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民善法”万牲园：晚清士大夫的海外见闻

1906年10月13日，“五大臣”之中的端方、戴鸿慈奉旨出洋考察归来，上折奏陈欧美各国“导民善法”：

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初犹以为欧美风俗所趋，未必有关政俗，继乃知其专为导民而设，无不具有深心。1

于是请次第举办，“综括言之，凡有四事”：一曰图书馆，一曰博物院，一曰万牲园，一曰公园。在“万牲园”条下具体陈述道：

各国又有名动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鸟兽鱼鳖之属，奇形诡状，并育兼收，乃至狮虎之伦，鲸鳄之族，亦复在园在沼，共见共闻，不图多识其名，且能徐驯其性。德国则置诸城市，为娱乐之区，奥国则阑入禁中，一听刍荛之往，此其足以导民者也。2

端方、戴鸿慈所谓的“万牲园”或“动物园”，即英文的zoological garden，是19世纪新兴的发明。在西方的脉络中，动物园实际上滥觞于16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随着航海和殖民的扩张，欧洲贵族特别是皇室热衷于收藏珍奇动物，作为彰显王权与财力的方式、文明驯化自然的象征。这些兽馆通常附属于贵族花园，如凡尔赛宫的动物园，早期的动物园带有专制王权和殖民主义的印迹。到了19世纪，“动物花园”这个概念才出现，动物园开始被视作一个整体，而不是既定花园中的一个成分，也就是说，“动物园”强调的是空间的内容（动物），而不是空间本身。伦敦摄政公园（Regent's Park）率先兴建动物园，随之在欧洲掀起风潮。动物园热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伴随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作为整个欧洲市政文化革新的一部分，它与19世纪兴建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商会、交易所、公园的热潮是一体的。尤因其隶属于公园的脉络中，独立或被结合进公园的动物园，与公园一同被视为“都市之肺”，在拥挤污浊的城市中为市民提供漫步休闲的场所。19世纪后半叶，以巴黎植物园（内设动物园）为代表，动物园的受众由特权阶层渐趋大众化，开始肩负中下层阶级休闲娱乐、陶冶情操和公众教育的功能。动物园被看作“一个城市必须要提供的最有特色的文化标志”，布鲁塞尔一本写于1856年的散步指南中有这样一句话：“动物花园已经彻底渗入了公众的生活习惯，一个人肯定会问自己，三年前的布鲁塞尔居民在咖啡时间和茶点时间之间能干些什么？”3晚清中国的使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欧美考察政俗，因此，端方、戴鸿慈将动物园与图书馆、博物院、公园并置，视其为“导民善法”，颇得彼时西方动物园理念之精髓。当然，对于动物园这种新事物的认知，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中国自身辟设专门空间蓄养动物的传统其实可以追溯至周文王时期的灵囿，《诗·大雅·灵台》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毛传注：“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灵囿，言灵道行于囿也。”4后泛指帝王蓄养动物的园林。但是“动物园”这样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现代文明的意义，对于国人是完全陌生的。不仅如此，国人对于动物的认知，也与西人有别。中国古人对于动物较为系统的认知可以上溯到《尔雅》，但基本是出于一种博物的趣味，“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5。亦有附会于人事，或将动物与祥瑞灾异之兆联系起来，或将动物赋予人类的品格进行褒贬。表面谈的是动物，实际还是旨在人事，缺乏对于动物自身的生物学认知——当然，这即使在西方脉络中，也是近代以来的事，动物园的诞生本来就与西方博物学、分类学、生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当晚清士大夫游历欧美时，动物园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全新的经验，自然会产生许多有趣的碰撞。

考察自19世纪中期起至20世纪初期，半个多世纪以来晚清士大夫出访欧美的游记，在令人目眩神迷的众多发明中，动物园引起了他们普遍的兴趣。由于难以在既有的本土知识结构中找到对应物，最初对于zoological garden（动物园）的翻译也各出己意，并不统一，有生灵苑、生物苑，也有百兽园、万兽园，或万种园、万牲园、万生园等。基本上直到20世纪初戴鸿慈、载泽、康有为等人的论述，才逐渐固定下“动物园”的名称。

田晓菲在讨论魏晋和晚清游记的Visionary Journeys一书中指出，中国游记素有“好奇”（love of the strange）传统，特别留意富于异域风情的奇珍异事。6而初衷为搜罗“奇异”（exotic）生物的动物园，恰恰迎合了这种期待。7欧美动物园从世界各地网罗来的珍禽奇兽，绝大多数是这些初出国门的晚清士大夫闻所未闻的，令其耳目一新，因此，他们对于动物园最初的关注，集中于一个“奇”字。8如斌椿《乘槎笔记》在在强调巴黎、伦敦、荷兰等地“生灵苑”之“鸟兽之奇者，难更仆数”,“尤奇者，海中鳞介之属”,“鸟兽奇异甚多”,“异鸟怪鱼，皆目未睹而耳未闻者”,“珍禽异鸟，充斥其中”，等等。9志刚《初使泰西记》不惜花费笔墨，历历细数伦敦“万兽园”之“珍禽奇兽，不可胜计”。10张德彝《航海述奇》同样也为“奇异难以殚述”的伦敦“万种园”留足了篇幅，分门别类地描摹“兽之奇者”“鸟之奇者”“鱼之奇者”，以及荷兰“生灵园”所蓄“奇奇怪怪者尤多”。11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亦赞叹伦敦“动物园”的“无奇不备”和柏林“校兽园”之“所蓄珍禽奇兽以及鳞介各种甚众”。12

晚清士大夫对于动物园最直观的认识，还停留在对于异域“珍禽奇兽”的好奇和新鲜，基于此，早期旅行者最感兴趣的，就是认知和记载各式各样的生物。他们常不厌其烦地记述在动物园中观察到的动物。考察这些论述，一方面，他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是长颈鹿、斑马、袋鼠、狮子、犀牛、河马、大象、食蚁兽、鳄鱼、鲸鱼等富于异域风情的动物；而另一方面，在观察认知这些新奇的动物时，他们动用了自身的知识资源去对接。大部分旅行者在记述动物时以“虎豹犀象”统之，此语典出《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这一章讨论治乱与禽兽的关系，认为禽兽的出现是乱世的表征，暴君当政时，“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泽沛多而禽兽至”；而有道的统治者则驱逐禽兽，天下太平，“（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13。孟子对于园囿禽兽的理解，与西方现代的公园（动物园）观念对照，饶有意味。与之相应，当志刚历数伦敦动物园的收藏之后，笔锋一转道：“虽然，博则博矣。至于四灵中，麟、凤必待圣人而出。世无圣人，虽罗尽世间之鸟兽，而不可得。”感叹即使如伦敦动物园这般博搜远采，仍然看不到上古传说“四灵”之中的麟、凤、龙，“然则所可得而见者，皆凡物也”14。而戴鸿慈谈到“来欧数月，已数见不鲜”的“鹿豹”即长颈鹿时，亦指出：“其状马首、牛尾、鹿身、长颈有角，西人以为中国古所谓麟者即此，此事殊难确证。因思中国古书，称龙、麟、鸾、凤诸瑞物，皆不经见。盖缘此种久已不传，亦与欧洲上古之大鸟、大兽同例（中世以后，所称龙见凤至，皆其赝者耳）。”15志刚、戴鸿慈仍然笃信龙、麟、鸾、凤这些中国上古传说中杜撰出来的神圣鸟兽的存在，遗憾在西方现代的动物园中无缘得见，甚至归咎为“世无圣人”，在后世看来虽有些不可思议，却体现了中国士大夫在接触西方动物园之初的思维碰撞。

当然，晚清士大夫对于动物园不止于单纯的猎奇心态，而是对于西方动物园的形制和功用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他们普遍注意到动物园分类豢养的原则，以伦敦动物园为例，“或局兽于圈，笼鸟于屋，蓄鱼于池。其驯者，或放诸长林丰草间”16;“每一巨室，或圈或栏相连，以一园丁司之”17。张德彝的记述尤为详尽：

外有猛兽，每种各有石屋二间，前有铁栅栏，上悬一牌云：物系何名，产自何处，因何人而携此。有园丁以铁叉插生肉、面包喂之。兽之驯者在木房内。小鸟每种一木房，前有铜网，内有水池、食盆、枯木枝。水鸟与鱼皆有大池。鸟兽有水产、旱产各异者，置于四间木房，内凿石池，外铺干草。畏寒者向阳，畏热者背阴，无不各得其所。18

这是19世纪欧洲动物园的典型格局。整个动物园犹如一个分类准确的博物收藏室，兽笼就像陈列窗，以便游人和研究者近距离观察动物；兽笼上附有说明标识，散发着百科大全目录式的气息；而笼中野兽则如同示范模型，具有科普和教育功能。李圭即精辟地指出，伦敦动物园的功用在于“专以考究生物之理者”19。虽然这种博物收藏室的风格在20世纪受到质疑与诟病，却深刻影响了北京万牲园的形制，甚至可以说奠定了当今中国动物园的基本格局。20

再者，由于晚清旅行者是在同一时间接受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等诸多概念，况且西方动物园在诞生之初本身也隶属于公园的脉络，因此，晚清国人对动物园的认识往往被涵盖在公园的框架内。

譬如自诩“中土西来第一人”的斌椿，在《乘槎笔记》中就将动物园作为“花园”之一种。上引花木、鸟兽、鳞介之奇异者就见于巴黎“官家花园”的记载。“官家花园”本是公园的意思，公园在最初进入晚清国人视野时即被称为“公家花园”；而根据斌椿的描述，此应系附设于巴黎植物园内的动物园。在伦敦时，他命随员广英“往看花园”，记录广英的报告：“云鸟兽奇异甚多。狮子四，极大者二，皆虬毛。虎豹犀象之属，不可胜记。巨蟒长至二三十码，每码合中国二尺五寸，皆豢养极驯。”21这很可能是伦敦动物园，因为英文zoological garden后一个单词即花园之意。斌椿不辨花园、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的区别，因为对他而言，这些都不过是富有异域情调的花园，还不曾进一步意识到它们承担不同的功能。

然而随着认知逐步深入，晚清士大夫对于动物园的关注渐从“动物”转向“园”。查阅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可见其在欧洲养成闲暇时赴公园、动物园游观的习惯。如在巴黎时，他常记述某月某日偕某人“游于苑囿，见狮、豹、熊、罴诸兽及各种蛇、鱼、介族”等，此“苑囿”亦即巴黎植物园；待至伦敦，更是多见其独自或携家人至“万生园”（伦敦动物园）、“海德花园”（海德公园）或“理检滋苑囿”（摄政公园）“游观极久”；到柏林当日，他即“游万生园极久，足力颇乏”。22从一个旅居异国的游客角度，公园与动物园于曾纪泽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游憩之所，况且当时许多动物园本身就附设于公园中，如巴黎植物园和摄政公园等。曾纪泽曾在日记中发表议论，认为中国人来欧洲有二事最难习惯，一曰房屋太窄，一曰物价太贵。西人因地价高昂，极其爱惜地面，“然至其建造苑囿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余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暗合孟氏之遗说焉”23。体贴到西人开辟公共空间供民众游憩的用心，十分赞许。

康有为在20世纪初游历欧洲，则直接将动物园与公园相提并论，如在《丹墨游记》中，他记述“游动物园、植物园及大公囿。动物园布置甚好，且过于伦敦，在欧洲亦为上者。余两园林木森蔚，皆有湖溪洲岛，布置佳胜，风光绮腻。近海公囿引水回环，长堤铺沙，馆楼临海，花木明漪，尤极其胜。欧人之于公囿，虽小如丹、荷、比，而广备游乐，以便都人士之卫生。于都会极贵重之地，占地动十余里，不少惜费，其布置幽雅，亦与各大国争胜焉”24。康有为明确意识到，欧洲“于都会极贵重之地”不惜占地斥资辟设公园，“以便都人士之卫生”的用意，抓住了19世纪西方兴建公园的精髓，而动物园则被放置于这一脉络中。又如《瑞典游记》中，康有为盛誉瑞典的思间慎公园（斯堪森公园，Skansen Open-air Museum，现为露天博物馆），认为即使他赞赏的“柏林动物园遍摹万国宫室，自是地球第一，然幽胜则不如此园甚矣”25。可见在康有为看来，公园与动物园是同质化的发明，因此，他对于动物园的关注也超越了前人对于珍禽奇兽的迷恋，而更多地关注风景情致，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公园观赏。如欧美各国动物园中，他最推举柏林动物园（Tier Garden），誉为“最华妙奇诡”，特别欣赏其引入异域风情的建筑元素，以之为柏林动物园最显著的特色：“其最奇丽者，畜鸟、兽各室无一同者，大搜各国之室制而兼营之。畜象处以印度庙制，五色之砖斑驳穹窿；畜蛇处以埃及庙制，大楹画人物象。其他波斯之尖塔、突厥之金顶殿、中国之黄龙亭，盖无不备。”此外康有为还留意到动物园内广设酒馆、茶社、戏院等休闲场所，并且很倾慕欧美民众养成这种于公共空间游憩的文化：

此外酒馆、茶室、戏场皆穷妍极丽，依湖傍山，长廊交通，曲道相接。花木扶疏于径畔，凫鸭唼喋于湖溪，丘阜连绵，芦苇丰绿，沿山得径，架水成桥，芳草蔓藤，杂花生树。亦复有板屋沙地，木几不饰，摹仿古时乡落村夫饮酒状。夕时游人如蚁，树下列几，树上燃电灯，士女接裳，占座饮酒，品茗听戏，至夜十时乃散。光景至佳，可谓极乐矣。26

这与康有为一向对公园的思考是一致的，如他观察到罗马植物园中男女老少或野餐、或游戏、或垂钓，感叹“绿天幕幕，以游以嬉，盖欧洲民乐之通俗”27；在丹麦“百戏园”，他亦很享受公园中设“楼阁数十座，花木深曲，柳塘水榭、茶室、船舫临之，电灯万千，游人如蚁，百戏并陈。座落皆卖茶酒、架非，置几千百于树下”，认为“盖欧土之通俗也”28。

正是上述晚清士大夫对于西方动物园的理解与认知，深刻影响了此后北京万牲园的模式，即将动物园放置在公园的框架之内，关注其作为公共空间供给市民游息的功能，而不单纯是珍禽异兽的收藏所。这种思路在倡设、建造以及使用万牲园的过程中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