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研究与台湾的历史认识

许育铭[1]

前言

东亚各地域有共通的文化要素，形成类似的传统，其一便是“从内心尊重历史，体认历史的重要性”。因此各国无不重视历史教育，建立了从个人到民族的历史叙事的同一性。在这种历史叙事建构过程中，历史教科书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随着冷战结束及全球化发展，东亚先后都出现情况不一的所谓“历史认识”问题，而问题的导源恰恰正是历史教科书。各国的教科书争议及“历史认识”问题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但当被置于“一个东亚”的意识之下时，未尝没有共通的关联性，特别是在促进东亚相互合作的同时，增进彼此理解不仅有其必要性，探索共通性、深化合作基础更是极有意义之事，因此学界逐步产生了进行跨国教科书共构的思维和行动。任何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一方面为过去与现在提供了一种记忆的连续感，传递了公认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也改变乃至重写了过去，以符合当代社会的需求。只有各方面真诚努力去消弭来自教科书的偏见、歧视和刻板印象，才能有共通的历史叙事。

一 历史认识论争中的教科书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是东亚的焦点之一，它是围绕着日本国内政治发展并成为国际问题的。尽管东亚都存在历史认识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一定以“历史认识”的名义出现。只能说在台湾，“历史认识”问题的概念已成为专指在日本发生事态里的专有名词。因此，这显示在谈论东亚的历史认识时，是以日本为中心形成讨论场域，发展演变脉络更与日本局势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所谓的“历史认识”问题也有范围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牵涉透过历史说明国家民族的过去种种，建构自我认同与指导未来的何去何从；狭义者的范围则可限定专指历史书写，如何筛选记述发生过的事物，特别是历史教育中的教科书书写。台湾自身当然也存在“历史认识”问题，而且近年来争论日益加剧。虽然台湾地区与日本的情况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当被置于一个东亚的意识之下时，未尝没有共通的关联性，而且在促进东亚相互合作的同时，增进彼此的相互理解不仅有其必要，探索共通性、深化合作基础更是极为有意义之事。

对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论争的形成，一般认为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慰安妇”问题，从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声浪不断高涨，到日本国内兴起批判“东京裁判史观”“自虐史观”的声浪，造成许多争议事件。例如，2001年发生的日本国内外各方批判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通过审定出版。但若从三次日本教科书事件的脉络与国际层次来观察，50年代就发生了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教科书修改与诉讼，并从国内问题发展为1982年的国际问题。中、韩等国抗议当时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教科书进行干预，违背史实进行修改。例如，要求删掉“慰安妇”，并以“进出”取代“侵略”字眼。原本是日本国内的教科书问题演变为国际大事件，最后以日本政府特别在教科书审订基准上加上“近邻诸国条款”收场。教科书的记述关系到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论争的发展，需要考虑国际理解、国际协调。因此，后来的东亚历史认识问题基本以日本为核心，同时存在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

日本的相关讯息通过媒体传到台湾地区，造成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在台湾社会形成了日本缺乏战争反省、淡化责任的固化国家印象；另一方面也让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台湾社会意识到教科书记述的影响，要求当局对历史解释权控制的松绑，而最能代表官方干预的便是历史教科书课纲订定，官方订定课纲，作为民间出版教科书的撰写依据。最后使台湾的历史认识问题以围绕历史教科书课纲定期的修正为核心发展起来，而这与日本国内教科书问题发展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历史教科书具有重要性，也有指标性。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历史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但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人为的建构。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透过历史教育建构、记忆和传承的，而历史教科书则是最重要的传承历史记忆的媒介。加上历史教科书具有官方权威、正式且普遍的特征，将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深深地烙印在学习者的精神世界，一个民族的体制化的记忆依靠这个重要的记忆的场所，所以教科书参与决定社会上什么样的知识被认为是合法和真实的。也因为此，在台湾社会民主化过程中，本土派人士一直认为国民党长期威权统治所造成的历史认识是扭曲的，要掌握历史解释权加以导正。

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及“自由主义史观”引起日本国内外激烈争议时，台湾内部也正在进行关于历史观的典范转移，随着台湾主体性的强调与要求对台湾本土意识的认同，台湾本土史观取代原有的大中国史观，而且逐渐成为官方的主流论述。1997年官方出版中学教科书《认识台湾》，正是这种转移的典范。以该书出版为契机，台湾社会展开了对历史观典范的正反两面激烈对抗。批评者不满以《认识台湾》为代表的台湾本土史观，肯定日本殖民统治的贡献，与日本右派美化日本战前历史的描述并无差别。而之后教科书课纲订定问题的重复出现，使词语的使用争辩扩散到社会各层面。例如，从“日治”与“日据”、“终战”与“光复”等之争中，可以看到台湾历史认识问题与日本右派的联结，使台湾在东亚历史认识问题上，处于尴尬又暧昧的处境。[2]

二 台湾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研究概况

在谈东亚共同研究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台湾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情况，我们必须注意，这是一个由日本国内到国际再到台湾的跨地区影响过程。虽然台湾明确受到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影响，但台湾方面有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而有关台湾本土教科书和历史教育问题却一直是研究重点。在教科书研究方面，多以教育或课程讨论为题，如蓝顺德的《教科书意识形态》[3]，“该书系将历年来有关教科书相关的研究进行总整理，他以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分析教科书，可以用政治、性别、族群、宗教、阶级、地区等来划分，他将1979～2008年有关教科书意识形态的硕博士论文、期刊论文及‘国科会’专题报告等进行回溯性的文献分析与讨论，发现2000年以前研究教科书着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而且以社会科课本为主题进行分析者最多，而在2000年以后初中教科书出现《认识台湾》课程，台湾爆发第一次‘中国化’与‘本土化’之争论，研究重心开始关注于两岸教科书比较以及戒严前后教科书比较，亦显示台湾对于教科书研究专注开始重视本土化的发展”。[4]关于此点，可再参考王甫昌的《民族想像、族群意识与历史——〈认识台湾〉教科书争议风波的内容与脉络分析》，该文主要以报纸、媒体报道分析来厘清《认识台湾》教科书争议风波所凸显的民族想象、族群意识与历史记忆之关联。[5]

台湾关于教科书与历史认识问题的讨论，较多出现在有关历史教育方面的相关期刊上，期刊不只是论述的场合，也常常成为意识形态主张的发声地。例如，以强调民族文化精神为主题，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海峡评论》便是“中国化”史观的代表。此外，以学校课程教学为中心改善历史教学的《历史教育》《清华历史教学》《历史月刊》等也常探讨台湾历史教学情况并进行政策讨论，其中最大的主题亦在于对“中国化”与“本土化”的讨论。台湾本土史观的代表团体“台湾历史学会”编著了《历史意识与历史教科书论文集》（2003）一书，主要也是探究历史教育与国家认同问题。基本上探讨台湾教科书制度的相关研究也多会略为提及或参考日本的情况，当然也不乏专门探讨日本教科书制度的论文，但数量极有限，多属教育层面之研究，以历史观点切入探讨日本历史教育问题者虽然相对较少，但不乏佳作。收于该学会的会讯者，如何义麟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之演变——摆荡在“国际考量”与“本国中心”之间》一文便是代表。[6]

不少学者的研究是针对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台湾历史认识的良性发展。许育铭的《战争魅影——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中日战争》一文，探究日本历史认识问题与日本教科书争议的发展，其中比较了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分析了日本政治斗争影响下的历史教科书发展。[7]他撰写的《站列法庭的历史学：家永三郎与日本教科书审定诉讼之研究》，是以历史与法律观点分析家永三郎的诉讼问题，探讨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与宪法保障学术自由是否冲突，并反思台湾历史教育现况——重视历史教育却轻视历史教科书质量，呼吁、鼓励大学教授参与教科书编写工作且将其视为正式研究业绩。[8]罗志平曾发表《历史修正主义与新民族主义——日本修改教科书争议的政治效应》一文，探讨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心态主要是在创造新民族主义，有鉴于日本战前与战后民族意识的差异，希望唤醒战前效忠日本天皇的“皇国史观”，故反对战后反省的日本，认为是“自虐史观”，于是日本国内出现了历史修正主义。[9]

关于日本修正历史教科书的心态，汪宏伦在《从〈战争论〉到〈新历史教科书〉：试论日本当代民族主义的怨恨心态及其制度成因》一文中从社会学及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日本右派分子的心态。[10]“作者运用社会学理论去分析日本的民族主义心态。全篇主要以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所称的怨恨心态来建构和理解日本当代民族主义。在讨论这个议题之前，必须先了解日本在战前与战后对自身的认同产生了巨大的断裂，战前是个英明神武的皇国之民，到了战后却变成不断道歉谢罪的历史罪人。在盟军（美国）占领日本时，用粗鲁的、强迫的方式建立起日本的民主国家，却又没有将战前天皇制度、皇国史观消除。这些充满争议的事项，埋下了怨恨的种子。该文的重点在于了解新民族主义者发表新历史教科书的背景因素，并进行分析，透过社会学者的理论建立这波民族主义者的心态。”[11]

针对日本右派《新编历史教科书》的讨论，可以黄自进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个案探讨》为代表。[12]黄自进认为，教科书问题涉及日本国内价值体系的重整，也涉及日本与周边邻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因而是一个观测日本社会动态的最佳指针。日本教科书问题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情势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只要日本国内的矛盾继续存在，教科书问题就不会消失。甘怀真《台湾与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之比较》一文叙述了台湾与日本历史教科书课纲的异同，探讨了日本历史教科书课纲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日本国内左派史学与右派政府的冲突，最后检讨了台湾的教科书制度，提出建议并进行反省。[13]

从比较的观点出发也是对东亚共同研究历史认识问题的初步，黄绣媛在《中日初中历史教育的比较——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纠葛》[14]一文中，针对台湾地区、日本、中国大陆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教育目标、民族主义及世界主义进行分析，“认为日本政府近年来强调国际和平教育的课程改革，但是在教科书上对于战争的反省却越来越淡化，但战争的反省仍然在教科书中得以展现。可知日本政府与历史学界、教科书编者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使日本政府难以统合国家民族意识，但仍有走向极端国家主义的可能。中国的历史教育很明显是由政府主导。历史教育也成为配合国情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的一门课程，甚至许多国家重要政策往往透过历史教育去宣传。教科书在国际和平议题上推动国际友好合作，促使各国进步繁荣，但对国内民主及人权议题上却呈现与政府政策背道而驰的现象。而台湾既往以中国化为中心的教科书是建立在保家卫国的基本精神上，对内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作为国家统一的基础，对外则强调国际合作彰显国际地位。反映了在90年代前半期，台湾的内外情况”。[15]

三 台湾对东亚共构历史教科书的关注

原本代表台湾官方掌控历史教科书的机构是“国立编译馆”，它是在1932年便设立的国家图书编译机构，隶属于教育部，负责学术文化书籍、教科书以及学术名词的编辑翻译事务。此机构后来亦随着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到台湾，但其编译成果的效力随时代而有不同。在1997年“台湾教育部”允许民间出版商编印教科书之前，“国立编译馆”仍是台湾地区各级中、小学教科书的唯一供应者。但该机构在2011年被并入“国家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研究院”虽然从事教育制度、政策及问题之研究，制定建置教育政策，建立民意调查数据库，提供教育决策所需信息及专业咨询，但也因为合并“国立编译馆”之缘故，遂有教科书研究工作与教科书审定的职掌。“国家教育研究院”作为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的审定机关，亦常常举办研习活动，并邀请身在教育最前线的中、小学教师参加。

2012年6月，“国家教育研究院”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举办了“东亚历史教科书共构工作坊”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台湾第一次针对跨地区共构教科书提出议题，包含如何跨地区合作、共同撰写、争议议题之因应和处理等，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座谈与讨论。虽然台湾地处东亚，与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关系密切，但是官方对历史教科书的跨地区共构撰述，始终未有明确的表示。对于国际上的共构历史教科书课题或对历史认识的国际合作研究，台湾当局不曾有基本态度。

一般都认为跨地区合作共构教科书透过跨越单一国族认同的写作方式，实现多地区、多民族之间的对话，可以为跨地区合作提供相互理解的基础。目前跨地区合作共构历史教科书在西方取得成果较为丰富，近年来，东亚的主要国家也在积极发展中，中国、日本与韩国三者皆在进行共构历史教科书，先是有《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05），后来又出版《超越国境的东亚近代史》（2013）。台湾地区对此一国际发展趋势则较不热衷，尤其是在中国、日本、韩国的共构合作过程中，台湾地区由于“外交”等的内外因素，处于失语无法反应的状态。但同时，台湾内部围绕“国家认同”衍生的教科书课纲争议、历史认识问题，特别是日据时期的定位，却始终一直在进行壁垒分明的激烈论战。因此台湾的历史认识问题，明显地重内轻外，在空间与时间上有一定的局促性。

上述2012年的类似官方主办的研习活动，或许可以视为台湾对跨地区共构历史教材的可能性踏出的第一步。这个研习活动邀集了实际参与共构东亚历史教材的学者进行主题讲座，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研究员、日本都留文科大学笠原十九司名誉教授，并邀请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周婉窈教授、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汪宏伦教授，从台湾的观点及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做主题讲演。由于步平及笠原十九司都曾参与东亚共构历史教科书的事业，且分别是中国大陆与日本在此课题上的代表性学者，足以为参与研习活动者提供最前沿的讯息。此外，两位台湾学者的主题讲座也反映了台湾学界对中日韩三国共构历史教材的一些看法。

例如，周婉窈以《试论东亚历史共通教材书写的可能性及其局限》为题，指摘跨地区共构历史教材面临不可回避的国家主体性、历史记忆和国际政治等深层问题。首先，周婉窈认为由中日韩共同撰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基本上仍是以日本帝国圈为主，被当作边陲地区的台湾、琉球等，其主体性书写定不完整。因此，在追问这是何者的东亚历史时，便出现边陲者主体性的欠缺。况且，日本帝国圈内的台湾地区、琉球、韩国等是否有着共同经验？而这些欠缺都是共构东亚教材时应该考虑的面向。其次，周婉窈更提出质疑，多地区共通历史的书写面临的考验是：“理论上应超越一国历史进行越界和跨国的书写，但，各国历史各有发展脉络，往往同其时而不相交涉，对共同历史事件的书写各有其立论的视角，更何况各国还要处理各自核心的历史问题，及面对各自国家意义与民族精神的传统。”[16]

上述的看法意见，也显示出台湾地区的某种焦虑。中日韩等在进行东亚相关共同研究时，并不会刻意排除台湾地区，但是在讨论东亚历史认识时，台湾地区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忽略，而且台湾本土史观与日本右派论述的联结也使得台湾地区处境尴尬。因此台湾地区应该如何参与现阶段寻求作为和平对话基础的东亚历史认识的讨论？又该以何种观点建立台湾人的东亚史？这是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参考这个系列工作坊综合讨论所取得的共识，相当值得借镜，可以作为参与东亚共同研究历史认识的起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意义和价值上，与会学者一致持肯定态度，认为东亚各地区共构教材是超越自己的视角，过程重于结果，并勇敢地挑战了民族国家的框架。

（2）在必备条件上，应有表述的自由、多方开启对话，但不要陷入民族主义的高涨情绪。

（3）在值得共构的主题上，包括战前、战后民主化、民主化之后的转型正义等。

（4）在面对可能的困难与挑战上，首先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关系的不可回避性，“理解的过程”如何达成非常重要，从台湾主体出发应是前提；其次是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二元对立冲突的问题；最后是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一方面警醒民族主义遗绪的毒害，另一方面思索在克服和超越民族主义之后对谁最有利。

（5）在开始共构的契机上，可以从台湾地区加入中日韩国际知识社群开始，从“不理解”到“对话理解”，相濡以沫才能达致和平，用关键案例将达成共构观点的形成脉络呈现在教材中，以教导孩童学习和平及思考达成和平的理解过程。[17]

结语

持台湾本土史观的学者一直深信，透过历史教育的改革可以使民主进一步深化。虽然历史教育的改革，不是以历史认识的名义，但意义相同。2014年3月台湾爆发的“太阳花”学运，印证了上述观点。因为这群出生于“解严”后的学生，是在民主化时代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许多人就读高中时接受的就是“九五暂纲”的历史教育。此份课纲是在2004年民进党执政时以“普通高级中学暂行课程纲要”名称公布（时任“教育部长”杜正胜），2006年开始使用。在“九五暂纲”中，台湾史首次独立成册，脱离中国史讲授。[18]后来不少人认为，正是“九五暂纲”形塑了学运参与者的“国家认同”以及民主、人权认识。

同理，台湾的历史认识、历史教育要与国际接轨，与东亚合作，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正如前言所述，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教科书，一方面为过去与现代提供一种记忆的连续感，传递公认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也改变乃至重写了过去，以符合当代需求。所以我们只有从各方面努力消弭来自教科书的偏见、歧视和刻板印象，才能帮助克服历史遗绪冲突，而跨地区教科书共构或对东亚历史的共同研究即是为了消除这类历史遗绪冲突，也是对建立一个亚洲共同体的一种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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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育铭，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2] 汪宏倫「台灣的『歴史認識問題』初探：史觀·戰爭·框架（特集 移動と記憶の日中比較研究）」『21世紀東アジア社会学』6号、2014年3月。

[3] 蓝顺德：《教科书意识形态——历史回顾与实征分析》，台北：鼎文书局，2010。

[4] 黄贞瑜：《历史认识与书写——台、日、中高中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台湾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第5页。

[5] 王甫昌：《民族想像、族群意识与历史——〈认识台湾〉教科书争议风波的内容与脉络分析》，《台湾史研究》第8卷第2期，2001，第145～208页。

[6] 何义麟：《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之演变——摆荡在“国际考量”与“本国中心”之间》，《台湾历史学会会讯》第13/14期，2002，第69～78页。

[7] 许育铭：《战争魅影——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中日战争》，《近代中国》第163期，2005年12月31日，第84～115页。

[8] 许育铭：《站列法庭的历史学：家永三郎与日本教科书审定诉讼之研究》，《东华人文学报》第9期，2006，第251～282页。

[9] 罗志平：《历史修正主义与新民族主义——日本修改教科书争议的政治效应》，《问题与研究》第45期，2006，第81～106页。

[10] 汪宏伦：《从〈战争论〉到〈新历史教科书〉：试论日本当代民族主义的怨恨心态及其制度成因》，《台湾社会学》第19期，2010，第147～202页。

[11] 黄贞瑜：《历史认识与书写——台、日、中高中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第7页。

[12] 黄自进：《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个案探讨》，台北：中研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4，第1～77页。

[13] 甘怀真：《台湾与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之比较》，《历史教育》第14期，2009，第151～170页。

[14] 黄绣媛：《中日初中历史教育的比较——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纠葛（1978～1992）》，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4。此外，还可参考黄自进《东亚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组成——评菊池一隆著『東アジア歴史教科書問題の構図―日本·中国·台湾·韓国、及び在日朝鮮人学校』（法律文化社2013年）》，《教科书研究》第7卷第1期，2014，第105～113页。

[15] 黄贞瑜：《历史认识与书写——台、日、中高中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第8页。

[16] 詹美华、陈姵琁：《2012东亚历史教科书共构工作坊》，《教科书研究》第5卷第2期，2012，第171页。

[17] 詹美华、陈姵琁：《2012东亚历史教科书共构工作坊》，《教科书研究》第5卷第2期，2012，第172～173页。

[18] 王仲孚：《论“高中历史新课纲”的根本问题》，《海峡评论》第247期，2001，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