，培护正气必然要从养护精、气、血、津液以及脏腑经络的功能入手。《黄帝内经》之所以第一篇即以“上古天真论”为题来阐述养生，就与重视先天“真气”有密切的关系，只有“真气从之”，才能“病安从来”。真气，其实质就是一个以肾气、肾精为主的综合性概念名称。可见，肾气的自然盛衰，既是决定人体生长衰老的过程，也是机体防病的关键因素。因此，调补肾气为“治未病”的主要方法之一。

三、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黄帝内经》以后历代医家乃至现代医学对“治未病”思想都极为重视。汉代医圣张仲景秉《黄帝内经》和《难经》之旨，在临床实践中贯彻“治未病”思想，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云“见肝之病，治肝传脾，当先实脾”。唐代医家孙思邈提出了“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治未病”思想一直是广大临床工作者的追求目标，当今社会慢性肾脏病已成为一种流行病，严重威胁人类的生活质量，甚至生命。保护肾脏在“治未病”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东汉医家张仲景从病因学角度提出了“养慎”的学术观点，强调“房室勿令竭乏……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而在疾病治疗上，张仲景尤其重视保护肾之阴阳，体现了其从肾“治未病”的既病防变思想。如在阳明病篇及少阴病篇均有“三急下”证，急下阳明之燥热以救少阴之真阴，正如后世温病学家所说“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所以仲景见阳明燥热之证，恐其热耗肝肾之阴，而立急下之法，体现了其从肾“治未病”的防变思想。在少阴病篇，仲景提出急温肾阳的方法，如《伤寒论》第323条“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体现了少阴肾阳对全身脏腑阳气的重要作用，凡是治疗少阴病的寒证要急温之，方用四逆汤，是防止亡阳之变。这就是仲景治中有防的思想，即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东晋医家葛洪著有《抱朴子》，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倡导节嗜欲、保性命的养生法则，并强调肾中精气对养生防衰的重要作用。如《抱朴子内篇·至理》有“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主张养生防病要“保精固气”。而先天之精藏于肾，后天五脏之精代谢之后也归藏于肾，所以肾中所藏之精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人有此精则可化气生神，因此，只有肾精充盈方能维护生命之本。另外，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一卷中论及灵芝、地黄、黄精等均有补肾益精、强身健体的作用，也是对药物养肾摄生的具体阐释。

唐代医家孙思邈重视肾中精气，倡导节欲保精，如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中记载：“精竭则身惫。故欲不节则精耗，精耗则气衰，气衰则病至，病至则身危”，阐释了“精耗则气衰”的发病机制，强调了肾精对养生防病的重要作用。对眼病的发生，提出了“房事无节”的病因，如《备急千金要方》曰：“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夜视星火……”，体现了精血同源，精亏血少，目睛不荣的发病机制，为临床防治眼疾提出了“从肾论治”的理念。孙思邈在书中还列举了诸多临床实践案例，如《备急千金要方》中言：“病新瘥未满百日，气力未平复，而犯房室略无不死”及“近者有一士大夫，小得伤寒，瘥已十余日，能乘马行来，自谓平复，以房室，即小腹急痛，手足拘挛而死”，说明保养肾精对于疾病愈后的重要影响。

宋金元时期，中医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和充实的时期，表现为各家学术争鸣。因而，这一时期中医的“治未病”理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尤其从肾“治未病”理论得到了更多医家的补充和发挥。金元时期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不仅在医学理论方面独树一帜，更是临床“治未病”的专家，他们把医学理论向养生防病方面渗透，使中医“治未病”理论有所创新和发展，其中不乏以养肾固精为主的“治未病”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发展。

朱震亨主张“滋补肾阴，节欲固精”。朱氏继承儒、道思想，宗《黄帝内经》与张仲景的养生观与“治未病”理论，重视对养生防病思想的阐发，强调“摄生于无疾之先”，如在《格致余论》中云：“与其求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怯；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朱震亨对养生理论的发挥是本自其“阳有余阴不足”和“相火论”的立论，主张顺四时以调养神气，饮食清淡以免升火助湿，以养阴精为宗旨，务使阴平阳秘，方能颐养天年。朱震亨认为阴气“难成易亏”，强调阴精对人体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治疗上主张以滋阴为主，养生方面尤注重节欲固精。朱氏在《饮食色欲箴序》《房中补益论》等篇，围绕戒色欲、保肾精这一原则，对青壮年提出的养生要旨是“去欲主静”，要怡养寡欲以聚存阴精，而不使相火妄动，这一养生理念是从肾“治未病”理论在房事养生方面的重要发展。对于妇女胎孕期间的摄生，朱震亨提出“儿之在胎，与母同体，得热则俱热，得寒则俱寒，病则俱病，安则俱安”，所以，要保证胎儿出生之后的健康状态，母体的饮食起居尤当缜密，这反映了先天肾气对人体的重要影响，也可视为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重要内容。

李杲主张“固护脾胃，以实元气”。李氏注重调理脾胃，认为“治未病”首先要重视脾胃的调养，以扶助正气，抵御邪气。李杲认为，人之早夭的根本原因在于元气耗损，提出“养生当实元气”“欲实元气，当调脾胃”的观点。而且其多次阐述元气与脾胃的关系，如在《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曰：“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曰：“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强调调养后天脾胃之气以补先天肾中精气的重要性，也是后世延年益寿、防病治病的重要原则之一。李杲固护脾胃而益寿延年的“治未病”养生观，丰富了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内涵，也是从肾“治未病”的具体实施方法的体现。

刘完素主张“主动摄养，重在养气”。刘氏在学术上以倡导“火热论”著称。在养生方面，刘完素认为“主性命者在乎人”，强调人的寿命长短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发挥摄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他提出要顺应四时之气调养人身之气，方法上推崇养气、调气。其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论述了精、气、神、形的调养，尤其强调气的保养。对于养气的方法，他认为当从调气、守气、交气三方面着手，从而达到舒畅阴阳、灌溉五脏、调畅气血的作用。刘完素提出“气者，生之元也”“其治之之道，节饮食，适寒暑，宜防微杜渐，用养性之药以全其真”，此“真”为真气，即肾中精气，生命物质的基础在于精，生命活动的维持赖于气，精充气足是健康长寿的保障，体现了其在养生防病方面注重从肾精、肾气着眼的“治未病”养生观。

明清时期中医“治未病”理论体系趋于完善，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他们在充实“治未病”理论的同时，在临床实践中诊治“未病”亦颇见功夫。随着命门学说的发展，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也逐渐地发展成熟，如明代虞抟在《医学正传·医学或问》中提出“肾气盛则寿延，肾气衰则寿夭”的观点，充分肯定了未病养生以养肾气为主的“治未病”养生观。

明代赵献可认为其重在“保养命门真火”。他认为命门为“立命之门”，内藏元精、元气、元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要能量来源，也是未病养生的关键所在。如其在《医贯·内经十二官论》中曰：“夫既曰立命之门，火乃人身之至宝，何世之养身者，不知保养节欲，而日夜戕贼此火？”指出了命门真火是人身之宝，人的一切生理功能都需要靠命门真火的推动，命门火旺则生命力旺盛，命门火衰则生命终止。因此，养生防病应以保养命门真火为要务。

清代叶桂主张“先安未受邪之地”。叶桂的“治未病”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先安未受邪之地”的立论，此语虽为肾水素亏而兼胃热内迫营血发斑之证而论，同时也反映了叶桂“未病先防，已病防传，瘥后防复”的“治未病”思想。叶氏认为，温热之证极易伤津耗液，如果患者素有肾阴亏虚，虽邪在中焦而未传至下焦，也要在甘寒之中加入咸寒之品扶助下焦肝肾之阴，故保肝肾之阴属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之举，是控制热病进一步发展传变的积极措施，这是从肾入手“治未病”在临床实践中的经典案例。叶桂继承了《黄帝内经》肾气主宰人体生、长、壮、老、已全过程的思想，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多处论述了下元、下焦虚亏与衰老的关系，如“男子向老，下元先亏”“花甲以外年岁……到底下元衰矣”“高年下焦根蒂已虚”等。说明了人体由“壮”到“已”的衰老过程，是由肾中精气的充足与否所决定的，也反映了其抗老防衰须从肾入手的养生理念。根据“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理论，叶氏认为对精血亏虚者，可在冬季进行“先安未病”之法治疗，主以滋补精血，防止春发温病，在其存世的医案中亦有体现。

中国近代史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伴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中西医学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治未病”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积极探索中医发展之路成为摆在中医药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大力提倡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遗产，对“治未病”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21世纪的医学是以人的健康为研究对象与实践目标的健康医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注重未病先防和防老抗衰。中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气，主生长发育和生殖。肾主精气的功能正常，则可维持人体内外环境的稳定，从而不易受外邪侵扰，以达到防病延年的目的，因此，肾在人体防病抗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现代中医学者在继承历代医家从肾“治未病”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医临床实践和现代医学的发展成果，使中医从肾“治未病”的理论得以有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

四、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成熟与创新

明清时期中医治未病的理论体系趋于完善，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他们在充实治未病理论的同时，在临床实践中诊治“未病”亦颇有成就。随着命门学说的发展，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也逐渐地发展成熟。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注重未病先防和防老抗衰。中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气，主生长发育和生殖。肾主持精气的功能正常，则可维持人体内外环境的稳定，从而不易受外邪侵扰，以达到防病延年的目的，因此，肾在人体防病抗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现代中医学者在继承历代医家从肾治未病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医临床实践和现代医学的发展成果，使中医从肾治未病的理论得以有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创新。

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是医学中的难题，中医从肾治未病的思想则为防治艾滋病提供了有效的指导。艾滋病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由艾滋病病毒感染后引起，这种病毒使人体免疫细胞功能受损，最终使人体丧失抵抗病邪的能力。中医学把免疫功能概括在元气之中，肾为元气之根，为真阴真阳所在，阳生阴长，则生化无穷，故肾是免疫功能的发源地，是生理活动的原动力。肾精充足，气血旺盛，身体健康，就会产生免疫功能，即屏障作用。艾滋病病程缠绵，易损及多脏腑系统，最终耗损肾精、伤及肾元，日久可以导致肾中精气亏耗。因此，培补肾元可以扶助机体正气，提高抗邪能力是预防艾滋病进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培补元气，如果能够重建免疫系统，那么艾滋病患者也许就不需要长期甚至终生用药了，就能够达到人与病毒的和谐相处。

妇科疾病目前是众多女性都关注的话题。中医认为肾藏精，主生殖，肾为先天之本、天癸之源，认为其与现代医学的神经内分泌、生殖等密切相关。《傅青主女科》云“经水出诸肾”“肾气本虚，何能盈满而化经水外泄”“经水早断，似乎肾水衰涸”。说明了月经的产生主要过程为肾气—天癸—冲任—胞宫轴，其中肾气起着决定作用。肾精是月经产生、卵泡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肾气衰，则肾气—天癸—冲任—胞宫轴的生殖功能低下，肾气不足，肾阳虚衰，冲任血海亏虚，以至天癸不能充盈而过早耗竭，冲任二脉失调，致女性月经后期、过少，或闭经、早衰、不孕等。李积敏《肾虚血瘀论》记载“久病则瘀，瘀者血瘀也”“脏腑、阴阳、经络、气血之虚衰，皆可致瘀”。肾虚日久，久病入络，瘀血阻滞胞宫胞络，使新血不生，月事不行；肾阳、肾气虚温煦推动无力，无力推动血行而致血瘀产生；肾阴亏损、内热煎灼、血稠难流，肾精不足、血少气虚、血运迟缓，瘀血内停，瘀阻冲任、胞宫，新血不生，月经难至。久则发生卵巢功能减退。实验研究表明40岁以上的女性的闭经等月经失调症状，临床辨证以肾虚血瘀证多见，此期患者呈现肾阴益亏，气血失和，冲任胞宫失养，治疗予以补肾养血活血之法，选用经验方补肾活血汤加减，通过治疗延缓卵巢功能减退的进程并预防卵巢早衰的发生。

《素问·脉要精微论》载：“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首先提出了肾与腰部疾病的密切关系。《诸病源候论·腰背病诸候》认为腰痛是由于“肾经虚，风冷称之”“劳损于肾，动伤经络，又为风冷所侵，血气击搏，故腰痛也。”《证治汇补·腰痛》指出：“治惟补肾为先，而后随邪之所见者以施治，标急则治标，本急则治本，初痛宜疏邪滞，理经隧，久痛宜补真元，养血气。”中医学认为：腰为肾之府，由肾之精气所溉，肾与膀胱相表里，足太阳经过之，所以腰痛病变与肾脏相关。《医学心悟·腰痛》认为：“大抵腰痛，悉属肾虚，既夹邪气，必须祛邪。如无外邪，则惟补肾而已。”所以认为老年人肾精气亏虚，腰府失养，易发腰痛，遂补肾益气法可以预防腰痛疾病，对于已发腰痛者就达到了“既病防变”的目的。中医学认为肾主骨，生髓。《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肾生骨髓”，髓藏于骨腔之中，以充养骨骼，所谓“肾充则髓实”。强调了肾精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李跃华等研究发现劲骨坚颗粒治疗老年骨质疏松症，可以减轻患者疼痛症状，提高骨密度水平。因此，从肾论治骨质疏松症也得到了广大医家的认可，即补肾法防治骨质疏松症也是从肾“治未病”思想的一个创新。从肾防治常见老年病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降低医疗费用、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有着重大的意义。

可见，无论是中医经典的论述还是历代医家的学术主张，无论是专科疾病的诊治预防还是现代实验技术的证实，都说明中医之肾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以肾为主，从肾进行治未病实践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杨霓芝从事中医肾病临床几十载，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肾在慢性疾病，特别是慢性肾脏病预防、治疗、康复过程中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提倡从肾进行慢性肾脏病的治未病实践，在以肾为主的治未病实践中，同时非常重视情绪活动的重要性。人体的情绪活动是人体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有“正常七情”与“致病之七情内伤”的不同。七情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正常的情志活动，是人的精神意识对外界事物的反应，正常的七情活动不会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只有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过人体本身的正常生理活动范围，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七情与人体脏腑功能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中医认为，七情分属于五脏，称之为五志，因此中医之五脏也被称为五神脏。由于七情是造成内伤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故又称“内伤七情”。七情活动可以直接损害脏腑，导致脏腑功能的失调。由于心主血而藏神；肝藏血而主疏泄；脾主运化而居中焦，为气机升降的枢纽、气血生化之源；故情志所伤为害，以心、肝、脾三脏和气血失调为多见。例如，过度惊喜损伤心脏，可导致心神不安而心悸、失眠、烦躁、惊慌不安、神志恍惚，甚至精神失常，出现哭笑无常、言语不休、狂躁妄动等症。郁怒不解则伤肝，影响肝的疏泄功能，出现胁肋胀痛、性情急躁、善太息，或咽中似有物梗阻，或因气滞血瘀而致妇女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子宫积瘤、卵巢囊肿等。七情还可以引起脏腑气机紊乱，郁而化火，出现烦躁、易怒、失眠、面赤、口苦，以及吐血、衄血等属于火的表现，称之为“五志化火”。情志失调又可导致“六郁”为病，主要是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生痰，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化。

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气是脏腑之气功能的体现，即是脏腑气机升降的体现，运行不息，升降有常。气出入有序，升降有常，周流一身，循环无端，而无病。若七情变化，五志过极而发，使脏腑气机紊乱，血行失常，阴阳失调，或为气不周流而郁滞，或为升降失常而逆乱。七情不舒，气机郁结，气滞而血瘀，气郁而聚湿生痰，化火伤阴；或在形躯，或在脏腑，变病多端，其主要表现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思则气结，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几个方面。

总之，七情与内脏有着密切的关系，情志活动必须以五脏精气作为物质基础，而人的各种精神刺激只有通过有关脏腑的机能，才能反映情志的变化。也即是“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的论述。正因为七情对于人体的重要性，在治病防病方面，也有着积极的作用，正常、积极、合理的七情活动有助于人体七情的恢复，有助于人体抗邪，有助于疾病的预防，超过人体脏腑范围的情志活动不但可以直接致病，也可以导致疾病缠绵难愈，导致疾病发生发展和治疗的复杂性。

慢性肾脏病具有病程长，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不够全面，需要长期追随医生治疗，后期并发症多，容易给患者造成很大的心理、经济等压力。因此，杨霓芝指出，立足七情致病治病，把情志调节应用到慢性肾脏病的治未病过程中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杨霓芝在接诊此类患者的过程中，经常帮助患者认识疾病，疏导、缓解患者对于疾病的压力；另一方面，杨霓芝注重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取得患者的信任，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医患之间的配合，共同努力，积极地面对和治疗疾病。

综上所述，中医治未病理论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处于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并非完美无缺，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使其理论更加完整、方法更加科学，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所以，我们不仅要把古代医家的治未病思想很好的传承下来，而且还要在临床实践中，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继续充实、丰富和发展治未病理论，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治未病理论更好地为人类的健康保驾护航。

（冷　伟　马莉莎　胡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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