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贵州形象的定义

贵州形象是一个综合体，是贵州整体实力的表现，是贵州的外部公众、内部公众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状况、行为及其成果所形成的总体评价。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贵州形象呈现为不同的系列。例如，从时间角度来看，贵州形象可分为历史的形象、现实的形象；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看，贵州形象可分为自然形象、人文形象；从塑造主体来看，贵州形象可分为他塑的形象、自塑的形象。贵州形象对内关乎贵州的凝聚力，对外关乎贵州的影响力。

为了完整地阐释贵州形象的概念，笔者需要强调以下六点。

（1）贵州形象，不等于贵州的外部形象。忽视贵州内部形象的建构，必将建构单面的贵州形象，很可能走向虚幻。历史上的贵州形象，主要表现为外部公众对贵州的总体评价。这样的贵州形象，主要呈现为“他者”形象：贵州对于外部公众而言，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异端”。为了避免重蹈贵州形象遭歪曲的覆辙，贵州的内部形象建构必须受到高度重视。贵州的内部形象是贵州的内部公众对贵州的总体评价。贵州的内部形象建构，主要是贵州人民的使命，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这样的贵州形象，主要表现为贵州的“自我”形象，体现了贵州人民塑造贵州形象的主体性，寄托了贵州人民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梦想，将更多地展现贵州阳光的形象。

（2）贵州形象不等于贵州少数民族形象。贵州少数民族是贵州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塑造贵州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把贵州形象简单归结为贵州少数民族形象，那就是以偏概全。塑造贵州形象，要突出贵州少数民族的特征和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也要考虑汉族地区的形象建构，要展现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共同繁荣的整体风貌。

（3）塑造贵州新形象，要颠覆历史上的贵州“他者”形象，要把重点放在当下的现实，展现发展的、和谐的、生态的多彩贵州形象。

不破除历史积淀形成的贵州旧形象，贵州新形象就无法建构起来。建构贵州新形象的最大障碍，来源于历史上外来文化对贵州的歪曲。贵州新形象的建构，必须以贵州旧形象的解构为先决条件，解构之后方能重构，重构之后的贵州形象才能获得新生。建构贵州形象，难以先破后立，但可以边破边立、破立结合。贵州形象是由历史积淀而成。然而，贵州形象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发展。历史的范畴与现实的范畴存在互文性关联，共同成为建构当下贵州形象的有效资源。现实的资源尤其重要，直接作用于当下的贵州新形象建构。

（4）贵州形象的变迁，体现了区域形象可塑性与功利性的统一。贵州形象，是媒介塑造的“拟像”，不等于贵州的现实。贵州的现实成为贵州形象建构的重要基础，无论贵州形象如何变迁，始终难以脱离贵州的现实状况；否则，贵州形象建构将走向虚妄。然而，贵州形象与贵州的现实状况毕竟不能画等号。美国传播学家李普曼认为：舆论产生于想象。“世界太大，我们面对的情况太复杂，我们得到的信息又太少，因此，舆论的绝大部分就必定会产生于想象。”[1]进而，他认为舆论的本质就是人们基于某些观念形成的关于某些人、事、物的主观“图像”。“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2]贵州形象是国内外、省内外的人们关于贵州的舆论形式之一，是人们基于某些观念形成的关于贵州的主观图像。这些图像的形成来源于人们对于贵州的想象。因此，贵州形象就是人们对于贵州的想象，绝非贵州的现实状况。贵州形象是人们基于既定观念对于贵州现实状况加以选择性利用所形成的“主观图像”。贵州形象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依据既定观念来主观地塑造贵州形象。研究贵州形象，必定要挖掘贵州形象塑造者的思想观念。塑造贵州形象的过程与方法，体现了塑造者的理念，服从于塑造者的功利目的。贵州形象的变迁，体现了区域形象可塑性与功利性的统一。历史上形成的关于贵州的负面形象，主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基于大汉族主义和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中心主义塑造出来的关于贵州的歪曲形象。这种歪曲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塑造者维护汉族的统治地位和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中心地位的功利目的，进而导致了人们形成了关于贵州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改变，不是不可能的，只是难度很大。但是，即便难度大也要改变刻板印象，因为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巨大而顽固。今天，在西部大开发的语境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潮流中，贵州人民以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指导，努力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势必要解构关于贵州的歪曲的负面形象，建构关于贵州发展进步的、和谐的、生态的多彩贵州形象。重塑贵州形象，体现了贵州人民反抗边缘化，要求平等发展、共同繁荣、民族团结、实现中国梦的功利目的。因而，贵州形象的重塑，是时代进步之必然，是更新发展理念之必然，有利于贵州的发展繁荣，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

（5）贵州形象的构成要素包括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和制度要素三个方面。贵州形象呈现为与此相对应的以人、事、物、景为外在表现形态的一系列具象符号，这些符号融汇了贵州的区域特征。第一，贵州形象的成功塑造最终依托于贵州的全面进步，重塑贵州形象必须从物质、精神、制度三个方面入手：继续推进经济增长，创造财富以改善人民生活，卓有成效地开展精准扶贫；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施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战略；把体制机制改革引向深水区，破除阻碍贵州发展和新形象建构的体制机制障碍。第二，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和制度要素三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在不断发展变化，所以，贵州形象也必将发生变化，从而促使贵州形象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我们考察贵州形象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我们必须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来审视贵州形象，而不能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来看待贵州形象，以免陷入形而上学。第三，把物质、精神、制度联为一体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人的进步才能推动物质、精神、制度的进步。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制度要素囊括贵州的每一个层面，涉及贵州的每一个人。因此，重塑贵州形象，人人有责，责无旁贷。建构贵州形象，离不开全体贵州人富裕程度、幸福指数、文化素质、精神面貌的提升。每个贵州人的一言一行，都关乎贵州形象。每一个贵州人都将成为塑造贵州形象的主体。建构贵州新形象的漫长过程中，每一个贵州人都应发扬担当精神，为建构贵州形象贡献智慧与力量。

（6）省外国外的大众，对贵州形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对贵州形象的认同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认同贵州的正面形象。其原因主要来自生态思潮、文化多样性和反思发展主义三个方面。

第一，贵州优越的生态资源强烈吸引了省外国外大众的眼球，在全球性生态思潮中贵州成为熠熠生光的一颗高原明珠而引人瞩目。近年来，中国经常爆发环境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恐慌。2007年五六月，江苏太湖爆发严重的蓝藻污染事件，造成无锡严重的水污染。太湖水氮磷浓度比较高是造成蓝藻疯长的重要原因之一。2007年六七月，湖南洞庭湖爆发鼠灾，湖区展开了大规模“人鼠大战”。[3]尤其是2013年1月以来，雾霾成为中国人的显著痛点。然而，贵州的生态环境首屈一指。2015年，贵州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0%。[4]贵州成为天然氧吧，空气含氧量高，清新宜人；贵州碧水清流，水质优良，天然无污染。“截至去年10月底，城市环境空气综合污染指数由2010年的1.795下降至2015年的1.127，劣于二级标准的城市由5个下降为0个。去年前11个月，全省88个县（市、区、特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为99.55%，贵阳市在31个省会城市中排名前茅。2015年，全省9个市（州）中心城市环境空气污染综合指数平均优良天数达到95.8%。2015年，河流水质达标率为83.5%，比2010年提高11.7个百分点，八大水系中5大水系水质达标率均为100%，水质总体保持稳定并不断改善。全省9个市（州）中心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个数达标率为98.4%，水量达标率为98.3%。”[5]贵州守护着青山绿水，所以，贵州获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6]，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2009年以来，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落户贵阳，每年举办一次年会。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是中国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际峰会，是政府与民间、学界与商界的高端论坛，旨在传播生态文明，护航生态安全，倡导知行合一，促进绿色发展，引领整个世界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生产力。国内外游客向往贵州的青山绿水，于是纷至沓来，从而让贵州的旅游收入直线飙升。“十二五”期间，贵州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27%，持续高于全国旅游总收入增长率。2010～2015年，贵州旅游收入5年增长三倍，2010年贵州旅游收入为1061.23亿元，2015年贵州旅游收入为3512.82亿元。2015年，贵州旅游收入占贵州生产总值的比例为9.2%，旅游业成为贵州省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7]由此可见，贵州的青山绿水令人心驰神往。省外国外大都市的人们梦想到贵州来躲避雾霾，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美景，以至于乐而忘返。

第二，贵州比较完好地保留了民族民间文化的精华，以文化多样性焕发出独特的魅力，成为省内外大众的心仪之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步伐越来越快。中国成为现代化大国之一。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被引入中国，并被迅速传播。现代化进程逐步加快，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发展，致使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致使文化同质化趋势异常严重。好莱坞电影征服全球，肯德基、麦当劳成为时尚，广告为这些时尚推波助澜。文化同质化潮流的极致之一便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生。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强大的传媒机构，牢牢把持着文化话语权。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形成规训力量。弱势文化、边缘文化以强势文化、欧美文化为楷模，亚非国家以欧美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为导向，从而导致亚非国家产生文化安全问题并逐步恶化。为了捍卫文化安全以及争夺文化领导权，弱势文化、亚非国家，都被迫抗拒文化帝国主义，抗拒文化同质化，强烈呼吁文化多样性。于是，提倡文化多样性成为一股波及全世界的文化思潮，其影响力越来越大。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人类文明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由强势文化所左右的单一文明。各民族文化，无论强势还是弱势，一律平等。要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就必须求同存异，保持文化主体性，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交流与竞争。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身份的独特表征。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宣言提倡文化多元化，认为“文化多元化与民主制度密不可分”。文化权利是人权的重要部分，捍卫文化多样性就是捍卫人权。单靠市场的力量很难保护文化多样性，所以，政府的政策保护非常重要；此外，还应加强国际团结和国际合作。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57/249号决议，把5月21日定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会议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个公约写道：文化多样性指“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中国加入该公约。《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为多样性文化争取了平等发展的权利，将促进弱势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贵州在文化多样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千岛”。贵州有世居少数民族17个，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原始而质朴的民族民间文化结合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涵与特色，如生态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婚俗文化、服饰文化、节日文化、戏剧文化、歌舞文化、体育文化、桥文化、石文化等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贵州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形成了阳明文化、屯堡文化、长征文化、抗战文化等影响力较大的特色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多彩贵州文化。”[8]“多民族的贵州，每年拥有各种传统民族节日集会1000多次（处），节日数量之多，集会规模之大，涵盖面积之广，文化内涵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9]贵州地域文化多姿多彩，特色鲜明，能够强烈吸引省外国外人们的眼球。尤其是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以“原生态”为显著特征，基本没有受到现代、后现代文化的改造，以其古朴的状貌、超脱的灵韵，给人们一剂心灵鸡汤，让人们远离尘世的喧嚣，接受返璞归真的陶醉。省外国外的游客，不再把贵州文化定性为落后、欠发达、前现代，而是以文化多样性来评价贵州地域文化，从而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论。由此可知，文化观念的更新，对于重新认识多样性文化的独特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三，反思发展主义引导人们以新理念重新认识贵州形象。

发展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成为一种新思维，促使人们更新发展理念，重新定位发展的价值取向。发展主义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等于社会进步的理念，始于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些国家所信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片面强调GDP、GNP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发展主义以掠夺式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对人类产生莫大的危害。“发展主义是跟当代全球社会相关的基本问题。全球现代性就是发展主义的最新范式，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肆无忌惮地追求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社会不平等、政治的边缘化、环境的恶化、意识形态和制度领域的冲突等诸多矛盾。”[10]“发展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信仰，从东亚社会的例子中吸引新的力量，包括中国，大都市处于压倒城镇和乡村的进程中，威胁着农业社会的未来，殖民主义似乎再次成为这个时代的秩序，争夺资源的竞争让人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领土进行的竞争，消费文化的地位至高无上，教育已经走向全球，模仿商业机构，人权因资本的需要和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做出日常牺牲。”[11]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发展主义的泥沼。发展主义使得中国经济直线飙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为富国强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发展主义也带来了严重的内伤：地区差异扩大，贫富过于悬殊；拜金主义盛行，诚信缺失，道德沦丧，价值观严重扭曲；贪污腐败白热化；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环境污染日益恶化，在2013年初爆发了大面积的雾霾。“如今我们已清楚地看出，并非人均收入高了，物质财富增长了，科技进步了，人们的生活就得到全面改善了。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连食品都不安全，连清洁空气和清洁水都没有，那么即便腰包鼓胀，有汽车、别墅，也不可能生活幸福。社会的全面改善必须包括人的基本素质的提高、人际关系的改善、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民主法制的健全和自然生态状况的改善，仅有物质财富增长绝不意味着社会的改善。”[12]发展主义坚信：所有问题，只有依靠进一步的发展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事实证明，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难以解决人们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要纠正发展主义的偏差，首先要认清发展的价值所在。古莱指出：“发展乃是彻底的解放。这种解放的目的是要将人类从自然的枷锁中、从经济落后和压迫性的技术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不公正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剥削者、从文化和心理异化中解放出来——总之，从一切非人性的生活中解放出来。”[13]因此，发展的价值在于为人们摆脱种种枷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从自在走向自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14]他还说，经济发展对自由不怀敌意，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因此，发展经济要有助于人的自由发展。如果对人的自由构成妨碍，这样的经济发展本身是有问题的。

我国积极借鉴欧美、拉美等国家的发展经验及教训，对发展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对发展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保持高度警惕，对发展主义进行有效的抵制。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抓发展经济，一手抓法制建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推进工业化，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纠正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效率，节约资源，降低能耗。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构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框架，以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展精准扶贫；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严厉打击腐败。关于如何发展、如何更新发展理念，党中央在理论上已经做出了科学的回答，也做出了政策安排。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成果，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然而，某些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并没有排除发展主义的偏差。发展主义成为某些地方官员事实上的指导思想，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缺乏全局观念和长远思考，片面追求政绩以求升迁，甚至举办一些劳民伤财、贻害子孙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些都是经不起人民和时间考验的恶德败行。德国学者舒耕德经过实地调查，从地方政府与私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关系角度进行考察，揭示了一种事实：中国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仍在持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某些地方发展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不当。他认为，“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大体来说属于发展主义性质”。“地方发展主义的概念仍是分析县级和县级以下政企关系的有用工具”。[15]客观地说，舒耕德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是建立在深刻调查的基础之上的，是针砭时弊的。地方政府应当贯彻科学发展观，更新发展理念，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规避发展主义的偏差。

为了避免发展主义的消极影响，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等热烈讨论幸福指数，以寻找GDP以外的幸福密码。人们的关注目光从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转移到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2015年10月1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和福利方面的研究。迪顿认为：人们的生活幸福感，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生活富裕就感到幸福，生活贫穷就不幸福。但是，幸福并不能用金钱来购买，钱多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感。收入低于某个限度，收入越低幸福指数就越低。但是，经济收入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迈过收入的及格线以上，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线性关系就不存在了。此时，其他因素比如公平、健康、安全、犯罪率、收入差距、人均寿命、环境质量、人文素养等对幸福指数的影响很大，与他人的横向比较也能强烈影响幸福指数。因此，人们要建立新的财富观和幸福观。休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发展经济只是手段，增进人民福祉才是根本目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中国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发展步入新阶段，应当更加注重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纠正某些地方政府事实上的发展主义偏差。

反思和批判发展主义，以新理念来审视贵州形象，省外国外的人们可以观察到贵州的闪光点，从而提升贵州形象的影响力。首先，贵州的经济呈现后发赶超势头。近年来，贵州GDP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长速度位居全国前列。[16]这就树立了贵州发展、进步的良好形象。其次，贵州守住了青山绿水，以绿色发展惠民富省，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贵州率先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以务实精神全面开展行动：“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全面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全面加强环境治理和保护。全面推行循环低碳发展模式。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17]这就树立了贵州的绿色形象。再次，贵州积极推进“四在农家·美丽乡村”[18]的建设进程，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树立了协调发展的形象。这项活动是贵州首创，特色鲜明，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最后，贵州积极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以大数据引领第三产业发展，以创新驱动发展；筑巢引凤，吸引省外国外有志之士前来贵州创业，体现了开放发展思想。“贵阳，中国西南的山城因为‘大数据’而吸引世界的目光……原本由贵阳市一级举办的‘数博会’，今年升格为国家级……大数据，是21世纪的‘钻石矿’……如今，曾经留不住人才的贵州已经成为全国大学生流入地。”[19]由此可见，贵州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贵州的发展以人为本、务求实效，贯彻了新的发展理念，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了贵州人民的幸福指数。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贵州能够做强大数据、大旅游、大生态“三块长板”，也能够补齐脱贫攻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事业“三块短板”，那么，贵州的发展将会呈现新面貌。

综上所述，时代不同贵州形象的特质也不同。贵州形象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贵州形象建构的研究现状述评

近年来，贵州人民十分重视贵州形象建构，从政府到媒体，从研究机构到产业界，都强烈要求一边破除贵州的旧形象，一边建构贵州新形象。关于贵州形象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贵州的媒介形象建构研究，即研究新闻传播媒介塑造出来的贵州形象。很少有人研究影视剧建构的贵州形象，于是形成了研究的薄弱环节。

1.贵州媒介形象建构的研究现状

贵州人民关注的贵州形象建构，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设计贵州形象，二是如何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有效传播贵州形象。

关于如何设计贵州形象，贵州形象的研究者可谓煞费苦心，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贵州形象设计，大体经历了文化千岛、国家公园省和多彩贵州三个形象设计阶段。贵州形象设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贵州省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大众传媒集体研究的成果。贵州形象最终定格为“多彩贵州”。关于“多彩贵州”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多彩贵州品牌价值研究与品牌“十二五”发展规划课题组完成的《“多彩贵州”品牌价值研究与品牌“十二五”发展规划报告》[20]。报告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多彩贵州品牌价值体系梳理，挖掘了多彩贵州品牌核心价值，分析了品牌的运营模式。第二章是多彩贵州品牌的发展规划，包括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保障体系、研发基地规划以及传播策略。第三章是多彩贵州品牌产业化项目策划，涉及黔味馆、客栈、养生瑶浴和生态农场四个方面的项目策划。这个报告主打品牌研究，让“多彩贵州”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发挥品牌效应，以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喻健教授的《“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构建与传播研究》[21]也是研究多彩贵州的重要文献。他把多彩贵州品牌的构建与品牌的传播结合起来，运用文化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抓住了“多彩贵州”文化的特征在于“多元、和谐、原生态”，认为“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载体有四种类型：艺术综合体、公益服务体、产业集成体、协同创新体。因而，贵州构建了大外宣格局，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技术，有效地传播了“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核心价值：原生态。喻健教授是贵州民族大学“多彩贵州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的主任。他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资料，对“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研究，富有见地，经常有一些创造性贡献。

笔者认为：以“多彩贵州”来定位贵州形象是否合理、贴切，这似乎还值得探讨。首先，“多彩贵州”在文字表述上有点类似于“七彩云南”。多彩通常可被理解为七彩，多彩可被视为七彩的同义反复，只是文字表述有差异而已。其次，“多彩贵州”并没有很好地概括贵州形象的主要特征，因而创意指数不高。换句话说，贵州形象的主要特征在某些研究者心中，至今仍然是一团漆黑。山东形象定格为“好客山东”，源自孔孟之道影响下的淳朴民风。浙江省抓住“蓝色文化”特征，凸显海洋文化魅力。北京倾力打造“黄色文化”品牌，因为北京是皇城，黄色象征权力、富贵。四川全力打造“天府”文化形象，在全国独一无二，因为四川在古代就号称“天府之国”。总之，把贵州形象定位为“多彩”，是需要继续商榷的。如何体现贵州的地域特征，如何凸显贵州的文化主色调，选用什么词语来精当地概括贵州形象的主要特征，都还需要花费脑力去认真思考。不过，贵州的传媒机构对“多彩贵州”大加赞赏并进行轰炸式宣传之后，“多彩贵州”的形象设计似乎已经深入人心，也可能变成不容怀疑的专有名词，若要加以改变可能已经非常困难。因此，笔者在对“多彩贵州”提出质疑之后，也只好沿用这个名词，以求论述上的方便。毕竟，这个命名的问题不是本书的重要问题。

关于如何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有效传播贵州形象，研究者的思考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

第一，解构贵州旧形象，破除人们对贵州的刻板印象，刷新人们对于贵州的认识。代表性文献有杨经华的《贵州民族形象的百年误读》。[22]作者以柳宗元的《黔之驴》为例，分析了贵州形象被误读及其危害。作者通过阅读大量历史文献，考证“黔之驴”的“黔”，指的是唐朝的“黔州”，即现在的重庆彭水、黔江一带。唐朝在此地设立黔州，州治设在彭水。《黔之驴》的“黔”，并不是指贵州。唐宋时期，贵州尚未成为直属中央政府的一级行政单位，自然也没有被简称为“黔”。公元1413年，即明朝永乐十一年，贵州才独立为一个行政省。因此，《黔之驴》是一个与贵州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可是，后人却把“黔之驴”“黔驴技穷”的“黔”翻译为“贵州”。世代沿袭而来，贵州长期承受了污名化的不公正待遇。无独有偶，杨经华在论文《书写与歧视——“夜郎自大”现象与少数民族历史的异化》[23]中，对成语“夜郎自大”的来源进行了考证，认为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导致了少数民族历史的异化。“夜郎自大”的故事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班固的《汉书》也有相同的记载。由此可见，从最初来源说，“夜郎自大”实为“滇王”自大。古滇王的一句询问，却由夜郎王来承担骂名，进而严重损害了贵州形象。这个成语的产生，根源在于华夏族的民族中心主义。“一个人类集团将自己放在周围世界的中心，持此态度的集团肯定自己的成就和价值，相信自己的优越性而歧视和否定异己文化的价值。”[24]孔子提出“夷”“夏”的森严界限。《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受孔孟之道规训的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中原文化把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形同犬豕，迹近虫豸，贱如草木。对于这种大民族沙文主义的卑劣行径，有识之士多有批判。钱钟书先生曾经批判道：“汉人妄自尊大，视异域之民有若畜兽虫豸，则异域之言亦如禽虫之鸣叫，人聆而莫解。”[25]华夏族的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顽固的意识形态，导致少数民族的历史被曲意书写，并且不断被改写。因此，此论文的作者得出结论：贵州必须拒绝历史误解，清算历史旧账，以便有尊严地重塑自我，促进贵州崛起。显然，此作者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钩沉史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功底。此外，较多的其他文献对贵州形象的污名化也表示了强烈反抗，诸如“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化外之地”；“蛮夷之乡”等。研究者希望重塑贵州形象，抗拒强势文化对贵州由来已久的污名化；希望贵州以独立、平等的文化身份融入主流话语中去，改变贵州“被描写”“被塑造”的状态。可见，解构贵州旧形象，清洗贵州形象的污名，是塑造贵州新形象的逻辑起点。

第二，研究省外媒体塑造的贵州形象和省外人民对贵州的印象。代表性的文献有《贵州地区形象的选取与确认：来自省内外的调查与实验的报告》。[26]作者运用采访调查的方法，发放调查问卷，研究贵州省内人民与省外人民对贵州形象的认知差异。文章指出，省内外人民对贵州形象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省外人民对贵州缺乏深刻了解，因而对贵州形象认同度较低；省外人民对贵州的了解程度随着大众传媒的广泛深入发展而日益加深，因而目前是建构和传播贵州新形象的机遇期。此外，石迪在2012年申报的贵州省社科课题青年项目“《人民日报》话语中贵州形象传播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代表。

第三，为贵州形象塑造献计献策，谈论具体的策略。这一类研究数量多，谈论得很细致。代表性的文献有李缨写的一系列文章：《利用好影视媒介，传播贵州新形象》[27]、《省内知，即天下知》[28]、《塑造有深度的贵州形象》[29]，李缨指出：贵州需要利用影视媒介，传播贵州发展的形象、绿色生态形象、原生态文化形象、红色文化形象，因此，贵州影视界需要认真选题，做好发展规划，培育好人才，搭建好发展平台；扩大贵州形象的对外传播非常重要，要利用新媒体积极传播贵州形象，内宣与外宣同样重要，要以内宣促外宣；塑造贵州新形象，要注意深度，要揭示贵州的精神气韵，要体现贵州形象的灵魂。段卫东的《形象生成与贵州文化旅游产业的关系研究》[30]也是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指出：贵州新形象传播可以走产业化道路，积极发展贵州的文化旅游产业，既可以获得经济收入，又可以促进贵州形象传播；贵州形象传播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二者需要形成良性互动。为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作者设计了贵州形象传播与贵州文化旅游产业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型。

第四，研究“多彩贵州”品牌，促进贵州形象品牌化。代表性文献有李波的《〈多彩贵州风〉与“多彩贵州”文化品牌塑造》。[31]文章为“多彩贵州风”作了深刻的个案分析，为“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建构与运营总结出富有指导性的普遍经验：要深度挖掘品牌潜能，加大“多彩贵州”的宣传、推广力度，注重人才培养，注重活动的可持续性，用新时代的贵州精神浇灌贵州形象。笔者认为：“多彩贵州”品牌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以产业化推动贵州形象的有效传播；加强“多彩贵州”品牌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五，比较客观地描述贵州的文化个案、文化现象，展现现代传媒塑造的贵州形象。代表性文献有段丽娜的《当代传播下的贵州文化》。[32]这本书分为黔苑墨风、多彩歌海、梨园春秋、影视贵州、高原景象、历史文化六个部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贵州文化个案的零星记录，是作者在报社供职时写下的关于贵州文化的一些采访报道。严格说来，这些文章算不上学术研究。但是，这些文章涉及贵州文化方方面面的具体事例，可供学术研究的借鉴。

总之，关于贵州形象的研究，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考察大众传媒塑造的贵州形象，很少考虑文艺作品塑造的贵州形象，尤其很少考察贵州题材影视剧塑造的贵州形象。因此，研究的薄弱环节很明显。

2.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的研究现状述评

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笔者想分为两个层次来考察：一是关于贵州题材影视剧的研究，二是关于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的研究。

关于贵州题材影视剧的研究，研究者大致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进行作品评析，分析影视个案。这一类研究数量最多，成为贵州题材影视剧研究的主体部分。代表性论文有汪太伟的《电视剧〈绝地逢生〉的“盘江精神”与贵州开发》[33]。作者抓住了电视剧《绝地逢生》的最大亮点——“盘江精神”进行分析，分析了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和现实意义。这种分析是比较深入的，抓住了这部电视剧的最成功的要素。个案分析型的研究，涌现出很多较成功的论文，有些论述十分精彩。总体看来，这种个案分析型研究有点就作品谈作品的局限性，研究视野不够宽广，很难把个案分析上升为对普遍规律的认识。不过，作品评析是学理分析的基础，对创作实践也有一定的反馈作用和指导作用。二是文化研究。这类研究的主要特征是从某个视角切入贵州题材影视剧，分析其中的文化内涵。代表性的论文有安燕的《贵州少数民族的仪式象征与影视创意》[34]。论文从人类仪式角度切入贵州影视，分析了贵州少数民族影视中人类仪式的社会功能：人类仪式的成功运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重要意义。论文也指出贵州题材影视剧中的仪式运用要与影视叙事形成良性互动，要大量创作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故事片以吸引观众，促进仪式向符号经济的转变。王明贵的《影视剧作与彝汉史志中奢香夫人形象的比较研究》[35]也是一篇重要论文。作者批判了后世的文艺作品对奢香的人物形象进行拔高，戏曲、电影、电视剧中奢香的形象往“高、大、全”方向发展。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为人们还原了历史上奢香真实、复杂的形象。论文涉及当今文艺创作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拔高、改写历史人物的形象，虚美隐恶，使得历史人物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变形、夸张，失去了历史真实。这个问题在当下文艺创作中是极为严重的。三是产业研究。研究者为发展贵州影视产业献计献策。代表性论文有余永霞的《贵州影视旅游开发现状与发展思路》[36]。文章采用SWOT分析法，分析了贵州影视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其问题；提出贵州影视要体现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要与旅游业形成产业融合，才能实现贵州影视旅游产业的发展。总体看来，贵州题材影视剧的研究，显得比较冷清，学理性强的论文比较少见，有分量的成果比较少见。但是，贵州题材影视剧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提高学理性，切实加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必定会上升。

关于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李缨在《利用好影视媒介，传播贵州新形象》中，接触了这个话题，要求贵州影视塑造贵州发展的形象、绿色生态形象、红色文化形象、原生态形象。但是，他主要是把影视看成媒介工具，从而弱化了影视的艺术特性。李效文的《西部开发背景下贵州红色题材影视创作的现实思考》[37]一文，考察了贵州红色题材影视创作现象，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在红色题材影视创作中，贵州被加工成为“梦幻奇观、英雄神话的空间”，而失去了“自治性、多样性的可能”。其原因在于红色题材被市场消费，导致贵州形象产生了新的畸变的可能性。作者认为，在红色题材影视创作中，贵州不应该变成一个抽象的红色符号；影视文本应该建立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意义生产，以塑造接地气的贵州形象。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独具慧眼的，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求是精神。总之，关于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的研究，目前还不够深入，因此有待于继续开展研究。

三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的研究意义

研究贵州题材影视剧塑造的贵州形象，是研究贵州形象的一个新视角，也是一个新话题。以往的贵州形象研究，主要是从新闻传播媒介视角切入。依靠新闻传播媒介打造贵州新形象，容易促成新闻媒体大规模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因而风生水起见效快。新闻媒体在建构贵州新形象方面，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注意。学术界就此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活动，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利用电影、电视剧等文艺形式来建构贵州新形象，方兴未艾，渐成规模，非常值得关注。继新闻传媒之后，包括影视剧在内的文艺作品也成为建构贵州新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在持续关注新闻媒体建构贵州新形象之后，研究者把注意力转移到影视剧等文艺作品建构贵州新形象这个话题，不失为创新之举。这就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同样是建构贵州新形象，影视剧与新闻媒体所使用的方法、所遵循的规律有很大差别。影视剧不仅是传播媒介之一，而且是艺术形式之一，要遵循艺术规律，依靠艺术形象的塑造来达到建构贵州新形象的目的。因此，研究影视剧建构贵州新形象与研究新闻传播媒介建构贵州新形象，二者所采用的范畴、理论与方法都会有许多差别。相对于研究新闻传播媒介建构贵州新形象而言，研究影视剧建构贵州新形象是一个全新的活动。

近年来兴起的“贵州影视现象”，成为笔者选择这个研究课题的现实依据。近年来，贵州影视界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力量，拍摄贵州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贵州题材电视剧所产生的影响力更大。贵州题材影视剧的生产与传播，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重塑贵州形象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表现被称为“贵州影视现象”是名副其实的。与贵州经济发展相似，贵州题材影视剧也呈现为后发赶超的态势。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是值得研究的——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研究的理论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研究“贵州影视现象”，推进学理阐释。贵州题材影视剧的生产与传播，渐成气候，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正逐步上升。贵州题材影视剧有望发展成为富有地域特色的影视“黔军”。面对这种喜人的发展状况，推进学理阐释就成为很重要的任务了。在建构贵州形象方面，贵州题材的电影与电视剧具有较多的相同点。影视合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些题材先被拍成电影再被拍成电视剧的情况时常可见；有些公司既拍电影又拍电视剧。还有，如果把贵州题材电影与电视剧相分离，那么，其研究价值就会大为逊色。考虑到贵州题材影视剧目前的实力以及影视合流的发展趋势，笔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采用影视兼收的办法，以推进学理阐释。推进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研究的学理阐释，必须形成贵州题材影视剧的整体观，进行史学建构；必须进行理论考究，把作品分析、创作现象等上升为理论评判，才能提升学术含量。

第二，有利于推动贵州文化“走出去”，拓宽贵州文化对外传播渠道，争夺贵州文化的话语权，以构筑贵州精神高地。中国历史上，贵州文化被视为蛮夷文化，被汉民族文化视为“他者”。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文化被欧美强势文化视为“他者”。由此推演而来，当今的贵州文化被强势文化、居于霸权地位的文化视为“双重的他者”而处于边缘状态。贵州文化受歧视、遭冷遇的境况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今世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人类社会存在的全部合法性基础就在于它的文化多样性存在……只有多样性才能显示出差异性，有差异才会有比较，有比较才会有竞争，有竞争人类社会的发展才会有动力。”[38]因此，从文化多样性的观点来观察文化现象，笔者认为：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之间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其地位都是平等的；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拥有平等发展权——平等发展权是文化多样性理念的要义。如果我们以文化多样性理念来看待贵州地域文化，那么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推动贵州文化“走出去”，争夺文化话语权，彻底改写贵州文化处于“他者”地位的历史。贵州题材影视剧，以生动的故事叙述来阐释贵州地域文化，塑造贵州形象，传递贵州声音。研究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的贵州形象，必定要思考提高贵州题材影视剧传播能力的具体策略，必定会促进贵州题材影视剧传播力的提高，从而能够助推贵州文化“走出去”，提升贵州的文化自信，增进贵州的文化自觉，提振贵州的文化精神。

第三，有利于优化区域形象设计，以提升贵州的区域文化软实力和区域竞争力。区域形象与区域竞争力呈正比例关系。“区域形象与区域的发展存在着一种正比关系。这种正比关系表现在：区域形象较好的地区其区域的发展也较好，区域形象较差的地区也往往较落后。这不是一种无意识的巧合，而恰恰是一个规律。这种正比关系告诉人们，区域发展和塑造区域形象是密切相关的。在发展区域经济、进行区域规划、开发区域内的产品时，必须要同时考虑到区域形象的塑造问题。”[39]因此，优化区域形象设计，就有利于增强区域凝聚力，吸引外来投资，吸引高层次人才，增强区域经济的发展动力。“区域竞争力的高低体现为区域综合实力的较量，而区域综合实力又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在资源、经济、科技等硬实力因受到各区域的充分重视而获得发展后，文化、管理、人口、形象等软实力将成为各区域竞争力提升的着眼点与出发点。在新一轮的区域综合实力竞争中，软实力将成为决定区域竞争力乃至区域综合实力排名的关键所在。”[40]这是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理论在区域竞争力方面的灵活运用。区域形象是区域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形象优化对增强区域竞争力有直接的功效。建构贵州形象，是贵州题材影视剧重要的文化使命。研究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的贵州形象，对于贵州形象的设计与优化，必定会提出相应的思考，从而有助于增强贵州区域形象的吸引力，以提升贵州的文化软实力和区域竞争力。

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研究的现实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有利于提高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促进贵州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保护与传承。贵州题材影视剧，把镜头对准民间社会，真实记录了贵州的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也真实记录了仪式过程、图腾与禁忌。这种记录功能源于镜头的物理性质。巴赞、克拉考尔从理论上阐释了镜头与生俱来的记录功能。纪录片把记录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故事片也具有较强的记录功能。贵州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任重而道远；方法多种多样，开发与保护并举是基本方略。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保护与传承，是常用的办法。拍摄纪录片、专题片，较好地保护与传承了贵州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题材的影视剧是故事片，也能真实记录拍摄时的情景，能够在故事叙述的同时保护和传承贵州的文化遗产，与纪录片、专题片殊途同归。因此，研究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的贵州形象，能够强化贵州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能够促进贵州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保护与传承。

其次，有利于促进贵州影视产业的发展，促进多彩贵州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要想提高贵州形象的传播力，笔者认为必须走产业化道路。影视剧只有在产业成功的前提下才可望提高传播力，只有尽力扩大受众面才能实现有效传播。当然，影视剧传播力的提高，要注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一致性。影视剧要打造精品力作，提高文化内涵，力避媚俗、庸俗、低俗，不能忽视社会效益，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贵州题材影视剧的传播面越广，贵州形象就越能得到有效传播，以感染越来越多的受众。研究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的贵州形象，就必须研究贵州题材影视剧的产业化发展问题。研究贵州题材影视剧的产业化发展问题，就能够为多彩贵州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以促进多彩贵州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关于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研究，笔者拟分为三个部分进行阐述。

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为第一部分，研究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的贵州形象。这一部分主要围绕一个问题进行阐述：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了一个什么模样的贵州形象？论述之前，笔者拟粗笔勾勒贵州题材影视剧的发展概况，进而揭示贵州形象“他塑”与“自塑”的差别。贵州题材影视剧塑造贵州形象，主要表现为三种文化形象、五个形象系列，以及反贫困与剿匪的形象。把贵州题材影视剧塑造的贵州形象的主要状貌、主要特征详细而具体地描绘出来，是这一部分的主要任务。

从第五章到第六章为第二部分，研究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的体制机制环境与思想内核。这一部分主要围绕一个问题进行阐述：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了如此模样的贵州形象，其背后的体制、机制原因有哪些，思想内核是什么？贵州题材影视剧所处的体制机制环境和思想内核，决定了贵州题材影视剧只能建构这种式样的贵州形象，而不是其他式样的贵州形象。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贵州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多彩贵州”形象设计以及贵州题材影视剧“借船出海”的生产机制、主旋律化的宣教理念等，这些因素成为贵州题材影视剧的体制、机制环境。这种体制、机制环境对贵州的影视企业和影视生产者时常发挥着规训作用。国族认同是建构贵州形象的贵州题材影视剧的核心思想。这些影视剧还包含了现代性思想。贵州题材影视剧体现了贵州文化的主体性，彰显了文化价值。

第七章为第三部分，研究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的传播效果、问题及策略。这一部分主要围绕一个问题进行阐述：如何提升贵州题材影视剧的传播效果？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了贵州形象，其旨归在于扩大传播贵州形象，尽量优化传播效果。但是，故事问题、类型化问题、传播主体问题、传播渠道问题、适应观众问题等妨碍了贵州题材影视剧的传播效果。笔者思考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策略来解决贵州题材影视剧创作与传播的相关问题。

这三个部分包含了严密的逻辑关系。第一部分是详细描述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的贵州形象。第二部分是挖掘成因，即挖掘贵州题材影视剧如此建构贵州形象的深层原因。第三部分是解决问题并展望未来，即提出一些策略来破解面临的问题，展望贵州题材影视剧的未来发展方向。贵州题材影视剧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必将成为建构贵州形象的“利器”。

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文本细读法：反复观看贵州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细细品味其文化内涵、叙事方法、影视语言、拍摄技巧等，思考这些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的思想倾向。因此，认真观看这些影视剧是研究工作的起点。

（2）史料研究法：查找贵州题材影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的有关史料，包括音像资料和文字资料等，细致观看或阅读史料，以图有所发现。

（3）跨学科研究法：为了积极寻找理论资源，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可以用于研究，积极借鉴电影学、电视学、文艺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课题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4）采访调查法：通过实地采访以调查研究贵州影视剧的发展状况，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

（5）比较研究法：找准有可比性的对象，进行比较分析，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并且找出异同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阐释，以便发现内部规律。

[1]〔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51页。

[2]〔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1页。

[3]1985～2007年，洞庭湖区爆发了6次大规模鼠灾，分别是1985年、1993年、1995年、1998年、2005年、2007年。鼠灾频发的原因主要在于生态平衡被打破。湘江水位下降、围湖造田、捕蛇数量大增、大量使用农药等致使洞庭湖区生态严重失衡。“鼠闹洞庭”向人们敲响了生态警钟。

[4]朱邪：《2015年我省森林覆盖率达到50%》，《贵州日报》2016年1月10日，第1版。

[5]梁隽、林泓泉、黄通明、岳植行：《全力守护碧水蓝天　多彩贵州美美与共——全省环保工作“十二五”观察及“十三五”展望》，《贵州日报》2016年1月6日，第6版。

[6]王尔德：《贵州获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全域水、大气环境将实时监测》，《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8月6日，第7版。

[7]汤婷婷：《贵州旅游总收入5年增三倍》，《经济信息时报》2016年5月18日，第3版。

[8]谢廷秋：《文化孤岛与文化千岛——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齐鲁书社，2011，第383页。

[9]吴正光：《沃野耕耘：贵州民族文化遗产研究》，学苑出版社，2009，第233页。

[10]〔美〕阿里夫·德里克：《发展主义：一种批判》，赵雷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2期。

[11]〔美〕阿里夫·德里克：《发展主义：一种批判》，赵雷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2期。

[12]卢风：《发展主义与片面发展的代价》，《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3]〔美〕德尼·古莱：《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高铦，高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9页。

[14]〔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30页。

[15]〔德〕舒耕德、托马斯·海贝勒：《中国“地方政府发展主义”的持续与变迁》，马颖君、赵友斌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1期。

[16]2011年，贵州GDP增长15%；2012年，贵州GDP增长19.3%，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一名；2013年，贵州GDP增长12.7%；2014年，贵州GDP增长10.8%；2015年，贵州GDP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5万亿元，增长率为12.5%；2016年，贵州GDP达到11734.43亿元，增长率为10.5%，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二名；2017年，贵州GDP达到13540.83亿元，增长率为10.2%，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一名。

[17]陈朝伦、程联涛、李文龙：《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贵州日报》2015年12月10日，第10版。

[18]2001年，遵义市余庆县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活动中，创造性地开展了“四在农家”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四在农家”就是“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以引导农民增收，改善人居环境，刷新精神面貌，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目前，“四在农家”活动被推广至遵义地区、贵州乃至全国其他地区。

[19]张翼、吕慎：《从“数博会”升级看“钻石矿”效应》，《光明日报》2016年5月26日，第8版。

[20]多彩贵州品牌价值研究与品牌“十二五”发展规划课题组：《“多彩贵州”品牌价值研究与品牌“十二五”发展规划报告》，2011。

[21]喻健：《“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构建与传播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22]杨经华：《贵州民族形象的百年误读——从“黔之驴”文化现象的传播异化谈起》，《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年第3期。

[23]杨经华：《书写与歧视——“夜郎自大”现象与少数民族历史的异化》，《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24]〔厄瓜多尔〕J.C.耶拉米罗：《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冲突：同化人类学》，《世界民族》1981年第3期。

[25]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第1326页。

[26]何苗、胥宇虹：《贵州地区形象的选取与确认：来自省内外的调查与实验的报告》，《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27]李缨：《利用好影视媒介，传播贵州新形象——贵州形象外宣媒介策略丛论之一》，《新闻窗》2014年第6期。

[28]李缨：《省内知，即天下知——贵州形象外宣媒介策略丛论之二》，《新闻窗》2015年第1期。

[29]李缨：《塑造有深度的贵州形象——贵州形象外宣媒介策略丛论之三》，《新闻窗》2015年第2期。

[30]段卫东：《形象生成与贵州文化旅游产业的关系研究》，《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1]李波：《〈多彩贵州风〉与“多彩贵州”文化品牌塑造》，《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年第2期。

[32]段丽娜：《当代传播下的贵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3]汪太伟：《电视剧〈绝地逢生〉的“盘江精神”与贵州开发》，《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34]安燕：《贵州少数民族的仪式象征与影视创意》，《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35]王明贵：《影视剧作与彝汉史志中奢香夫人形象的比较研究》，《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6]余永霞：《贵州影视旅游开发现状与发展思路》，《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

[37]李效文：《西部开发背景下贵州红色题材影视创作的现实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8]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150页。

[39]马志强：《论区域形象与区域发展》，《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40]初庆东、刘金源：《提升区域竞争软实力的路径新论》，《区域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