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迁：“母鸡下蛋”

肇始于1927年的上医，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也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国立医学院。创校之初，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抗战爆发后，上医曾先后内迁至昆明白龙潭、重庆歌乐山办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迁回上海，1952年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经过10年的休养生息、发展提升，到1955年，创建仅28年的上医已是国内最好的医学院之一。不仅人才济济，有教授66名，其中国家一级教授16名，占全国70名医科一级教授的23%，而且附属的各个综合和专科医院也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多个学科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面对中央做出上医内迁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的决定，上医的院领导和教师职工一方面胸怀全局、服从中央战略部署，积极准备在重庆的建院工作；另一方面，考虑到将上医连根拔起迁往重庆不仅将失去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环境，还将失去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附属医院的重要支撑，不免对学校的发展心存担忧。

在上医积极开展迁校筹建工作期间，1955年5月19日至6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全面研究了文教卫生事业的合理部署、统筹安排问题。会后，国务院二办林枫主任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了会议情况。在这份由毛主席批准签发的《林枫同志关于一九五五年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到：“关于高等学校的部署问题，认为原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新建的17所高等学校，应将其中14所改在内地新建，并具体安排了新建的地点和步骤。内迁的学校只限于四校（上海交通大学迁西安，青岛山东大学迁郑州，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北，上海医学院成立重庆分院），其余院校只作个别系科的调整。”

根据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确定的高校调整最新方案，上医虽然仍在内迁的四所高校之列，但表述变成了“成立重庆分院”。这个方案显然与卫生部此前指示的“全迁重庆”有所不同，由此也给上医的师生带来了思想波动。

6月14日，正在北京送审《重庆医学院建院任务书》的刘海旺传回了新的消息，“关于迁校问题，中央正在考虑除学校人员和教学设备外，医院的一切设施均原地不动”，“建院总任务相关的定额和造价标准、医院迁移、设施搬迁等问题均没有明确的原则”，并建议“颜院长来京当面与部长谈，很有必要”。

考虑到在重庆的基建工作有诸多重大问题需要卫生部指示，且究竟是迁院或还是建立分院也需要尽快明确，颜福庆于6月下旬辗转北京、上海、重庆，为筹建重庆医学院之事几地奔波。

恰在此时，一个关键人物来到了上医。1955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陈同生在华东局撤销后主动申请到高校工作，并于6月下旬被派到上医，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同生就曾参与创建华中建设大学，并担任文教系的系主任，不仅给师生做形势报告，还给同学们讲新闻课。正是这段经历让陈同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陈同生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所急需的是人才，办好教育才是当务之急。

陈同生来到上医后，广泛听取了颜福庆及广大教职工们对于迁校的意见，充分了解了迁校方案对于上医前途命运的至关重要性。经与党委班子商量，提出了“母鸡下蛋”的办法，即上医留在上海继续发展，同时担负起筹建重庆医学院的任务。这样不仅上海保留了一所高水平医学院，还可以使内地多一所新的医学院。1955年8月30日，上医党委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重庆新建医学院的意见》，并于9月1日分别报送给卫生部党组、高等教育部党组、上海市委学院工作部、上海市委。正式提出了“全迁”和“分迁”两个方案，并提出“分迁”方案更为合理。

报告发出后，上海市委很快进行研究，并于9月26日向中央做了报告，建议考虑第二方案。为了促成“分迁”方案的实施，陈同生几次赴北京向卫生部、高教部的领导直陈己见，两部领导虽然认为他言之有理，但因为内迁是中央的决定无法更改。怀着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陈同生找到了周恩来总理，向他陈述了上医整体搬迁的弊端。指出将上医迁往重庆，始终只有一所医学院；而上医分迁一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既保住了上医，又为重庆增加一所医学院，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卫生人才。

陈同生的儿子陈乐波曾回忆父亲当年直接向中央建言的大致经历：“当时建议（文件）好像往返比较耗费时间，迁校的命令已经下来，各方面的准备事宜一刻也不能耽搁。全迁还是分迁是决策层面的事情，直接决定着后续的工作如何开展，所以父亲很着急，他想与其干等，不如自己去北京汇报。于是他就想办法越过了一些程序，直接找到周恩来总理谈这个事情，具体怎么谈的就不得而知了。后来父亲回到上海以后，中央的命令下来，就决定上医一分为二，或者叫‘母鸡下蛋’，分迁重庆。”

周恩来对上医党委提出的抽调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在沿海与内地建设两所高水平医学院的方案予以肯定，同时要求陈同生按照方案兼任重庆医学院首任院长，承担起建院的工作。1955年11月5日，中央向上海市委、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发出《复关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重庆建院或迁院问题》的01731号加急电，同意“抽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的方案。至此，“分迁”方案正式确定。

1956年8月，在刘海旺（总务长）、陶煦（教务长）等先期到达重庆的一批上医教师、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和重庆市的大力支持下，重庆医学院一期工程（南北教学大楼、3幢教师宿舍、4个阶梯教室、2幢学生宿舍以及食堂等）基本竣工。学校医学系、儿科系两个专业招生工作如期完成，教学工作准备就绪。

同年，卫生部和高教部共同派出的检查组检查了当年新建的三所医学院，对重庆医学院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建成给予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重庆医学院“从教务长、总务长、教师直到教学行政人员、教学辅助人员等骨干都是由母校配备的，学校建筑、设备购置也是母校负责的，教学准备工作也是在上海进行的”这一成功经验。

9月1日，重医首届434名来自四川省内外的学生汇集一堂，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10月27日，重医历史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学校隆重举行了“庆祝重庆医学院成立暨首届开学典礼大会”。从此，一所新型的医学院在祖国的大西南平地而起，屹立于医学高等学府之林，健行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列，担负起培养高级医务人才、发展祖国医学事业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