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口傳社會、書契之生與口耳、竹帛並行立言論説

第一節 成文記載以及口傳與書寫並行時代的出現

甲骨文祀典中習見“自上甲六示”之貞。“六示”指先公中最後的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而言。關於“六示”問題，王國維、董作賓等先生立説在先，于省吾先生論之於後，撰《釋自上甲六示的廟號以及我國成文歷史的開始》一文，論討此廟號的出現及其所反映的我國成文歷史之始：

王國維謂：“疑商人以日爲名號，乃成湯以後之事，其先世諸公生卒之日，至湯有天下後定祀典名號時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故先公之次乃適與十日之次同，否則不應如此巧合也。” (原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 )董作賓謂：“我疑心這是武丁時代重修祀典時所定。……至于成湯以前先世忌日，似已不甚可考，武丁乃以十干之首尾名此六世。……觀於甲乙丙丁壬癸的命名次第，並列十干首尾，可知如此命名，實有整齊劃一之意，不然，無論此六世先公生日死日，皆不能够如此巧合。” (原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按王、董二氏均謂六世廟號爲後人所追定，自來研契者並無異議。我認爲，其説有得有失。六示中上甲和三報的廟號，乃後人所追定。至于六示中示壬、示癸的廟號，並非如此。¹³

于先生認爲上甲和三報確屬追記，但示壬、示癸的信息則當時應有典可據。文中給出五條證據：一，甲骨文祀典中的廟號，二示以前均無可考，而自二示和二示以後的先王和先妣的廟號則尚爲完備，當是有典可據；二，示壬、示癸的廟號相次的原因在於所有的廟號都限於十個日干，則有的重複有的相次是難免的；三，甲骨文周祭的直系先妣，自示壬的配偶妣庚和示癸的配偶妣甲開始，而二氏的日干并不相次，很明顯，她們的廟號是根據典册的記載，絶非後人所追擬；四，商代的世系譜牒是一種簡單的文字紀事，結合武丁時期的世系刻辭(原注：《殷墟卜辭綜述》第四九九頁，圖版貳拾)和商晚期三句兵的銘文，其内容前者爲一貴族十一世先祖的名字，後者爲七個(或六個)祖父兄的忌日，大體上合於商王室自示壬、示癸至武丁爲十三世的格局；五，二示的廟號和三報之間省掉了戊己庚辛四個日干，二示的配偶之廟號并未按照日干的次序，且甲骨文周祭的先妣自二示的配偶開始，此三點亦説明商代先公和先妣的廟號，自二示和二示的配偶才有典可稽。¹⁴《史記·殷本紀》載：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¹⁵

《殷本紀》所記湯以前共十三世，結合于省吾先生所論，則示壬(主壬)以前之先公但記日名者，因屬於傳説時代，當時結繩或以木契來幫助某些事物的記憶，故比較簡略。然“上甲微”以上尚有七位先公，《殷本紀》所列分别爲：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和振。早期先公并没據天干名之，似亦有清楚記憶。此或與口傳相關，如《商頌·玄鳥》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長發》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皆述契之出生及其功業。《長發》又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則言契孫相土威武能整齊四海。《商頌》或爲宋人編整追述，然當有所據。

根據卜辭，王亥(振)之後當有一王恒，合於《楚辭·天問》“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之“恒”。 《天問》之説，當與《山海經》及《竹書紀年》同出一源，而《天問》就壁畫發問，所記尤詳。¹⁶據此又可判圖畫確屬早期記憶之輔助物之一。 《吕氏春秋·先識覽》云：“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¹⁷夏之太史令終古所攜之“圖法”何指？圖指圖畫，或特指地圖。《周禮·夏官·職方氏》云：“職方氏掌天下之圖。”¹⁸法當爲某種形式的法令。 《禮記·曲禮》云：“謹修其法而審行之。”¹⁹《左傳·宣公三年》載王孫滿答楚莊王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遠方圖物”，杜預注：“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鑄鼎象物”，杜預注：“象所圖物鑄之於鼎。”²⁰《國語·周語下》太子晉之諫言：“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韋昭注云：“圖，象也。”²¹則王孫滿的描述中，夏代應有山川奇物之圖，且又將這些圖物鑄於鼎上。結合杜預注，則《先識覽》所記終古負責之“圖法”，當即此類圖物和與之相類之王朝法令，而此處之法令，或僅爲以圖示、繩契形式所記之法。但歷時既久，刻寫内容及其載體不易保存，故後世難以睹見。

結合于省吾先生的推論，從上甲微到示壬(主壬)的時代，或爲繩契、圖物和口傳到文字記録的過渡時期，簡册開始與圖畫、口耳一起，發揮記憶載體作用。 《尚書·多士》云：“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孔傳云：“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册書典籍，説殷改夏王命之意。”結合前文所析，此先世當自示壬、示癸始，即大乙(商湯)之前的兩代先王，正當夏商鼎革之前夜。這一時間的劃定亦同於成系統文字的出現時間，如裘錫圭先生即認爲“漢字基本上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時代，可能是夏商之際”。²²

或有疑早商雖有文字，然契文皆不長，似很難寫出如《尚書》中所見之早期“雄篇大作”。²³實則卜辭因爲受功用的限制，故辭句很固定、字數不長。如陳夢家先生所論：

《菁》3,5“癸丑卜争貞”至“才敦”係正反兩面相接的武丁卜辭，全辭在90字上下；《甲》 2416和《卜通》 592是有關征伐盂方、人方的乙辛卜辭，皆在50字以上。 《劍》 212是記戰役的乙辛刻辭，僅存下半截已在50字以上，全辭當在100字以上。晚殷銅器銘文如《集刊》 13 ∶ 199中的一卣和《白鶴》 12之卣，都在40—45字之間。凡此都表示當時的銘文已不很短。《尚書·多士》説“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人記事記言的典册當長於100字，應是無可置疑的。²⁴

夏代及以前之單純口傳(或輔繩契、圖物以傳)時代，雖未形諸文字，但就其内容而言當已有長篇。到商之先公時代，開始書記於册，其有長篇自不待言。今可見同時期記載，因卜辭自身性質而未能記録下長篇之文。卜辭最長者，如陳氏所言可達100字以上( 《湯誓》即將近150字，其規模相當了)，商代青銅銘文最長者當屬達到47字的小子 卣(《集成》5417)。但是它們所展示的僅爲卜辭的特點及青銅銘文之發展史，不能據以判斷長篇書寫能力之有無。此間最爲明顯的例子即爲西周甲骨，正如劉起釪先生所言：“不能因殷墟文體的簡樸，懷疑商代是否有長篇之作，正如不能因周原甲骨之簡樸，懷疑周初是否能有長篇一樣，周原甲骨自周原甲骨，而有名的周初八誥固自爲長篇結構，因各自的作用不同，卜辭只需要簡短，文誥則需要長篇大作。”²⁵

夏末商初，口耳以傳之典、謨、訓、誥開始書於竹帛，由此開啓了有别於口傳的文獻保存和流傳的另外一種方式。而口傳的方式並未因此而消失，和書寫抄傳一起擔負起載籍流傳的任務。當然，具體來看，夏末商初開啓的口傳和書寫並行的模式似乎僅限於王官系統，且一直持續到西周晚期。禮崩樂壞，王官下移之後，此種並行之流傳模式亦隨之下移至民間。就整體而言，官方因其便利，多抄傳；民間限於條件，多口傳。兩者又形成了各自的抄傳與口傳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