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吉达斯·朱利安·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1992)

学术生平

1917年,立陶宛裔学者格雷马斯出生于苏联图拉,1936 年进入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修习语言学,自此踏入研究符号与意义的领域。 1963年至1964 年间,格雷马斯在巴黎科学院庞加莱研究所开设了语义学研讨班。该校的语言学研究与逻辑学、数学研究关系紧密,而这一学术传统也在格雷马斯的思想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当时,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等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巨擘,均在积极推动人文社会学科通过在研究方法上向自然科学靠拢而加深自身的“科学化”程度。受到这一潮流感召的格雷马斯,也开始尝试从数学、物理学研究中援引概念和术语,借助代数方程阐发自己的语言学思考。 1966年问世的格雷马斯的成名作《结构语义学》即脱胎于他在这一时期的探索。同年,格雷马斯在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校组建起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团队。这支队伍汇集了热拉尔·热奈特、茨维坦·托多罗夫、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让克洛德·高凯等在当时已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此后,法国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在格雷马斯的引领下羽翼渐丰,逐渐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建制化的学科,获得了更多的制度性支持。

在1970年出版的《论意义》第一卷中,格雷马斯着重介绍了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之一“语义方阵”。这一研究方法糅合了弗拉基米尔·普罗普关于俄国民间故事的“形态学”研究,索绪尔和叶姆斯列夫的语言学思想,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围绕原始部族神话、禁忌、亲缘关系等展开的结构人类学分析。格雷马斯这一高度结构化的语义分析方法,上承20世纪初流行于欧陆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下启20世纪60年代后以法国为中心向外扩散的结构主义话语和符号分析,深刻影响了一代西方学者。例如,1960年至1964年间师从格雷马斯的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和《流行体系》两部早期著作中,就对格雷马斯的观点和研究框架多有借鉴。

格雷马斯构想中的“符号学”不局限于对口语和书面语的研究,而是致力于囊括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切符指系统,从而为所有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一套“通用”的基础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格雷马斯在法国学界声名日隆,这一学术主张不仅让关于各色“符码”的研究渐成显学,也为彼时如火如荼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添了一把柴火。在1976年出版的论文集《符号学与社会科学》中,格雷马斯较为详尽地阐发了关于通用符指系统的基础认识论。

1982年,高凯在提出符号学“巴黎学派”这一沿用至今的称号时,将格雷马斯视为该系谱中“第一代符号学”或“客体符号学”的执牛耳者。不过,这里所说的“学派”更像是由若干志趣相投的学者自发组成的“小圈子”。它直接或间接地与一些教育机构联系在一起,以特定的人物、著作或论题为中心,总体上反映出一时的思想风气。依托这种松散的学术共同体,格雷马斯同安德烈·马丁内、埃米尔·本维尼斯特等语言学家,以及列维斯特劳斯、乔治·杜梅齐尔等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展开了广泛的对话,其观点同时影响着“巴黎学派”圈子内外。他的译介和推广工作对于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在法国开枝散叶同样功不可没。这些工作在今天的文学评论、话语分析和“叙事学”(narratology)研究中亦有回响。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要把握20世纪席卷欧洲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思潮,应首先厘清它们共享的两个基本观点,而这也有助于理解格雷马斯的语义学思想:

其一,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强调叙述不仅是对既定事实的简单复述,同时也积极建构了意义,并且指引和框定了人们认识意义的路径。因此,叙述者无论以何种方式“说出事实”,都不可避免地要“讲故事”,即通过言语重构乃至再造某种“现实”及其意涵。基于这种判断,通常被划归文学范畴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抑或法律制度、宗教教义等社会契约,甚至是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使用的话语,在格雷马斯的理论视域下,均属于叙述行为。

其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研究,均反对将叙事文本单纯视为作者个人化的表达,而是强调任何类型的语料都体现甚至复制了叙述者浸润其中的集体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内在“结构”。在这一意义上说,任何想要让自身获得理解的叙事文本,都无法做到天马行空,而必须依赖既有文化与观念结构中某些约定俗成的套路或定式。据此,格雷马斯同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等人一样,也把“结构”看作开启人类精神世界“黑箱”的钥匙,相信在各种叙事文本貌似千差万别的表层内容之下,必定隐藏着一定数量的“普适常数”。它们在不同个体、不同文明的意识活动与表述行为中反复浮现,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定的稳定性与普遍性。

格雷马斯归纳的六种“角色模式”就彰显了上述观念,与此同时,这六种“角色模式”也发展了普罗普在研究俄国民间文学时提出的“(叙事)功能”概念。这一术语在形式主义的叙事分析中,指的是角色在故事中的行动,以及将行动置于由全部情节构成的整体背景下所显现的意义。“角色”与“人物”不同。举例来说,《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和《哈姆雷特》中复仇的王子,都是在特定故事文本中登场的具体“人物”。他们个性鲜明,命运迥异。但是,若将两个故事并置,从结构的层面入手加以比照,会发现不同的人物对于推动各自所在故事文本的情节向前发展,发挥着相似的作用。在普罗普和格雷马斯形式主义的叙事分析中,这些在文本的结构层面发挥相似功能的人物,可被视为同一类“角色” (actants) 。角色是抽象的,它指明了出场人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形式主义的文学分析也将“角色”理解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各种“行动要素” 。在此基础上,格雷马斯认为叙事文本中普遍存在“主角” (Subject)和“对象” (Object) (也译为“主体”和“客体” ) 、“支使者” (Sender)和“承受者” (Receiver) (也译为“发出者”和“接收者” ) 、“助手” (Helper)和“对头”(Opponent) (也译为“辅助者”和“反对者” )这样三对共六种角色模式。这一规律不受具体叙述者的意志及其所处时空语境的影响。

格雷马斯归纳角色模式的思路以“二元对立”的图式为基础。受到列维斯特劳斯阐发的结构主义纲领的影响,格雷马斯也将二元对立视为认知事物、理解意义的基本条件,抛开这一框架,人们眼中的世界将陷入混沌。他在“角色模式”之后提出的“语义方阵”模型,进一步确立了二元对立结构在方法论层面的应用。

格雷马斯将“意义”的最小单位称作“义素” (seme) ,并由此入手,析出作为语料“骨架”的语义结构。在他看来,意义源于结构,而人们对结构的基本感知,来自对义素间差异的体认。当意识捕捉到差异时,含有这些差异的事物才呈现在意识面前,并为意识活动的目的而存在。感知差异必然要求对同时显现的两个义素之间既有的关系进行描述,或者通过意识活动为二者建立关系。因此在感知差异的过程中,意识能够锁定一对“同位素” (isotopic) ,例如“真”与“假”。表面上看,“真” “假”水火不容,但它们同为有关事实的判断,出自同一维度或观察视点,因此格雷马斯将诸如“真”与“假”这样既相悖又相关的对立义素,称为位于同一“语义轴”两端的一对“关系项”,可以用代数符号记作:

除了对立面,每个义素还有自身的“负面”,例如“非真”与“非假”,它们与“真”“假”一样,也是处在同一语义轴上的一对同位素,用代数符号可记为:

这样的两组同位素就组成了格雷马斯所说的“语义方阵”。按照他的界说,语义方阵中存在三种基本关系:“真”与“假”之间表现为“反义关系”,“真”与“非真”、“假”与“非假”之间表现为“矛盾关系”,而“真”与“非假”、“假”与“非真”之间则是“蕴含关系” 。如下图所示:

在格雷马斯看来,所有叙事文本和社会行为都隐含这种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矩阵,而这反过来也说明看似神秘莫测的人类思维其实在因循二元对立图式运作。因此,人类社会中的文学作品、习俗禁忌、制度典章等含有具体价值观念的文本、事物、现象,均可被代入这个抽象模型,并被加以剖析,以呈现其内在逻辑。他期待这种高度抽象化的研究方法,可以让人文社会学科获得一场“科学化洗礼”,从而超越个体研究者主观认识的局限性,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致力于探索恒常规律的学问。

对传播学学科建制的贡献

1966年,格雷马斯因《结构语义学》的出版在法国声名鹊起。同年,在巴黎的结构主义者“小圈子”中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交流》的第8期刊登了格雷马斯的《建立一种阐释神话叙事的理论》和罗兰·巴尔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两篇重磅文章。这期聚焦“叙事”的专号被后世看作结构主义叙事学初试啼声。此后,在格雷马斯、热奈特、托多罗夫、布雷蒙等人的推动下,叙事学很快成为文艺理论大家族中冉冉升起的新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叙事学被介绍到国内,新闻传播研究开始尝试以叙事学的方法分析新闻文本与影像叙事。 2000 年以后,范戴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两部作品的译介,进一步激发了国内新闻传播学学者对叙事理论的兴趣。曾庆香、何纯等国内研究者先后出版了专论新闻叙事学的著作,格雷马斯提出的“角色模式”“语义方阵”等分析框架,开始为更多本土学人所知,逐渐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常见的研究方法。

借助格雷马斯的叙事分析,传播研究者发现新闻看似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实则与一般的文学作品一样,也是带有叙事者主观色彩的文本。记者的工作其实是以自己的叙述为受众重建新闻事件的内在逻辑。新闻事件可读解的意义,就源自作为叙事者的记者在散乱的要素中自行梳理出的逻辑闭环。

此外,当研究者面对庞杂的语料时,格雷马斯的类型学式分析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语义方阵”模型可以将长篇语料化繁为简,以一到两对基础二元对立作为基点,迅速剥去新闻事件中繁复的细节和翔实的描写,直观呈现记者在组织新闻文本时的一系列基本判断。例如,新闻报道的事件,其基本属性是体现“善”“恶”对比的故事,还是展现主人公面对任务或目标时实现从“未完成”到“完成”、从“缺失”到“获得”的“自我成长型”传记? 基于这种二元对立图示,特别是“善/恶”“允许/禁止”等常见的二元对立,记者也能通过对事件中诸多细节的分类,隐蔽地传达自身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格雷马斯的思想引导传播研究者不再将新闻看作一种特殊的文体,而是将其放置到更广阔的文化世界中,和其他文学体裁加以比对。新闻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的再加工。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全然摆脱自身意识中各种潜在框架的约束。 20世纪结构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理论遗产之一,即在于点明人的思想不可能无限自由地流动,或者将事实的全貌尽收眼底,相反,认识事物和理解意义,靠的正是将复杂的经验现实处理成一系列建立在二元范畴基础上的抽象模型。这些模型并非事实本身,而是叙事者对于事实的表征性再现。

对新闻研究而言,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模型的真正用途并不在于验证一个新闻文本在结构上是否“规范”,而是将它当作一面反思性的“镜子”。这种理论的价值在于帮助研究者发现作者和读者理解经验世界时难以摆脱的各种“路径依赖”以及其中隐藏的盲点。这些通过叙事结构被悄然植入叙事文本的意识形态,能够对事实本身进行筛选、裁剪和重组。这个过程建构了一种可理解的事实,而“可理解”在格雷马斯看来,恰恰意味着最终呈现的叙事文本,在结构上依然重复着作者和读者身处的社会一直以来向他们反复灌输的思维定式。

扩展阅读

原作

〔法〕A. 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吴泓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法〕 A. J.格雷马斯:《符号学与社会科学》,徐伟民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法〕 A. J.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吴泓缈、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