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四川崽儿

19世纪的欧洲植物分类学家要比他们21世纪的同行幸福多了，要命名新植物根本不用自己跑腿采标本，自有各式各样的人自愿帮他们干活，其中有很多人是外交官、传教士，比如前面提到的在云南死于非命的马伯禄神甫。

法国巴黎自然史博物馆的弗朗谢（A. Franchet）就是这样一位享清福的植物分类学家。在他命名的近2000种中国植物中，绝大多数的标本是三位法国天主教神甫拼死拼活在中国西南地区替他采集的，这三位天主教神甫分别叫作谭卫道（J. P. A. David）、赖神甫（P. J. M. Delavay）和法尔热（P. Farges），其中谭卫道的事迹后面我们还会讲到。

弗朗谢给中国植物命名的方法颇为省事：属名往往是现成的，比如乌头、槭树、龙胆这些属欧洲都有，林奈早就定好属名了。至于种加词，首先当然是用采集者的姓氏——如果你看到一种中国植物学名的种加词是davidii、delavayi或fargesii，那八成就是弗朗谢命名的。采集者的姓氏用过以后，再用中国的地名。比如谭卫道曾经在四川宝兴县采集了大量标本，因为宝兴县政府驻穆坪镇，所以弗朗谢用moupinensis或moupinense（法语里ou的发音近似“乌”）做了很多新种的种加词。不过，弗朗谢用的最多的地名，还是省级行政区的名字，比如云南，比如四川。

很多人对“四川”这个名字的词源一直有一种误解，以为它是来自省内的四条大川。不过具体是哪四条大川，就言人人殊了。有人说是“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也有人说是“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当然，这个误解由来已久，至少从清朝初年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就开始了。“四川”这一名称的真正由来，在于它是“川峡四路”的简称。所谓“川峡四路”，是北宋年间设置的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四“路”（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省）的合称。

当然，究其根源，“川峡”之“川”，本义还是指河流，而“四”无论在四川的哪种词源解释中都是一个数目字。这两个字都在最古老的汉字之列，所以它们的笔画如此简单，“四”是五画，“川”只有三画。在汉字简化之前，四川是中国笔划最少的省名。

我上面唠叨的这些汉字知识也许对中国人有点意思，但对于包括弗朗谢在内的大多数法国人来说，恐怕实在无足轻重，他们才懒得学汉字——哪怕是加起来一共才八笔的“四川”二字。在他们看来，“四川”这个名字的发音才是更重要的。毫无疑问，法国人会觉得“四川”实在是个拗口的中国地名，因为“四”的韵母和“川”的声母的发音都是法语中所没有的。后者用t+ch来模拟还像那么回事；可是前者实在是太难发了，没办法，只好用u（读如“于”）代替。就这样，“四川”被包括弗朗谢在内的法国人拼成了Sutchuen，比如濒危植物崖柏的学名就是Thuja sutchuenensis 。

可是讲德语的人不喜欢这种拼法。法语的tch到德语里非拼成tsch不可——君不见，德国人管自己的国家叫Deutschland（“德意志”就是其中的Deutsch的音译），在这个词里不就有这个tsch吗？至于“四”的韵母，德语倒是也没有，没办法，用e（读如英语中弱读的a）代替吧，反正就算不比法国人的办法好，也坏不到哪去。这样“四川”就成了Setschwan——奥地利植物分类学家韩马迪（H. Handel-Mazzetti）就是这么写的，比如四川香茶菜被他叫作Plectranthus setschwanensis。

不过，无论是上面的法式拼音，还是德式拼音，都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而是只在本国学界流传。到了20世纪初，基于英语拼写的“邮政式拼音”终于成了西方各国通用的汉语拉丁化方案。用“邮政式拼音”拼写的最有名的中国地名，大概要数Peking（北京）了。时至今日，北京大学的英文名仍然是Peking University；而位于北京香山脚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的国际通用代码也是PE，正是Peking的缩写。应用邮政式拼音的规则，“四川”又被拼成了Szechwan——看上去颇像一个东欧地名，而使用这种拼法的植物学名有四川冬青Ilex szechwanensis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制订了更科学合理的汉语拼音方案，到这个时候，才出现了现在大家熟悉的拼法——Sichuan。使用这种拼法的学名有四川艾Artemisia sichuanensis、四川红门兰Orchis sichuanica等。

就这样，同样都是四川（含重庆）的植物，却因为时代的不同，国运的不同，有的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名字，这也算是历史在植物学名中留下的有趣印迹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