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一个名

如果说谭卫道是因为对中国西南部（主要是四川）的动植物考察而闻名世界，那么普热瓦尔斯基（N. M. Przewalski）就是因为对中国西北部的动植物考察而蜚声全球。要是按照中国的习惯，大可给他们二人封一个“南谭北普”的称号。

可是，我觉得普热瓦尔斯基实在配不上和谭卫道相提并论。即使在传教士里面，谭卫道也是少有的对中国人友善的外国人。我在网上搜到他按清朝习俗剃发垂辫戴瓜皮帽的照片，说真的，简直看不出来是西方人，倒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乡间老儒。然而一搜普热瓦尔斯基的照片，那种侵略者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神情就扑面而来。

普热瓦尔斯基是波兰裔的沙俄军官，一生中曾经有4次来中国采集动植物标本。他第一次来华是在1870年，经由库伦（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到达北京，然后在内蒙古中西部考察，于1872年到达兰州。是年夏天，他踏上了青藏高原的土地，欣赏了青海湖的壮丽和柴达木盆地的荒凉。他原本想继续向南前往拉萨，但这时候已经是大雪封山的冬季，而经费又即将用完，于是只好离开青藏高原，向北返回俄国。在这次考察中，普热瓦尔斯基采到了一种羚羊的标本，后来这种羚羊就用他的姓氏命名为“普氏原羚”（学名Procapra przewalskii ）。

1876—1877年，普热瓦尔斯基第二次来华考察，这次全部在新疆境内活动，收获很大。然而，普热瓦尔斯基始终想进入西藏，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兴趣，也是沙俄政府派给他的使命——当时英、俄两国正在暗中争夺西藏这块重要的战略宝地，英国从南边的印度不断向北渗透，而沙俄则打算从中亚不断向南渗透。

带着赤裸裸的侵略目的，1879年，普热瓦尔斯基第三次来华，这回的路线非常明确：从柴达木盆地直冲拉萨而去。但是，由于西藏军民的阻截，他的美梦最终没有成真。在离拉萨只有270公里的地方，普热瓦尔斯基被迫折而北返。尽管未能到达拉萨，但是在这次考察中，他得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找到了野马！在此之前，西方人知道在从欧洲西部到俄罗斯中部都有野马生存，但是到了19世纪，这种“欧亚野马”因为不断地捕捉已经濒危，最终在20世纪完全灭绝。然而与此同时，从新疆和蒙古的交界处却不断传来有野马栖息的传闻。普热瓦尔斯基的发现，最终证明传闻属实。这种野马便以他的姓氏命名为“普氏野马”，英文为Przewalski's horse。当然，一旦被发现，普氏野马也不可避免要遭殃。到20世纪60年代，它已经在野外完全灭绝了，仅在欧洲动物园还有一些人工繁育的后代。好在现在一部分人工繁育的普氏野马已经放回野外，并得到了悉心的保护，它终于暂时地免除了像欧亚野马那样灭绝的悲惨命运。

1883—1885年，普热瓦尔斯基最后一次来中国考察。这回他换了一条路想到达拉萨，结果仍然未能成功。在他考察黄河源时，因为触犯了当地藏族群众心目中的神湖鄂陵湖和扎陵湖，与藏族群众发生了武装冲突。最终，普热瓦尔斯基一方仗着武器先进，打死了数十名藏族群众，对中国人民欠下了罪恶的血债。

1888年，普热瓦尔斯基在他的中亚考察途中病死，时年49岁。这样的一个侵略者死去了，而沙俄最终也没有把西藏抢到手，只能边忍受着被日本打败的痛苦，边眼睁睁地看英军攻入拉萨。然而，普热瓦尔斯基的名字却在动植物的学名中保留了下来。除了“普氏原羚”和“普氏野马”，生长在青海高寒草原上的一种开黄色花的草本植物，其属名也用他的姓氏命名为Przewalskia，汉语名叫“马尿脬”（或常常写作“马尿泡”）。

没有办法啊！普热瓦尔斯基虽然是一个叫嚣“对付野蛮民族只有用钱和枪”的流氓，但只要用他的名字对动植物命了名，这个名字通常不能再更改，所以流氓一样能“名垂千古”。这就像1937年，一位昆虫学家谄媚地用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A. Hitler）的姓氏命名了一种甲虫（学名Anophthalmus hitleri），从此这种甲虫就再也摆脱不了希特勒之名了。也正因为如此，现在这种甲虫竟然成了新纳粹分子的钟爱之物，因为过度捕捉，竟然到了濒危的境地！

学名办不到的事情，俗名多少可以补救。现在，有人呼吁把“普氏原羚”改名“中华对角羚”，把“普氏野马”改名“蒙古野马”，我非常支持。对于双手沾有中华同胞鲜血的外国侵略者，就是不应该客气——哪怕只是体现在一种生物俗名的变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