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颓废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

颓废主义是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它广泛渗透于19 世纪诸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之中。颓废主义的总体特征是:在文学观念上,奉行艺术至上,厌恶布尔乔亚1式的功利主义;在文体形式上,喜好精致详尽、晦涩深奥的语言;在文学主题上,迷恋反常、病态和人工的事物,渴望强烈的体验,追逐罕见的感觉,以此与倦怠或厌世的感觉搏斗。不同于可追溯至人类早期文明的历史悲观主义的“颓废”,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先锋意识的诗学范畴,颓废主义之“颓废”诞生于19世纪现代工业文明的开启时期,它是伴随震耳欲聋的工业革命大机器声,在现代化历史巨轮的车辙里滋生出的一朵现代艺术奇葩。

100多年前,东方古国经由一场学习西方的文化运动正式开启了其命运多舛、一步三摇、进一步退半步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就中国的情况来说,由于新文学从一开始(并始终)就与被外力裹挟-冲撞着陡然展开的现代性历史进程紧密纠缠在一起,其中的颓废精神与文本表现几乎不言自明、层出不穷:从新文学的开山鼻祖鲁迅先生那在《彷徨》中不断发出的绝望《呐喊》到新时期文学翘楚余华面对《世事如烟》的诡谲、荒诞与残酷而《在细雨中呼喊》,从张爱玲那袭华丽袍子上的虱子到安妮宝贝文本内外流溢出的那份精致的倦怠与孤绝,再到雌雄难辨的郭敬明之流那些矫饰透顶的句子与造作伪饰的姿态……既令人震惊又合乎逻辑,人们可以看到:在本土现代性历史进程开启的100多年中,颓废精神在中国新文学中所诞出的花朵几乎与本土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同步。但遗憾的是,本土的颓废主义研究很大程度上未能准确地把握历史的逻辑与节奏。

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颓废主义首次进入中国。基于改造旧俗、改良社会的初衷,时人虽竭力在这种与本土传统文学审美殊异的西方文学中发掘积极的“文化反叛”意涵,但与此相比,这一时期对“颓废”内涵的本土化改造才是更引人瞩目的传播现象。本土化了的“颓废”,更多地来源于民族屈辱感与自卑感,与西方颓废主义文学中的那个丧失了现实行动意愿、追求极端个人“自由体验”的艺术化的“颓废”只是表面相似。事实上,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学界没有余力将目光投放到“颓废”这等过度“暖饱”-“安逸”的“精微”话题上来。直到20 世纪末,西方学界对颓废主义问题愈来愈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引起了汉语学界的注意,此前对颓废主义弃若敝屣与简单否定的态度才渐趋改观。 20世纪80年代以降,解读颓废主义的美学视角正式开启。在西方颓废主义问题研究学者观点的启发下,逐渐涌现出一些从文学美学层面较为严肃地探讨这一独特文学现象的研究成果。尽管简单否定依然屡见不鲜,但美学视角的诞生,使得“颓废”的审美现代性徽记首次得到辨识,中国的颓废主义研究由此走向正轨。下文,笔者将沿着历时性的时间脉络,对颓废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的具体情况展开较为细致的梳理与辨析。

一、作为“文化反叛”的“颓废主义”

新文化运动前后,改造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呼声振聋发聩,青年学人热情高涨,跃跃欲试。乘着思想解放的东风,也借着中国学人对新文学的精神饥渴,中国学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宽松局面,各类西方文学思潮被介绍到中国。在此种时代背景下,颓废主义文学首次进入中国。

对新文学-新文化-新时代的渴盼使得在政治-社会处境和思想-文化生活中久经压抑的五四一代学人血脉偾张。他们急于汲取西方的文学精粹,从而达成本土文学的进化与改良。怀着改造旧俗、改良社会的初衷,一部分学人在颓废主义这种与本土传统文学审美殊异的西方文学中竭力搜寻积极的意味。

1921年,在发表《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2概要介绍“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先锋诗人”波德莱尔的行迹后,田汉又发表了《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 (续)3,重点阐述了波德莱尔反自然、“恶魔主义”等创作倾向。他援引波德莱尔本人的相关论述来说明其“反自然”观念的逻辑:自然非但没有教给人们什么事情,反倒是强迫人类去睡、去饮、去食、去敌对外界;“我们刚由窘迫之境入奢侈快乐之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自然’全系‘一个罪恶的怂恿者’”。 “‘罪恶’,本来是‘自然的’。反之,如‘德行’者是‘人为的’( Artificial) ,是超自然的。” “‘恶’是‘自然的’,宿命的,不费丝毫的努力;而‘善’事常为一种技巧的产物。”4以对波德莱尔“反自然”这一创作上的最大的特质为出发点,田汉为其“恶魔主义”倾向辩护:“他的诗之毅然决然歌颂人世之丑恶者,盖以求善美而不可得,特以自弃的反语的调子出之耳。”5同年,仲密(周作人)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6一文中谈论“颓废主义的祖师”波德莱尔,认为其颓废的“恶魔主义”实则由现代人的悲哀所促就。他的貌似的颓废,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现,与东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绝不相同。 1923 年9 月,郁达夫发表长文《 the yellow book及其他》7,介绍颓废主义核心杂志《黄面志》(1894-1897)和几位英国颓废主义艺术家和作家8。虽然当时的郁达夫并未将《黄面志》杂志和这些英国艺术家、作家与“颓废主义”做任何的关联,但从其对群集于《黄面志》的这群青年作家的共性——反抗当时社会的已成状态,攻击英国国民的保守精神——的概括中可以发现,他尤为看重这些作家创作中积极的文化反叛精神。

在初版于1924年的《近代文学思潮》9第三章中,黄忏华参照西方学人巴阿尔的相关论述向国人扼要介绍了颓废主义文艺“注重情调、着重人工、渴于神秘、追求异常”的诸多特质。如谈到颓废主义文学的人工化审美,作者认为莫泊桑的一句话很中肯:“自然是我们底敌人,所以我们不可不十足的和自然打战。什么缘故呢? 自然不绝的想把我们还元到动物底缘故。地球上清洁的,美好的,可贵的,理想的,不是神造底,都是人们尤其是人们底脑髓造底。”10

唐敬杲编纂的《新文化辞书》中的“ Décadents[颓废派] ”词条11在介绍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兰波、于斯曼等颓废主义作家以及颓废主义艺术的鲜明特征时,也强调了其反传统理法规则的倾向。

在田汉等人撰文将颓废主义文学推介到中国之时,厨川白村、本间久雄12等日本学者针对颓废主义的相关文学评论也被介绍到中国。在这些外来的阐释评论中,颓废主义文学中的文化反叛,也是最为中国学人所关注的部分。

如在1924年由鲁迅翻译到中国的《苦闷的象征》中,作者厨川白村肯定“恶魔诗人”波德莱尔在诗集《恶之花》中对丑和恶的赞美,认为这不过是作家将人类生命中固有的那部分被压抑的恶魔性、罪恶性自由地表现出来而已。13 汤鹤年的《新浪漫主义文学之勃兴》 (载于1924年《晨报六周纪念增刊》)一文系根据日本生田长江、野上臼川等人合著的《近代文学十二讲》之第五讲编写而成。文中指出:“颓废派的艺术乃神经的艺术、情调的艺术。”颓废派的文体就是“进步到言语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也就是言语其物最后的努力”。享乐主义的态度在贪图官能刺激的心底“实藏着更深的失望的悲哀” ,“实为想防止陷于死与绝望之悲哀,另求新生世界的努力,决不能单视作卑怯,或宁认为非常的勇敢的态度”,是一种“最沉痛的努力” 。14 沈端先于1928年将《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15翻译到中国,其作者本间久雄对法国美学家苟育和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对颓废主义艺术的否定不以为然,赞同法国作家雨果以及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等人所说的波德莱尔表达了“深刻的近代的悲哀”的见地;他尤其将波德莱尔称为“颓废主义的先锋”,称其作品之“病态”主题是“深刻的”,“决不是可以从普通的思想感情的见地而加以非难的作品”。16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对颓废主义文学的辩护,对五四前后中国学人对颓废主义文学的接受起到了殊为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对颓废主义文学“反自然”“恶魔主义”等特质及其反叛精神的发掘,与五四一代学人反叛传统文化的精神立场一拍即合,这是这一时期西方颓废主义文学在本土得到关注与肯定的主要原因。但与此相比,“颓废”内涵的本土化改造也许才是这一时期最值得玩味的传播现象。

以创造社成员郁达夫为例。郁达夫身上呈现出明显的“自我的分裂”。当他沉浸于“孤独自我”之中时,天才的艺术直觉使他倾慕波德莱尔、王尔德、道生、西蒙斯等人的颓废创作,迷恋其作品中忧郁、唯美的情调;而当他从“孤独自我”游离到“社会自我”中时,民族危亡的社会-政治语境和救亡图存的现实责任意识就会大大减损他艺术上的鉴别力和创造力。从郁达夫在其评论文章和文学创作中所显露出的对“艺术至上”理念的疏离态度17不难见出,他对颓废主义排斥现实的艺术主张一开始就持有明显的保留态度。因其天性的忧郁和艺术的直觉,郁达夫青睐西方颓废主义作家的作品;但身为“在社会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时代儿’”18,启蒙与进步的思想、对新生活的渴盼以及文人的责任担当意识又使他并没有对“颓废”这等过度“暖饱”-“安逸”之后的“精微”话题产生多少严肃探究的兴趣。身为艺术家,他深谙颓废主义作品中强烈的美学震撼力,因此,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他也试图从颓废主义作家那里汲取“颓废”之病态美的现代审美元素,比如现代人的苦恼、青年的忧郁症等,但其笔下“病态”“忧郁”的“颓废”主人公始终“包含着对于世俗反抗的一种社会性的态度”19,其“忧郁-颓废”的心态,更多地来源于民族屈辱感、自卑感以及对时代氛围的恐惧感,因而其作品中“颓废”情绪所表征出来的那种内心的压抑和苦痛,也唯有民族的振兴与时代的进步才能缓解。显然,此种社会化的“颓废”与西方颓废主义文学中的那个剥离了社会、民族意识,丧失了现实行动意愿,追求极端个人“自由体验”的艺术化的“颓废”只是表面相似,实则大相径庭。

文学“颓废”与剥离艺术之一切社会功能的“艺术至上”的美学理念紧密相连。“艺术至上”的美学理念,乃颓废主义作家笔下颓废之美震撼效应得以达成的重要逻辑前提;而对“艺术至上”理念的疏离,既是郁达夫误读颓废主义之“颓废”内涵的关键缘由,也是郁达夫难以复制震撼人心的现代“颓废”之美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其代表作《沉沦》的自序中,郁达夫坦诚自己的描写“失败了”。20

二、从“文化反叛”到“政治反动”

20世纪30年代前后,很多人延续了五四一代的思路,认同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相关表述,肯定颓废主义文学的“文化反叛”价值。比如,以费鉴照、章克标、方光焘等为代表的学者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颓废主义怀疑和反抗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物质主义的精神品格。费鉴照认为,颓废主义之“颓废”是在“时代物质的压迫里”和“科学惊人的成就里”所表现出的“一种倦容与失望”,是对“灼灼的理智主义”的裁制。21 章克标、方光焘赞赏以波德莱尔、魏尔伦、于斯曼、马拉美等为代表的19 世纪末“颓加荡”艺术家“反科学”“偏重技巧”“恶魔主义”等的创作倾向,认为“反科学”实为憎恶和反抗唯物论机械观的表现,“偏重技巧”不过是基于对自然科学之经验论和机械论的反抗而张大了排斥现实的虚构方法。22 以《从颓废文学说到中国的危机》23为代表的文章则有限度、有选择性地汲取国外学者的观点,认同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24中的主张——号召艺术家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走向日常生活和社会运动25,延续并发展了后期创造社的论调,号召20 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家不做多愁善病、忧时伤世的颓废者,而要做新生活中的战士。

喧嚣热闹的引进推介之后,一些学人对此前本土对日本或西方学者观点的过度依赖有意识地展开反思,试图对颓废主义文学做出相对独立的判断。在《颓废的诗人》一文中,金翼立足本土“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将波德莱尔的“颓废”理解为因找不到出路而产生的一种消沉、苦闷、愤懑的情绪。26 与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对“颓废”内涵的本土化改造相类似,这种带有浓重现实意味的文学解读与西方19 世纪“艺术至上”理念统摄下的“颓废”内涵有着明显差别。以高蹈的《十九世纪末欧洲文艺主潮——从“世纪末”思潮到新浪漫主义》为代表的文章则将现代汉语“颓废”一词的贬义与文艺上的“颓废”之内涵相混同,将文学“颓废”解读为文学“衰微” ,认为19世纪末“颓废之群” “沉耽于物质生活深渊而不能振拔,不得不歌颂着丑恶以自解,与乎躲避现实的龌龊,而憧憬于无何有之乡,其根源都是不能战胜自然而持着消极态度的”27。不论是对于颓废主义之“反物质主义”的身份标识,还是其贬低自然的美感与价值、迷恋“恶之花”的“反自然”的美学先锋实验,抑或其从浪漫主义作家手里继承而来的“艺术自由”理念,高蹈等人都越来越显示出学理认知上的偏差。

上述评论渐趋见出本土文化之道统对西方颓废主义文艺“无用之用”的否定倾向,但并无明显的阶级论调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强悍逻辑。与此相比,越来越多的左翼文人受到苏俄政治意识形态文论的影响,将颓废主义文学斥为衰退、堕落的“反动”文学。

早在20年代后半期,以创造社成员对革命文学的宣扬为标志,本土文人对颓废主义文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就已头角初露。创造社成员将此类文学斥为“资产阶级情调”的“反动”文艺。譬如,何畏(何思敬)的《个人主义艺术的灭亡》28、黄药眠的《非个人主义的文学》29等文章均将颓废主义等19世纪末文学之标榜自我、崇尚个性斥为“徒殉一时之快感”(黄药眠语)的个人主义文学,认定个人主义的艺术只有灭亡一条路。从20世纪30年代初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与文学范畴内较为冷静客观的学术阐释并驾齐驱,对西方颓废主义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层出不穷。

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把“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称为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颓废主义文艺,指责颓废主义是反革命的懒汉,彻底否定颓废主义及其“为艺术而艺术”理念的价值。 1934 年8 月17日,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否定“沉湎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醉于色情文学和春宫画片”,代表着“资产阶级文化衰颓和腐朽”30的颓废主义。在评价西方颓废主义文学的立场与尺度上,普列汉诺夫、日丹诺夫等人的如上表述乃是当时中国左翼文人的信条和指南。

“在这颓废派的总名称之下,实在是包括了所有的想逃避那冷酷虚空机械生活的一伙文艺家,这些人们的意识是被当时的剧烈的社会变动和顽强的社会阶级的对抗所分裂了的,他们的灵魂是可怜的破碎的灵魂;他们虽然是反自然主义的,可是绝对没有浪漫派文人那样活泼泼的朝气。他们只想藉酒精和肉感得以片刻的陶醉忘忧。”3120世纪30年代初,茅盾在其《西洋文学通论》中的这番表述,算得上左翼文人对颓废主义疾言厉色大批判中的温柔声调。是时,“从文学本体上看得少,从文学与社会的外部关系看得多”32,茅盾在文学批评中已然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之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艺术应有明确而严肃的目的,服务于社会、民众与政治;在他看来,以颓废主义为代表的西方19世纪末文艺作为极度矛盾混乱的社会意识的表现,缺乏认真的态度,成了“失却了社会的意义”的“幻术”33。在《没落途中的各派反动文艺》34一文的第三部分“时代淘汰的颓废文艺”中,作者止愚更将悲观厌世的文学“颓废”视为慢性自杀。基于对“精忠义烈可歌可泣”“能负起时代的任务”之文学的推崇,他指斥受西方颓废-唯美文学影响的中国作家郁达夫、张资平、滕固、叶灵凤、金满成等人的颓废情调,称其给了现代有为青年一剂“颓废剂”。

不知何时,对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的颓废主义,人们开始谈“颓”色变、噤若寒蝉,只能偶或听到有人禁不住窒闷跳出来替“毒草”做几声如泣如诉的嘤嘤辩解。比如,戴望舒从法文直接选译“颓废派的先锋”波德莱尔《恶之花》部分篇章35,委婉地回应了认为波德莱尔作品充满“毒素”的尖刻评论。36 柷敔则在为自己翻译的《恶之花》所写的序言中试图一厢情愿地为波德莱尔摘掉“颓废派”的帽子:波德莱尔的旨趣与司汤达和梅里美一样,“不是颓废,而是代表现实主义,一种升华了的现实主义,或者说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37。

本土文人基本放弃了对将“艺术至上”理念推到极端的反传统的颓废主义文学的接纳。 1948年,苏联学者伏尔柯夫的《与资产阶级颓废艺术作斗争的高尔基》一文由叶水夫翻译到中国。该文充斥着强烈的阶级义愤,主要攻击对象是深受西欧颓废主义影响的俄国文学中的颓废派,称其是“生活的奴隶”,“病态地在生活里面颠滚着,像苍蝇在蜘蛛网里一样,他们扰人地嗡嗡着,使人家意气消沉和发愁……”,是“萎黄病”患者,是“堕落的被注定命运的剥削阶级的歌手”。文章热烈拥护列宁为反抗颓废派所拥护的伪善的“资产阶级自由”而提出的“文学党性”原则,赞赏高尔基符合党性原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认同高尔基在《个性的毁坏》一文中对颓废主义文学之“反人民性”和“对西欧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和美学的依赖性”的指控和批判,肯定高尔基对颓废派所幻想的“自由”之本质——“文字的贩卖,谎言、毁谤和谑笑圣物的自由”——的揭示。38 伏尔柯夫的这篇批斗式长文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学界和文坛的广泛传播,预示了此后30年本土西方颓废主义文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禁区。

三、审美现代性徽记的辨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郁达夫就已初步意识到了产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连锁效应与19世纪末文学“颓废”倾向之间的逻辑性关联,不过他并未对此进行清晰的理论阐发与观点提炼。39 20世纪80年代以降,在西方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的启发下,以李欧梵为代表的华人学者开始深入地辨识颓废与现代性的依存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尽管对颓废主义文学的简单否定依然屡见不鲜,但美学视角下对颓废与现代性关系的辨识与阐发,使中国的颓废主义文学研究逐渐走向学术研究的正轨。

1993年,李欧梵在《今天》第4 期发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文章借鉴了卡林内斯库等西方颓废主义问题研究专家的观点,明确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与中国的“现代性”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进行表述:“我最关心的问题是颓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所扮演的边缘角色,它虽然被史家针砭……但是我觉得它是和现代文学和历史中的关键问题——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和因之而产生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密不可分的。”40差不多同时,李欧梵在高利克编的《中国文学与欧洲语境》中刊发《颓废,中国现代文学视角相关的尝试性研究》一文,重申前文中的观点。稍后,他又在《上海摩登》41中化用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相关论述,称“颓废”这个概念来自一个“反话语”,并进一步揭示了颓废主义之“美学现代性”的先锋精神和立场。针对颓废主义艺术家对人群和现实的疏离及其反常的癖好,李欧梵将其解读为“在道德和美学上都有意识地、招摇地培养了一种自我间离风格,以此来对抗多数资产阶级自以为是的人性论和矫饰的庸俗主义”42。作为“与视角相关”的“尝试性研究”,李欧梵对中国现代语汇中将“颓废”当成一个“坏字眼”表示不满,开启了从学理维度和美学视角解读颓废主义文学的大门。在颓废精神与现代性视野的观照下,李欧梵对一批中国现代作家如郁达夫43、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等44的创作进行了重新审视与分析,开启了从文学颓废和现代性视角解读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新尝试。

在李欧梵于“研究视角”上“尝试”着开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颓废”话题之后,现代文学中的“颓废”问题受到了学界重视,其中尤以解志熙的著作《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基于对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之“深刻复杂的生命情怀和人文情结”和“浓重的悲观虚无主义色彩”45的体察,解志熙指出:“‘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并没有很清楚、很准确的唯美-颓废主义概念” ,“他们最欣赏的其实是唯美-颓废主义者的那种冲决一切传统道德罗网的反叛精神以及无条件地献身于美和艺术的漂亮姿态,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唯美-颓废主义的深层基础——一种绝非美妙的人生观”。46 在对西方的“颓废”与中国化了的“颓废”做出内涵上的区分之后,解志熙从“颓废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发掘、打捞出一批此前很少被关注的作家与作品,颇有一种让人从既往的文学史框架中挣脱出来的力量。但遗憾的是,他虽承续了李欧梵重视颓废问题的“研究视角”,却没能保持后者审视颓废问题的国际视野与学术维度,其对文学“颓废”现象的解读不无偏颇。比如,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本土文学颓废现象的阐释,他主要选取了西方颓废主义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这个维度,甚少关注到李欧梵所重点强调的颓废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一深层逻辑;如此一来,作者就很容易将中国新文学中的“颓废”简单理解为一个特定阶段的特殊现象,而非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现象。稍后,肖同庆在其《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中,从“颓废”角度对五四新文学所进行的阐释,亦存在着大致相同的概念模糊问题——在他的表述中,“颓废”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理解为一种与“世纪末”相关的“世纪病”。相形之下,论文《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的颓废和城市——评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47中对“颓废现代性”和“进步现代性”的辨识及其在本土现代作家创作中变异的阐发,对理解“颓废”的先锋意义和美学内涵或许更有助益。总体来说,李欧梵等人对中国现代文学中诸多经典作品之“颓废美”的阐发,反向矫正、促进了本土学者对西方颓废主义文学的理解。

卡林内斯库的著作在21世纪初被译成中文后,国内谈论“颓废”与现代性关系的文章骤然增多,但其中不少文章很大程度上是拼凑跟风之作。在同类文章中,陈瑞红、吕佩爱的《试论颓废的现代性》(《学术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是颇为扎实的力作。在充分考证“颓废”概念之内涵的基础上,该文从尼采哲学及王尔德的美学入手,对“颓废”与现代性的关系做了颇有深度的阐发:“颓废”既是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一种美学风格,同时还是先锋艺术家的一种生活姿态。类似的讨论使本土学界慢慢意识到:作为现代艺术的一个标志性特征,“颓废”与现代性注定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没有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展开,就不会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颓废内涵;而不理解颓废与现代性之间的如上逻辑关系,也就很难准确地理解西方颓废主义文学。

2010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ÀRebours( 《逆流》 )这部西方颓废主义文学“圣经”的中译本,这为国内颓废主义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作为本土学界专事探讨19 世纪西方颓废主义文学的首次尝试,薛雯的《颓废主义文学研究》在2012年出版。围绕着“颓废”乃一种艺术化的精神这一核心观点,该书对19世纪西方颓废主义文学主要作家作品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对“颓废”的内涵进行了辨析与阐发,这对进一步匡正国内学界视“颓废”为“消极”“邪恶”的洪水猛兽这一历史认知与现实态度具有莫大的意义。另有一些研究者开始以《逆流》中塑造的颓废者典型为文本依据,从追求个人自由的角度来反思文学“颓废”的精神内涵。比如,马翔、蒋承勇的《人的自我确证与困惑:作为颓废主义“精神标本”的〈逆天〉》48从实践论美学出发,将颓废者的病态化症候解读为由于情感无法借助对象化而自由传达所导致的“自由感”的丧失;而杨希在《“颓废”的末路英雄——于斯曼〈逆流〉主人公形象辨析》49一文中则将颓废者定义为追求个人自由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反叛者。

值得注意的是,陈慧的《论西方现代派的颓废性》一文虽多次引用卡林内斯库有关颓废与现代性关系的表述,但作者并没有把握其本意,而是曲解卡林内斯库有关现代派的二重性和双向性的论断,称“现代派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叛逆性,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明采取厌弃、否定甚至抨击的态度;现代派的最大毛病,则在于它的颓废性,即散布现代资产阶级的颓废世界观、历史观、伦理观和美学观”;现代派文学的主要价值在于“揭露并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一面”,而其“病态和颓废”的一面则是因失去了美学理想而导致的对丑的偏爱和膜拜。50 无独有偶,张器友等人的《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一书援引弗兰茨·梅林、卢那察尔斯基等马克思主义者批判颓废主义文学的观点,称颓废主义作家为“中小资产阶级世系”,认定他们是一群不满于社会的动荡和黑暗,但无力改变,看不清社会前景,陷入精神危机的人。51 作者将颓废主义作家的美学先锋姿态曲解为因个人政治、社会理想的破灭而导致的精神危机和逆反心理,对其本身“不清晰”的政治立场、“不正确”的文学倾向(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发起粗暴的人身攻击。

结 语

不惟中国学者,自19世纪颓废主义文学诞生伊始,西方学人很长时间里也面临着将颓废主义文学之“颓废”的内涵从语义学的陷阱里打捞出来的难题。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颓废”似乎都不易挣脱“道德”的泥潭和“衰退”的陷阱。而在缺乏“为艺术而艺术”文学传统的中国,准确地理解文学“颓废”的概念无疑更加困难。

作为一种先锋的美学姿态和反叛的文学精神,颓废主义代表了对启蒙现代性的怀疑与不安,反思与矫正。在西方文化的冲撞下刚刚开启启蒙现代性征程的五四学人意气风发、雄心满满,很少有人对这种标榜理性、追求进步的现代性抱有怀疑和不安。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时人很难理解致力于反思启蒙现代性之负面效应的颓废主义之先锋精神和美学意味。

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对“艺术至上”理念有意或无意的疏离或曲解,成为国人领略颓废主义文学之自由艺术之境的另一个瓶颈。秉有强烈现实感的中国学人无论是从时代现实还是文学传统中都很难切身地理解抑或接受“艺术至上”的主张。而由家国情怀所表征着的文学与政治、现实的亲昵关系,作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学传统,使得文学“颓废”的美学内涵更难从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衰退、堕落”等贬义中被准确地辨识出来。因此,以阶级论和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贬低颓废主义文学的状况时有出现,而在国家危难或特殊的政治氛围下,误解则更易演变为极端的曲解。

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节点,在开始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现代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孕育了若干国际大都市。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个体主义精神在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大都市中获得了生长的机遇和空间。大都市中的现代人成为最先有可能体验到“颓废感”的人——时代境遇正成为人们重新理解“颓废”这一现代审美面相的重要契机。质言之,秉有自由意识的孤独个体在现代中国大都市的出现,为更多的本土作家迷恋和创造“颓废美”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学人在现代性的视域下把握“颓废美”的实质提供了契机。

1 本书中所出现的“布尔乔亚”一词,均为“资产阶级”(bourgeoisie)一词的音译。

2 田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少年中国》,1921年第3卷第4期,第1-6页。

3 田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续),《少年中国》,1921年第3卷第5期,第17-32页。

4 同上篇,第19页。

5 同上篇,第24页。

6 仲密:《三个文学家的纪念》(选),《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第11卷第17期,第1-2页。

7 郁达夫:《the yellow book及其他》,《创造周报》,1923年9月23日、30日,第20号、21号,转引自饶鸿競、陈颂声、李伟江等编:《创造社资料》 (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3-331页。

8 包括:奥布里·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欧内斯特·道生(Ernest Dowson)、约翰·戴维森(John Davidson)、亚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莱昂内尔·约翰逊(Lionel Johnson)等。

9 《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一编》之《近代文学思潮》 (黄忏华编述),1989 年,上海:上海书店,第99-101页。

10 《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一编》之《近代文学思潮》 (黄忏华编述),1989 年,上海:上海书店,第100-101页。

11 唐敬杲编:《新文化辞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236-238页。

12 当时的中国学人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读厨川白村和本间久雄,这与鲁迅的推介有很大关系。

13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北京:北新书局,1930年,第113页。

14 转引自张大明编著:《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31页。

15 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沈端先译,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初版,1931 年7月六版。

16 转引自张大明编著:《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

17 饶鸿競、陈颂声、李伟江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725页。

18 同上。

19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

20 郁达夫:《沉沦·自序》,上海:上海泰东书局,1921 年。转引自周海林:《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于早期成员的研究》,周海屏、胡小波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190页。

21 费鉴照:《世纪末的英国艺术运动》,《文艺月刊》,1933年第4卷第5期,第136-139页。

22 章克标、方光焘:《文学入门(普及本)》(第三版),上海:开明书店,1933 年(1930 年初版),第75-82页。

23 钟协:《从颓废文学说到中国的危机》,《之江校刊》,1931年第26期,第3-4页。

24 1925年由鲁迅译介到中国。

25 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北京:北新书局,1935年,第205-216页。

26 金翼:《颓废的诗人》,《晨光周刊》,1935年第4卷第6期,第16-20页。

27 高蹈:《十九世纪末欧洲文艺主潮——从“世纪末”思潮到新浪漫主义》,《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10月第2卷第4期,第1395-1416页。转引自张大明编著:《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7页。

28 何畏:《个人主义艺术的灭亡》,转引自饶鸿競、陈颂声、李伟江等编:《创造社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5-138页。

29 黄药眠:《非个人主义的文学》,《流沙》,1928年3月15日第1期。转引自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5-168页。

30 日丹诺夫:《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戈宝权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7-8页。

31 茅盾:《西洋文学通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134页。

32 张大明编著:《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页。

33 茅盾:《西洋文学通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174页。

34 止愚:《没落途中的各派反动文艺》,《人民周报》,1934年第116期,第8-11页。

35 波特莱尔:《恶之华掇英》,戴望舒译,上海:怀正文化社,1947年。收录波德莱尔诗作24篇,书前附上了称波德莱尔“到了光荣的顶点”的瓦雷里撰写的《波德莱尔的位置》一文。《恶之华》即《恶之花》。

36 张大明编著:《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

37 柷敔:《〈恶之华〉》,《小说月报(上海1940)》,1943年第37期,第112-117页。

38 伏尔柯夫:《与资产阶级颓废艺术作斗争的高尔基》,水夫译,见罗果夫、戈宝权合编:《高尔基研究年刊》,上海:时代画报出版社,1948年,第40-46页。

39 郁达夫:《怎样叫做世纪末文学思潮?》,见傅东华编:《文学百题》,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84-86页。

40 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见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41 以英文撰写成书,初版于199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42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修订版),毛尖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7页。

43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110-124页。

44 对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等作家的重新审视,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修订版),毛尖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

45 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年,第67页。

46 同上书,第66页。

47 练署生:《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的颓废和城市——评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第130-136页。

48 马翔、蒋承勇:《人的自我确证与困惑:作为颓废主义“精神标本”的〈逆天〉》,《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14-119页。 《逆天》即《逆流》。

49 杨希:《“颓废”的末路英雄——于斯曼〈逆流〉主人公形象辨析》,《东岳论丛》,2016年第10期,第187-192页。

50 陈慧:《论西方现代派的颓废性》,《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第28、26页。

51 参见张器友等:《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