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尚書》是中國淵源最古的典籍之一。 《漢書·藝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所謂“左史”“右史”之分，不盡可信，但早期王朝和諸侯之政事記録多出自史官之手或由其保管，應該不成問題。今本《尚書》的主體内容，當即取資於此類官方檔案文獻素材，經過選編、改寫，層累而成。同類性質文本，先秦通稱作《書》，相傳凡三千餘篇，數量可觀。早期典籍《左傳》《國語》《墨子》《孟子》《荀子》《禮記》等屢屢引《書》，但是多有不見於今本的篇章，反映出尚未達至成書定本形態。今傳《逸周書》文本性質相近，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亦有類似篇章，都可説明先秦《書》類文獻之流傳形態。
先秦學在王官時代，《書》類文獻或因其内容的鑒戒、教化功能，而被選編作爲王公貴族子弟的教本。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記·王制》)待至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源出官書舊典的《書》類文獻成爲諸子施教的公共素材。孔子當是在此背景之下，編纂輔助教學的文獻選編，並予以闡釋發揮，逐步形成具有儒家教育特色的孔門六藝，其中《書》應是今本《尚書》之源。孔門六藝涉及君子的天人觀念、歷史觀念和道德修養、文史修養，顯然是經過選擇設計和文獻加工的結果。相較而論，其他家派也會有類似的教學設計和文獻編選，只是歷史選擇了儒家，並經由官學化的途徑，塑造爲經典，成就了影響深遠的專門之學。
《尚書》依照朝代次序分爲《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大致以記言篇章爲主，也有部分記事或記言兼記事的篇章。其中《虞書》《夏書》記載堯、舜、禹、皋陶、啓等遠古帝王的言行，應該不是源於直接的歷史記録，而是戰國時期“案往舊造説”的作品。 《商書》《周書》的主體部分當是源自王室檔案文獻，具有重要的原始資料價值。在世界幾大古老文明之中，早期文獻多爲神話故事和荒誕無稽的内容，相比較之下，《尚書》保存有公元前九世紀以前的檔案文獻内容，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尚書》文本佶屈聱牙，向稱難讀，而在流傳過程中，又歷經秦焚書、漢今古文聚訟、東晉僞古文淆亂、唐天寶改字等項厄難，以至原本面貌隱晦，成書過程亦不得其詳。清華簡《書》類文獻的發現，爲《尚書》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學界圍繞簡本與傳世本的對讀，《書》類文獻的成篇、纂集與流傳等問題，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但是，在《書》類文獻的文本層次釐析、經典化的過程等方面，仍缺乏深入的研究揭示。
趙培的博士論文以《書》類文獻的早期形態及《書經》的成立作爲研究對象，而且試圖跳出傳統經學研究的窠臼，選題具有創新性和挑戰性。論文立意於古典學重建與先秦兩漢文獻經典化研究的切入視角，契合因出土文獻陸續發現而展開的學術新局，可稱爲别開生面的預流之作。本書是以博士論文爲基礎，經過全面修訂與補充完善而成。其路徑約略有三：一是基於文本細讀和出土材料佐證，展開文本層次分析，提出“共時文本”與“歷時文本”的概念，力求揭示《書》類文獻的複雜構成與演進過程；二是考察文字形態的歷時性變化，總結字迹、字形、用字等項特徵在文本衍生及流佈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三是通過經解賦義的角度，梳理《書》類文獻從王官之學到諸子之學，以至漢代新王官學的經典化歷程。作者具有較爲强烈的理論方法自覺意識，在論證過程中，既能體認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理念，又能借鑒西方古典學、新語文學的文本校勘分析方法，從理論、方法到結論，形成較爲嚴密的邏輯鏈條，堪稱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良好範例。書中諸如考察《尚書》用字的演變，釐析《堯典》的文本層次，蠡測《書》類文獻的早期樣貌，以至對於《尚書》經典化的演繹，均不乏内容詳實的論證，創獲甚夥。此外，作者不僅能够熟練運用傳世文獻，還能够吸收利用甲骨、金文以及出土文獻，特别是最新發佈的清華簡等項材料，顯示出較爲扎實的文獻功底和古文字釋讀能力。
《書》類文獻雖然擁有傳世文本與出土文本，材料較爲豐富，但是相對於其成篇、結集、經典化的複雜性而言，仍然存在突出的“文獻不足徵”問題。本書嘗試利用有限的材料，勾勒《書》類文獻的早期文本面貌與經典化過程，但難免捉襟見肘，存在擬測的環節。如《書》類文獻早期流傳經歷純粹口傳、口耳與竹帛並行、成文記載諸節點的判定，三代王官之學的嬗變等問題，易於引發學界的争議。但是，學術囿於定見，就會裹足不前，我們應當鼓勵不同向度的探索。作者有段自注，頗見爲文旨趣，姑迻於下，以示共鳴：
古史辨派學者喜歡尋找文本當中最晚的信息，我們則傾向於探尋文本當中最早的信息。事實上，正如同最晚的信息不能證明其篇章就晚一樣，最早的信息也不能證明其成篇就早，因爲期間還有一個漫長而複雜的流傳過程。所以，與執著於討論篇章形成時間不同，我們更傾向於討論文本信息跨越時空的傳遞及由此所形成的信息層。這些信息層的沉澱同文本形態的不斷變化直接相關，很多時候並非後者簡單的資料來源。當我們意識到“甯可疑而過，不可信而過”(胡適語)的“鐵血考證”是有其邊界和邏輯局限的時候，我們才能展示出對經典文本應有的温度和尊重。用温度和尊重替代現代所謂“科學考證”的傲慢，我想這才是科學的。
以上是閲覽該書的粗略體會，不足以推介全貌，聊應趙培博士之請，置諸書前，充作導引之用。
劉玉才
癸卯年夏書於北京大學燕歸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