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文

瘟疫与丝路贸易

——以东汉末年大瘟疫“伤寒”为中心

王兴伊

摘要 张仲景将东汉末年那场大瘟疫称为“伤寒”并对其做了家族十年病死率的统计。有学者基于传染病发热伴出血，认为该瘟疫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基于当时寒冷的气候条件，认为主症属呼吸系统病，是烈性传染病流感，冬春多发，传播途径是“丝绸之路”沿途的贸易活动。张仲景治疗“伤寒”的首方“麻黄汤”源自西域救猝死方“还魂汤”，贸易活动不但带来经济繁荣，还播散疫病，同时又提供治疗瘟疫的方药，因此贸易与医药产品是利弊同在的关系。

关键词 东汉末年 大瘟疫 伤寒 丝绸之路

当前正值“新冠肺炎”肆虐，人们对“瘟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回溯中国历史上的瘟疫流行，首先应当关注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末年的大瘟疫，有人将其列为“世界十大瘟疫”之一。[1]学界以往对这场瘟疫的研究不足，对其危害的评估也不够。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审视并探究该瘟疫及其传播途径。东汉末年的这场大瘟疫为何与古罗马“安东尼瘟疫”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且疫病暴发中心洛阳与罗马恰分处于丝绸之路的两端？凡此种种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析。

一 东汉末年大瘟疫

“疫”字，最早可见于先秦文献，如“遂令始难欧疫”（《周礼·春官·占梦》），“以索室欧疫。大丧”（《周礼·夏官·方相氏》），“其民大疫”“民殃于疫”“民必疾疫，又遂以丧”（《礼记·月令》），“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卷十二《平帝纪》）。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出：“疫，民皆疾也。”《释名》释为：“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中说：“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东汉王充在《论衡·命义篇》中云：“温气疫疠，千户灭门。”《集韵·魂韵》：“瘟，疫也。”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有述：“疫在古代文献中又称作瘟疫。瘟和疫同义，均指传染病。”[2]根据“十二五”规划教材《传染病学》（第二版）定义：“传染病（communicable diseases）是由病原微生物（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细菌、螺旋体、真菌、朊蛋白等）感染人体或动物体后所引起的具有传染性的疾病。”[3] 古人留下的历代文献记载了许多瘟疫，诸如鼠疫、天花、霍乱、斑疹伤寒、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流感、麻风、疟疾、血吸虫病等。古人解释“疫”，就是“民皆疾也”，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瘟”则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传播。基于此，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通过表1东汉末年从桓帝至献帝（161—220）这60年的疫情整理可窥一斑。

表1 东汉末年疫情（161—220）

续表

张仲景自述从建安元年至十年（196—205），“伤寒”导致的家族病死率达46.7%。另建安二十四年（219），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其中的“徐、陈、应、刘”即指“建安七子”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七子”中有四子死于疫病。《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二载有曹植的《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可见比疫病的病死率非常高。尤其是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204—219）流行的，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造成了巨大灾难。这场瘟疫从东汉灭亡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持续了很长时间。《三国志·吴书·赵达传》的裴松之注指出，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另据《晋书》记载，咸宁元年（275）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人口史》认为，瘟疫暴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全国人口为5648万人，到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全国人口仅存1500万人，[4]竟然锐减了约3/4。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死亡仍是触目惊心。

当时人们对疫病已有所认识，曹植就称“疠气流行”，病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另外《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王沈《魏书》：“孙权残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长，故分命猛将三道并征。今征东诸军与权党吕范等水战，则斩首四万，获船万艘。大司马据守濡须，其所擒获亦以万数。中军、征南，攻围江陵，左将军张郃等舳舻直渡，击其南渚，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说明时人已认识到疠气可能会相互染污，点出了疫病的传染性。此为史料中首次明确表达疫病具有传染性。该材料出自《魏书》载《丙午诏》，说明疫病的传染性已被当时官方认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称这种疫病为“伤寒”，顾植山先生对它分析称：“张仲景的《伤寒论》既然是针对当时流行的疫病而作，为何所论大多为感受风寒之病呢？其实《内经》理论，六气皆能致疫，认为只有火热温邪才能致疫是后世某些温病学家的片面观点。明清医家以温论疫取得的巨大成功，以致忽略了对东汉疫病性质的考察。其实，从《伤寒论》中所述的症候看，也并非均为一般外感，其中如‘并病’‘越经传’‘直中’‘坏病’等均具有发病急骤、来势凶猛、传变迅疾、变化凶恶的疫病特点。”[5] 因此可以肯定，这种“伤寒”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瘟疫。晋代陈延之《小品方》卷四《热病门·古今论伤寒热病》有云：“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疗之病，天行瘟疫是毒病之气，而论疗者不别伤寒、天行瘟疫为疫气耳。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6]即认为“伤寒”“天行瘟疫”系“疫气”，属于难疗之病，毒病之气。

二 大瘟疫元凶

然而张仲景所说的“伤寒”到底是一种什么传染病？付滨等在2007年提出的观点认为是“新疆出血热”。他们概括称：“中国汉代曾流行一种虫媒病毒传播疾病‘克罗米亚-刚果出血热’（新疆出血热）， 其病程发展经过与伤寒传经过程表现极为相似，特别是在疾病转归方面，二者完全一致。‘克罗米亚-刚果出血热’在当时被认作‘伤寒’。这一疾病西域自古即有，由于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的变迁， 促使这一疾病由西域传入中原。”这一观点的主要根据是，“上文已论述汉代‘伤寒’有一定的流行性， 同时有一定自愈倾向的特点也支持感染性发热。其次，‘伤寒’伴有出血临床表现。如‘若头痛者， 必衄’‘以热在膀胱， 必便血’等。发热伴出血的传染病中，最大可能是病毒性出血热。而各种病毒性出血热中， 我们认为克罗米亚-刚果出血热可以较为完整地解释《伤寒杂病论》中所描述的临床表现”。[7]

张再良就该问题专门撰文阐述，并提出了或然项：“本文提出伤寒与流行性出血热相关观点，只为大体轮廓和主要线条，并不排除其他疾病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比如流感、鼠疫、斑疹伤寒、急性胃肠炎等。”[8]

他也表达了“流感”的可能性。付滨等人观点的主要立论依据是在传染病中症状为发热伴出血，最大可能是病毒性出血热。笔者认为其根据不足。以1918年“西班牙流感”为例，美国学者约翰·巴里有这样的描述：“然后就是血，血从身体中涌出。血从某人的鼻子、嘴巴甚至耳朵或者眼睛周围滴淌或者喷射出来，这景象令人不寒而栗。”[9] “西班牙流感”以高热为主症，若按约翰的描述，出血也是患者临床表现之一，以出血一项即判定它为“流行性出血热”显然太过片面。若对“西班牙流感”进一步分析，则是：“1918年3月4日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发生流感，接着中国、西班牙、英国都发生了流感。当时的症状只有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但到了1918年秋季则在全球大量暴发，至1920年春季，在全世界造成约10亿人感染，近4000万人死亡。其名字来源，因为当时西班牙有800万人感染了流感，甚至连西班牙国王也感染了此病，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10]

为了寻找“西班牙流感”的病原体，科学家耗费了七八十年时间。正如韦天彬、李康生所说：自1930年代以来，科学家为了找出1918年大流感的‘罪魁祸首’做出了不懈努力。最初，病毒学家用1918年流感幸存者的血清进行血清学试验，间接得出了1918年流感病原体为H1N1亚型的初步结论。然而，由于没有现成的1918年流感病毒株可供研究，这给科学家的研究带来了困难。要想对1918年流感病原体进行种系发生学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必须首先获得该病毒株的RNA基因序列。1997年，美国华盛顿军事病理学院（AFIP）的杰弗里·陶本伯杰（Jeffery Taubenberyer）等人终于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首次得到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RNA基因并测出其部分基因序列。他们对这些基因序列进行种系发生学分析，发现1918年流感病毒株为H1N1亚型，与以前血清学试验得出的结果相一致。它的基因序列与后来分离发现的所有流感病毒株相比都有较大差异，而且与早期分离的猪流感病毒有很密切的相似性。这样，到20世纪末，经过陶本伯杰和其他一些科学家的研究，人们关于1918年流感病毒已经达成了共识，即1918年流感病毒为H1N1亚型。[11] 可见，1918年全世界暴发的“西班牙流感”开始的症状就是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到21世纪初，世界一流专家才研究出其病原体为流感H1N1亚型。而东汉末年大瘟疫迄今已相隔1800余年，仅知主症、病程与现代传染病相似或一致，得出的结论未免有些牵强。

笔者根据当时气候特点、医家对病症的陈述、用药特点等情况，做一番大胆推测。第一，当时的气候情况。竺可桢先生对东汉的气候有过研究，他指出：“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人民……直到三国时曹操（公元155—220年）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而不结果，气候已比前述汉武帝时代寒冷。”[12] 可见气候寒冷是东汉时期的特点。第二，根据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知晓“伤寒”的病症和用药的特点。张仲景治疗“伤寒”以“麻黄汤”为第一方，《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也就是说“伤寒”的主症为头痛、发热、身体疼痛、气喘，其方药是“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甘草一两（炙），杏仁七十个（去皮尖）”。《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流感的定义是，“流行性感冒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表现骤发高热，头痛，全身酸痛，乏力及轻微呼吸道症状”，[13] 并指出流感是一种传染病，而且起病急，属于呼吸系统疾病。流感病人是主要传染源，通过咳嗽、打喷嚏等排出病毒，经呼吸道感染他人。流感有三种类型：①单纯型，即头痛、发热、畏寒、乏力、全身酸痛、结膜充血、食欲减退；②肺炎型，即高热持续不断、烦躁、呼吸困难、阵咳、咯血；③中毒型，即肺部体征不明显，有高热、谵妄、神智昏迷，或有循环功能紊乱、脑膜刺激征、休克等症状，病死率高。[14] 根据东汉末年气候寒冷，张仲景叙述的“伤寒”主症，及其好发于冬春、反复发作等特点，笔者判定所谓“伤寒”就是流感，因其病死率高，当属于烈性传染病。

为何以往未将张仲景所述“伤寒”判定为传染病？这是大家对“伤寒”这种烈性传染病认识不足导致的，总是将其与普通感冒相提并论，以为流感是小病。但通过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的伤害，可知流感绝非小病。另外历史学者对疫病的认识不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解读古代文献时，历史学家自然会受到他们自身疫病体验的影响。经历过各种病史的现代人，已对那些常见的传染病拥有了相当程度的免疫力，这使他们很快地终止任何一般性疫病的流行。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受过严格训练的历史学家只能认为那些疫病造成大规模死亡的说法有失夸张。事实上，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爆发，其造成的后果差别巨大，以往的历史学家才未能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15]

三 大瘟疫传播途径

东汉末年的大瘟疫到底是如何传播的？麦克尼尔父子认为：“这种局面状态出现改观，是在公元165—180年以后，当时的罗马帝国遭受了一次极为严重的瘟疫灾难，帝国人口骤减了大约四分之一。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中华帝国也经历了一次严重瘟疫之灾。造成如此严重灾难的罪魁祸首，应是日趋紧密的旧大陆交际网络，因为正是它各类行人旅客和军队把病菌携带到传统古老界线以外的地区，将致命的瘟疫传入到位于整个交际网络东西两端的那些未曾感染过的人口当中。与此相反，据不完整的史料记载，这次新瘟疫对西亚、非洲和印度的人口所造成的伤害程度却要小得多。”[16] 这段论述就让我们聚焦于以罗马、洛阳为两端的“丝绸之路”。追溯以往，在张骞开凿之前，既已存在草原丝绸之路、玉石之路。我们可以看到：“塞种民族最早开辟了亚欧大陆的草原丝绸之路，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这条贸易之路在沟通中国和西方的丝路贸易中持续发挥了十几个世纪的重要作用。西汉以后，以粟特人为主的胡商又在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挥着巨大作用，一直持续到公元 10世纪左右。他们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贸易中心作为商品中转站，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聚落。自东汉以来，中原王朝政府一向致力于发展与域外的交往，故而域外‘胡人’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原或中原的周边地区。”[17] 相关的史书和传记都有记载。《后汉书 ·西域传》 记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 靡不周尽焉。”《洛阳伽蓝记》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18] 洛阳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国际都市。天下难得的货在洛阳城内都可找到，正是“丝绸之路”的繁荣、大量胡商云集的结果。当然他们贩运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疫区的疫病，这就是东汉末年瘟疫大暴发，且集中在洛阳、南阳等城市的原因。“简而言之，用麦克尼尔的话来说，就是贸易活动与征战把毁灭性的新病原体，一波又一波地传播到曾经遥不可及的地区，因此导致的人口崩溃又造成人间世界的平衡受到严重破坏，最终使得当时的两大政治体系——罗马帝国和汉王朝——走向崩溃。”[19]

“丝绸之路”西端的罗马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安东尼瘟疫”，似乎可以从现代专家的研究结果中窥测。“我们只能从盖伦医生的记载中推测一二。据他描述，病人的病症是高烧、咽炎、腹泻并且皮肤化脓。这些症状，在许多地方与雅典的瘟疫有一些相似之处。而很多研究者认为，既然这种疾病是源于东方，并且病人有皮肤化脓的症状，那么这次瘟疫应该就是古代天花流行的最早记录。尽管在其他方面再没有足够的证据，许多历史学家仍坚持这一观点。有些研究者更认为，这次最早的天花大流行，其病源应来自蒙古，它也成为迫使匈奴人西迁的原因。在匈奴人西迁的过程中，它又传染给日耳曼部落，再传染给罗马人。最近的研究表明，当公元165年罗马军队前往东方作战时，当时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20] 笔者认为，将横亘于罗马与洛阳之间的大瘟疫归于两者共同的对手匈奴，甚至猜测是匈奴人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发动“生物战”，以病畜传播瘟疫的结果，似乎站不住脚。王飞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专门研究了中国北方3—6世纪瘟疫流行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结合以上分析，战争是导致3—6世纪北方地区疫病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疫病的影响力仅次于气候异常对疫病的影响。在由战争引发的疫病中，在十六国战乱之际此类疫情最为集中。在征战最为频繁的中原地区，由战争引发的疫情也最为密集。交战双方在进行城池争夺战过程中，作战队伍发生疫情的可能性最大。但由于战争引发的疫情一般仅是在作战队伍中流行，扩散至广大民众的疫情较为少见。”[21]

通过查阅汉简中“伤寒”的记载，可看出“伤寒”的实际传播途径。最早纪年简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最晚是汉灵帝建宁二年（169）。书写时间跨度达270余年， 内容极其丰富，如“伤寒即日加头恿烦满未”“西安国里孙昌即日病伤寒头□不能饮食它如”“伤汗头抚□□即日加口腹”。古人多用假借，简文中的“伤汗”即为“伤寒”。又有“王章以四月一日病苦伤寒”“孟庆以四月五日病苦伤寒”“江谆以四月六日病苦此服支满”[22]等，一枚简上有五位病员的记载，他们在几天内相继患类似病症，故应为流行性疫病。武威汉代医简有“伤寒逐风方”，简文曰：“治伤寒逐风方：付子三分，蜀椒三分，泽泻五分，乌喙三分，细辛五分，五分，凡五物皆冶合，方寸匕酒饮，日三饮。”[23]治鲁氏青行解腹方之末尾亦缀有“伤寒逐风” 四字，简文曰：“治鲁氏青行解腹方：麻黄卅分，大黄十五分， 厚朴、石膏、苦参各六分，乌喙、付子各二分，凡七物皆并冶合和以方寸匕一，饮之，良甚，皆愈。伤寒逐风。”再有同时代、同地域的《居延汉简》（509）载有“伤寒四物”方，简文曰：“伤寒四物，乌喙十分，细辛六分，术十分，桂四分，以温汤饮一刀，日三夜再行解不汗出。”另外，《敦煌汉简》也记载了“伤寒方”，简文曰：“伤寒方：人参、茈宛、昌蒲、细辛、姜桂、蜀椒各一分，喙十分皆合积也。”楼兰的西域长史治所古城遗址出土的汉魏简牍“发寒散五合”（LA.Ⅵ. ii.0195）和“疾病苦寒气”（LA. VI.ii.023），均有“伤寒”传播的信息。楼兰、武威、居延均属于丝绸之路上的交会点，当时为各国使节、胡商贩客以及货物、药物的聚散处。贸易繁荣的同时，伤寒疫病也流行其间，从出土的简牍记载的方药也可窥一斑。笔者之前考证，中医药常用药“麻黄”即源自西域楼兰，张仲景治疗“伤寒”首方“麻黄汤”源自西域传方“还魂汤”。[24]《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所载的“麻黄汤”“还魂汤”如表2所示。

表2 “麻黄汤”“还魂汤”一览

可以看出，两方的差别在于“麻黄汤”比“还魂汤”多一味“桂枝”，其他药物及分量完全一致。“还魂汤”可以“救卒死、客忤死”等濒临死亡的危重症，而“麻黄汤”仅仅治疗“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等常见病。其实若从传染病的角度去考探，“麻黄汤”治疗的病症绝不是常见病，而是烈性传染病流感的表象。东汉张仲景的“麻黄汤”，换算成现代剂量是麻黄41克、桂枝28克、杏仁84克、甘草14克（东汉1两等于13.8克）；而现代“麻黄汤”的剂量是麻黄9克、桂枝6克、杏仁6克、炙甘草3克。为何分量如此悬殊？因为现代医家已不清楚张仲景是不是用“麻黄汤”治疗烈性传染病流感，因此他才借鉴西域“救卒死、客忤死”的“还魂汤”，辅以“桂枝”增强药力。“麻黄”“还魂汤”也因治疗“伤寒”有效，被胡商从遥远的西域带到中原，再流传到中国各地，乃至东南亚各国。有意思的是，在这次“新冠肺炎”防治中，由麻黄、炙甘草、杏仁等21味药材合成的“清肺排毒汤”疗效显著，而其中最关键的基础方当是这个“麻黄、甘草、杏仁”组成的“还魂汤”。

四 结语

追溯历史，伴随人员交流、贸易活动，繁荣经济的同时也为疾病的传播打开了通道，治疗疫病的医药产品也在其间流传，譬如汞剂、土茯苓对梅毒的治疗在世界各地流传，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循环。

丝绸之路繁荣了贸易，也带来了瘟疫，胡商的进入带来了治疗瘟疫的药方，药方又得以流传至世界各地。

[王兴伊，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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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大路：《震惊后世的骇人天灾：恐怖大瘟疫》，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书中指出：“世界十大瘟疫”为雅典大瘟疫、古罗马“安东尼瘟疫”、东汉末年大瘟疫、查士丁瘟疫、欧洲黑死病、印第安人的天花、黄热病、斑疹伤寒、19世纪的霍乱、西班牙大流感。“安东尼瘟疫”是指在公元2世纪中后期（165—191），袭击了安东尼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持续性瘟疫事件，主要症状是患者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发热。这场瘟疫属于什么传染病，学者各有解释，包括天花、鼠疫、流感、霍乱。“东汉末年大瘟疫”指在公元2—3世纪（161—220），中国多地连续暴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等地疫情最为严重，主要症状是患者发热、咳喘，最后气绝而亡。该瘟疫传染性强、死亡率高，属于什么传染病，学者也各有主张，包括鼠疫、出血热、流感、霍乱。

[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第502页。

[3]刘应麟主编《传染病学》第二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第1页。

[4]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407页。

[5]顾植山：《从运气学说论疫病的发生规律》第2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第28页。

[6]（晋）陈延之：《小品方辑校》，高文柱辑校，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第45页。

[7]付滨、孟琳、高常柏：《从疾病演变史探“伤寒”原义》，《河南中医》2007年第5期，第1—5页。

[8]张再良：《思考〈伤寒论〉成书的疾病背景》，《上海中医药杂志》2012年第10期，第20—23页。

[9]〔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钟扬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第278页。

[10]《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科学大观园》2013年第9期，第68—69页。

[11]韦天彬、李康生：《1918年流感世界大流行病毒株溯源》，《医学与哲学》2005年第5期，第48—50页。

[1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21页。

[13]《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789页。

[14]杨人峥、张迈仑编著《传染病手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第93页。

[15]〔美〕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第3页。

[16]〔美〕约翰·麦克尼尔、〔美〕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74、75页。

[17]李瑞哲：《试论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以及中原王朝对待胡商的政策》，《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第163页。

[18]（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第132页。

[19]张大庆：《医学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8页。

[20]杨红林：《历史上的大瘟疫》，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第41页。

[21]王飞：《3—6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疫病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1，第65页。

[22]赵宇明、刘海波、刘掌印：《〈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医药史料》，《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3期，第163—167页。

[23]张定华、孙其斌：《从〈武威汉简〉看仲景学说》，《甘肃中医》1996年第2期，第6—7页。

[24]王兴伊：《“麻黄”药用及文化遗存考辨》，《中医药文化》2018年第1期，第28—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