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情缘：“用他的火，点燃你的热情”

1955年，中共华东中央局撤销，时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陈同生放弃了调往中央统战部任职的机会，主动要求到高校任职。在陈同生看来，国家建设所急需的是人才，办好教育是当务之急。

1955年6月，陈同生出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同生一来到上医就面临着一项重大任务——内迁重庆建立一所新的医学院。在此之前，上医根据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以副院长颜福庆为主任的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开展内迁筹备工作。陈同生到任后，就开始亲自负责这项工作。

上海第一医学院创立于1927年，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到195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好的医学院之一，旗下附属的各个综合和专科医院的医疗水平也都是国内一流。上医党委、老领导与教授们对搬迁一事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上医的发展优势都离不开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同时，上海也需要这样一所医学院。

陈同生到上医后，坦诚而广泛地听取各方的意见。“除了党的干部，他还听取了教授、工会以及团的干部的意见。”陈同生的长子陈乐波回忆，“父亲的理念是：党派我来是和大家一起工作的，你们不要把我当客人，有事尽管找我谈，只要我有时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上医创始人、时任上医副院长的颜福庆向陈同生说明了整体内迁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困难。其他教授亦直陈：“一个好的医学院必须要配套学科门类齐全的附属医院，这样医学生才能看到病人；医疗器材必须要有好的工业作为配套，才能生产和不断改进器材。”

陈同生对上医的教授和他们的意见是非常尊重的。1952年，陈同生率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指战员。在美军飞机狂轰滥炸的一线，他目睹了上医教授沈克非专心致志地为伤病员做手术的场景，这一幕一直印在陈同生脑海里，“这是最好的军人才能达到的境界！”陈同生后来对陈乐波说。“我父亲到了上医以后，对教授非常尊重，很愿意把上医这些优良传统发扬光大。”陈乐波说。

在集思广益、汇集各方意见后，陈同生感到，学校不是军队，靠像军队一样“换防”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他从实际出发，与上医党委班子一起想出了“母鸡下蛋”的办法，来支援内地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建设：将全校的学科带头人、教师、科研设备等一分为二，由上医在重庆建设一所新的医学院。为此，陈同生亲自去北京向卫生部、高教部的领导直陈己见，两部领导虽然觉得陈同生言之有理，但内迁是中央做出的决定，他们也不能更改。

在困难和压力面前，陈同生没有放弃努力。他觉得自己身为上医的院长，应当扛起责任，为上医的前途和命运做出最大的努力。

“我父亲从20世纪20年代就参加革命，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和很多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陈同生的长女陈淮淮说。其中，也包括了和周恩来同志互相信任的同志情。

1955年一个清晨，陈同生应周恩来之约，到中南海西花厅面见总理。由于周恩来夜晚有大量国务处理，刚睡下不久，他告诉陈同生：“先和小超（邓颖超）叙叙旧。”陈同生的长子陈乐波回忆。

在西花厅，陈同生向总理陈述了上医整体搬迁可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并提出了援建重庆医学院的建议和计划。总理接受了他的建议：“那么，你就把重庆的学院给我办起来！”

从北京回到上海，陈同生组织上医党委一班人开会。他向大家解释，支持内地建设是全国的大局，上医应该作出贡献，以上医的实力也完全可以建设一所全新的医学院。同时，上医留在上海继续发展，作为重庆医学院的坚强后盾。会上，上医党委决定，重医三分之二的师资和行政人员由上医配备，各种教学设备凡是上医有两套的，就给重医调拨一套。

1955年10月，中央任命陈同生兼任重庆医学院首任院长。为了不负周总理的重托，完成好支援祖国内地建设的重任，陈同生不辞辛劳，挑起了筹建重庆医学院的重担。他风尘仆仆奔波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地，多次向周总理及卫生部、四川省、重庆市领导汇报、反映重庆医学院的建设情况。为了建设好重医，他亲赴重庆，确定基建方案、设备购置和人员调配等工作。

陈同生认为，建设重庆医学院这个重大任务必须要由有影响力的高级知识分子带头，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他与时任上医党委副书记的王乐三同志商量：“我们在上医还是新生，在医学方面恐怕还是小学生，光由我们做带头人还不行，还得请有代表性的专家带头。我看钱惪同志可以，他是上医的第二届毕业生，现在是副院长、一级教授、内科专家，他若能去，影响就大了。你先去找他谈谈，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和困难，若有顾虑，我再找他恳谈。”王乐三当晚就到钱惪家中，说明党委的意图。钱惪毫不含糊，一口答应。1957年初，经上医党委推荐，四川省委任命钱惪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在陈同生的组织、引导和钱惪的带动下，1955年到1960年间，包括近30名教授、副教授和200多名讲师在内的400多名上医教职工，积极响应支援内地建设的号召，先后西迁重庆，投身到重庆医学院的建设中。

经过艰苦的筹建工作，重庆医学院得以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并于1956年9月顺利开学。

1957年1月，陈同生已不再担任重庆医学院院长，但他仍然十分关心重庆医学院的建设发展。在当年4月召开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术委员会会议上，陈同生要求大家把重庆医学院当作上海第一医学院分院，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援。这年5月，他专程到重庆医学院视察，分别召集高年资教师、青年助教和学生开了五次座谈会，与内迁干部逐个谈话，并向400多名首届学生做了《怎样做一个社会主义大学生》的讲演。他还特别关照，把上海市批给上医的一辆福特牌轿车调拨给重医，并说重医是新建的学校，需要大力支持。

此后6年，直到调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前，陈同生一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工作。

“领导干部要有引火烧身的气魄”，陈同生在一封信里这样坦陈自己的想法。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陈同生甘冒巨大政治风险，抵制“左”的做法，竭力保护了一批知名学者。他常常利用假期主动去教师家里，一杯清茶，促膝谈心，与知识分子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上医的许多老知识分子得到了保护，他们在医学科学事业上忘我辛勤地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有人认为医生治病救人不是劳动，为此，陈同生邀请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到中山医院手术室，观看著名胸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为病人做手术。几个小时紧张的手术，别说黄家驷教授汗流浃背，就是在边上观看的人，也都感到十分紧张和疲劳。看完手术后，陈同生在与市委领导交谈中感慨地说：“难道这不是劳动？！”这是陈同生对知识分子的劳动给予的公正的评价。

为了给教授们营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陈同生提出了办“高知食堂”，建议为由于工作经常错过就餐时间的外科手术医师增加营养费。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外科医师经常在手术台上工作8个小时，却连一杯牛奶都喝不到。陈同生了解后说：“绝不能让我们的专家在手术台边倒下去，他们都是国家的人才。”此后，上医的医生们在手术后便可以吃到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饮料和点心，每餐还配有肉食以增加营养。为改善老专家、老教授的住房条件，他通过房管部门，使大部分老教授、老专家分配到适合的公寓住房。令人感动的是，他将有关部门分配给他的一套公寓住房转让给了一位老教授，自己则住到同一公寓内面积较小的底层。

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重庆医科大学已是位居国内前列的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基地、医学科研基地和医疗服务中心。上医和重医，一脉相承的两所医学院校取得的骄人成绩更是数不胜数。实践证明了陈同生的远见卓识，他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保留，为重庆医学院的建立，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