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近代西方对中国科学的评判
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树立起自信的欧洲人，掀起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潮，对其他文明从起初的仰慕，到逐渐平视乃至展开批判，而对于中国的评判，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承认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社会很早就进入一个很高的发展阶段，但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由于奉行专制主义，陷入了长期停滞、封闭落后的局面，最终被欧洲超越。在科学方面的立场同样如此。1543年，被普遍视为近代科学开端的时间。
这一年出版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两部伟大著作，向以希腊托勒密和盖伦为代表的古希腊天文学和医学传统宣战，笼罩在天、地、人外面的中世纪面纱被完全揭开了，从此自然科学便大踏步地前进。[44]
此后的欧洲思想家，一方面肯定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科学传统，另一方面却指出这种传统长期缓慢发展，乃至陷入停滞，最终被欧洲超越。[45]
1728年10月14日，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德梅朗（D.de Mairan）致信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Parrenin），表达了他对于中国科学的疑惑：中国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具有发展科学的有利条件，也一直在致力于科学研究，却在思辨科学上与欧洲相差甚远。巴多明回答了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因素。1730年8月，巴多明在回信中指出，缺乏外部竞争的中国，对科学十分轻视，导致了中国科学的停滞。
先生，正是这一点使您感到奇怪，中国人“很久以来就致力于所谓思辨科学，却无一人将之稍稍深化。”我和您一样，都认为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是我并不归咎于中国人的精神材质，说他们缺少格物致知的智慧及活力，因为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别的学科中所取得成就，其所需的才华及洞察力并不比天文及几何所需要的少。许多原因会合在一道起阻碍的作用，使科学至今不能得到应有的进步，而且只要这些原因存在，仍将继续成为科学进步的阻力。
首先，凡是可能在此方面取得成功的人将得不到任何补偿。从历史上来看，数学家的疏忽受到重罚，却无人见到他们的勤劳受到奖赏，也无人见到他们因观察天象就可免于贫困。在钦天监谋生的人所能企望的就只是在监内当上头面人物；但其收入也仅能糊口：因为此监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是礼部下属机构。它不在九卿之列，而九卿之魁首才能相聚一堂，共商国家大事。总而言之，它无足轻重，在那里无法有甚奢望。
钦天监监正假如是一位饱学之士，热爱科学，努力完成科研；如果有意精益求精，或超过前任，增加观测次数，或改进操作方法，在监内同僚之中就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是要坚持按部就班的。他们说：“何必自找麻烦、担风险，一扣不就是一两年的薪俸吗？这岂不是自己挨饿而死为别人行好吗？”
也许就因为这样，以致北京观象台无人再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也不用座钟去计算精确的时刻。皇宫内则配备得很好，仪器都是出自欧洲的能工巧匠之手。尽管康熙皇帝让人重编了数表，又把那么些好的仪器都放在观象台内；并且他也知道这些望远镜和座钟对准确观象是多么重要，但却从没有命令他的数学家利用这些东西。当然这些人大反特反新发明，并且强调自己民族崇古的意识，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甚至担心改朝换代之时，被这个君主一声令下送往炼铜炉的中国的旧仪器都要重新恢复名誉，而今日占据有用地位的新仪器则将被送往铸造厂，一化了之，不留痕迹。
要使这些科学在中国兴旺发达，一个皇帝不够，要许多皇帝持续地优待勤学苦练有所创新之士；建立稳固的基金，以奖励有功人员并提供差旅费及必要的工具；解决数学家落魄穷困之忧，使他们不致受不学无术者之责罚：因为不学无术者不知区别失误从何而来，是来自疏忽或来自无知，还是来自指定用于计算的数表和原理本身的缺陷。
有人说，而且一点也不错，皇帝们是给钦天监化了大批金钱；然而这些钱只是用于日常运作，有功之士并未得到很好的奖励。先帝康熙，他一人所作之事就已超过了他的前任：他所开的好头本应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大家觉得万事大吉，无事可作了。《天文汇编》（指《历象考成》）是由这位伟大的君主明令编纂的，在他的继承人雍正的关怀下出版了，该书已印刷并发行，这就成了永恒的法则：在未来的年代里，天体如果不与本书相符，这可不是推步者的失误，即是天体本身的错误。最后还要说的是，人们决不会因为与天象不符就去修改这本书，除非连季节都发生了阴差阳错。
使科学停滞不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里里外外没有刺激与竞争。假如中国邻邦有一个独立的王国，它研究科学，它的学者能够揭露中国人在天文学中的错误，中国人也许可以从他们的昏昏欲睡中醒来，皇帝变得关注推动这门科学的进步；我还不知道是否中国更有可能采取的办法是去控制这个王国，强之静默无言，迫之恭恭敬敬地接受中国的正朔；人们可以看见中国人不止一次为了黄历而作战。
内部也无竞争，或者这竞争小到看不到的地步；其原因就是我已说过的，研究天文绝不是走向富贵荣华之路。走向高官厚爵的康庄大道，就是读经、读史、学律、学礼，就是要学会怎样作文章，尤其是要对题发挥，咬文嚼字，措词得当，无懈可击。走这条路，一旦考中进士，安富尊荣，随之而来，为官进爵，指日可待。这些待选做官的人（官位一般总会给他们的），他们不得不回到本省，也被地方官所看重；他们的家庭就可以免掉各种麻烦，他们还可以享受许多特权。
……假设从建朝初期，规定就有天文学进士及其他几何学家，他们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之后才能进入到钦天监，而以后如果他们有科学实践的表现及功绩，他们就可以升任外省督抚或京中各部大员，那么数学及数学家就更为尊荣：我们今日就有长期的观察记录，对我们大有用处，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但是前面我说过，中国人只为自己而学；虽然他们研究天文学比所有的国家都早，但他们只是做到他们自认为需要的那一步。他们总是按照他们开始时那一套走：老是故步自封，不想腾飞，不仅是因为，就如你们所说，他们没有那种促使科学进步的远见、紧迫感，而且因为他们局限于单纯的需要；依照他们所接受关于个人幸福及国家的安定的概念，他们不认为应该着急，也不必苦心积虑地钻研纯思辨的事物，这类事物既不能使人更幸福，也不能使人更安宁。[46]
1741—1752年，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大卫·休谟发表了关于政治的两本论文集，其中一篇《谈艺术和科学的起源与发展》，系统地阐发了科学得以产生与发展的三个观点：第一，在共和国政权中受到保护能够产生，而在君主制国家中受到压制则无法产生；第二，在小国林立的竞争环境中容易发展，而在大型国家中却趋于衰落；第三，艺术和科学“可以移植于任何国家，共和国最有利于科学的成长，而文明君主国则最适于优雅艺术的成长”。[47]
首先，休谟认为科学无法在专制的君主制国家产生，而可以在自由的共和国政权中产生。在休谟看来，贪欲是一种普遍存在而无法压制的原始欲望。“贪欲或获利的欲望是一种普遍的激情，它在所有的时候，所有的地方，对于所有的人都起作用。”[48]与之不同，好奇之心却是一种更高级的欲望，需要环境的保护。“而好奇之心，或对知识的热爱其作用却甚为有限；它需要青春、闲暇、教育、天才以及先例的配合，方能影响一些人。”[49]因此，在压制自由的政权下，科学是无法产生的。“任何民族，如果不享有自由政府提供的幸福，艺术和科学最初是不可能从他们之中产生的。”[50]君主国的这种政权体制，无法为科学的产生提供条件。“因此，期望艺术和科学最初会在君主国中产生，等于期望河水倒流。”[51]正好相反，崇尚自由的共和国却能够保护人的好奇心，从而推动科学的产生。
这里说的是那时自由国家的优点。一个共和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但由于绝对正确的行动，也必然会制定法律，甚至当人类在其他学科方面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也是如此。法律提供安全，安全产生好奇之心，好奇之心求得知识。[52]
其次，休谟认为科学产生的温床是彼此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小国林立的国际环境。“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许多由商业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相邻而又独立的小国更有利于文明和学术的发展了。”[53]因为这种环境既提供了竞争的驱动，又限制了权力的发展。“在这些相邻国家之间自然发生的竞争显然是产生进步的根源。不过我主要坚持的是，这类小国的有限领土限定了其权力和权威的发展。”[54]
在休谟看来，大型政权与专制国家、小型政权与自由国家，是分别自动转化的关系。“由个别人物拥有很大势力而扩张了的大国政府，很快就会变成专制政府，但小国政府却自然转向共和制。”[55]这是因为“大国政府可以逐步习惯于专制和暴虐，因为暴政最初总是在部分地区实施，由于这些地区远离大多数人民，因而不被注意，也不会激起什么激烈的骚动”，“在一个小国政府中，任何压迫人民的行动立即为全民知晓，由此而发出的不满之声易于传播，愤怒很快高涨起来，因为这类小国的臣民不易认为自己与国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56]
休谟之所以秉持这种观点，不仅源于他认为小国能够限制国家权力，从而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保障。“分成许多小国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因为它遏制了国威和国力的增长。名望和君权一样对于人们常常具有同样的魅力，而对于自由思索和考察却具有同等的危害性。”[57]而且更是因为在他看来，小国林立的国际环境所造成的竞争压力，促使抛弃本国偏见、追求客观知识，成为人们的共同准则。
但假若许多邻邦之间经常有艺术和商业上的交往，他们相互嫉妒就会阻碍他们彼此轻易地接受对方关于艺术鉴赏和科学理论方面的规则，而是促使他们极为认真和准确地考察对方的每件艺术作品。民众的看法不易从此地传播到彼地，它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遇到不相容的偏见，立即受到阻遏。只有表现人性和符合理性的创作，至少必须是与之非常近似的创作，才能克服重重障碍，夺路前进，并使最相敌对的国家一致珍视和赞美它。[58]
休谟分析了科学产生的原理之后，还对比了欧洲、中国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与历史后果，从而验证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指出伴随欧洲从希腊共和国林立的状态进入罗马帝国，再到近代欧洲民族国家林立的状态，科学传统相应呈现了茁壮成长、受到压制、再次恢复的历史轨迹。因此，在他看来，学术盛世的中断，只要不伴随焚毁书籍，其实有利于打破对学术权威的盲从与因袭。[59]而中国的科学传统却长期受到了国家的压制，从而发展缓慢。
中国看来有很深厚的文化和科学传统，经过了这么多世纪的进程，自然可以期望它应已成熟，比现有的一切更为完美。然而中国是个大帝国，人民讲着同一的语言，受治于同一的法律，赞许同一的生活方式。像孔夫子这样的导师，其思想权威易于传遍全国。没有人敢于抗拒当时盛传的主张。后人也不敢辩驳其祖先一致接受了的观点。看来这就是科学为何在这个伟大的帝国中进展甚为缓慢的一个客观原因。[60]
1749年，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发表了《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的演讲，同样对中国重视文学而忽视科学进行了尖锐的讽刺。
在亚洲有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当高官。如果科学可以使风俗日趋纯朴，如果科学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牺牲，能鼓舞人的勇气，中国人民早就成为贤明的、自由的和不可战胜的人民了。[61]
1764年，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一书中指出，中国道德哲学比欧洲发达，而科学传统却远远落后于欧洲。
我们相当了解中国人现在还跟我们大约三百年前那时候一样，都是一些推理的外行。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也就好像我们这里十五世纪的一位熟读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但是人们可以是一位很糟糕的物理学家而同时却是一位杰出的道德学家。所以，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他们的；但是在道德、政治、经济、农业、技艺这方面，我们却应该做他们的学生了。[62]
在科学上中国人还处在我们二百年前的阶段：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很多可笑的成见；就像我们曾经长期迷信过符咒星相一样，他们也迷信这些东西。[63]
五年后，德国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是因为思辨科学，尤其数学传统的欠发达。他对比了中国与欧洲，首先指出这两种文明交相辉映。
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Tschina”（这是“中国”两字的读音）。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64]
但话锋一转，却指出中国在思辨科学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
但在思维的深邃和理论学科方面，我们则明显更胜一筹。因为除了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对精神事物的认识这些完全可以说属于我们的学科之外，我们在对由理智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观念的理解方面，即在数学上，也远远超过他们。当把中国人的天文学与我们的进行比较时，人们确实也能看到这一点。他们到现在似乎对人类理智的伟大之光和论证艺术所知甚少，仅仅只是满足于我们这里的工匠所熟悉的那种靠实际经验而获得的几何知识。[65]
欧洲、中国呈现出思辨科学、实践哲学各领风骚的历史分途。
如果说我们在手工技能上与他们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远胜于我们。[66]
中国之所以在后一领域十分发达，是由于该文明努力构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确，我们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中国人是如何完美地致力于谋求社会的和平与建立人与人相处的秩序，以便人们能够尽可能地减少给对方造成的不适。”[67]但中国之所以一直未能建立起精密的科学，也正是由于数学的缺失。
只有通过几何学（即数学）人们才能够揭示科学的秘密。尽管中国人几千年来致力于学问的研习，但他们并未建立起一种精密的科学，我认为其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他们缺少那个欧洲人的“一只眼睛”，即几何学。尽管他们认为我们是“一只眼”，但我们还有另外一只眼睛，即中国人还不够熟悉的“第一哲学”。借助它，我们能够认识非物质的事物。[68]
受到耶稣会士巴多明认为中国人懒惰，对理论漠不关心的影响，1777年，法国政治家、天文学家巴伊在《关于科学起源及亚洲人起源的通信》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天性懒惰，因循守旧，缺乏科学精神，新思想不能受到鼓励，天文学家服务于宫廷，强调天体的和谐，担心新的天文现象的发生，因此中国历史上虽然曾出现过某位天文学家，但转瞬即逝，发明也未延续下来。[69]
18世纪中期兴起的法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对于中国的农业经济十分推崇。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著有《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指出中国人重视实用科学，轻视思辨科学，导致后者进步不多。
虽然中国人很好学，且很容易在所有的学问上成功，但是他们在思辨上很少进步，因为他们重视实利，所以他们在天文、地理、自然哲学、物理学及很多实用的学科上有很好的构想，他们的研究倾向应用科学、文法、伦理、历史、法律、政治等看来有益于指导人类行为及增进社会福利的学问。[70]
1754年，马尔西主持编纂《中国、日本、印度、波斯、土耳其和俄罗斯人现代史》一书，在这本书里，马尔西指出中国天文学、医学很发达，但抽象科学却很少受到研究，甚至直到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之后才有了数学的研究。“中国人不大精通物理学；他们没有任何设想和推理的逻辑定律，至于形而上学，他们更是连名字都未曾听说过。一般来说，他们很少从事抽象科学的研究。”[71]科学发展长期停滞。“在三个世纪中，欧洲的科学便取得了中国人在4000年里也未取得的进步。”[7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专注于道德哲学。“道德哲学一直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他们将其归纳为两个基本要素：父子之间与君臣之间的义务。”[73]
1793年，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多塞出版了《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和平定居社会里，虽然天文学、医药学、最简单的解剖学，对矿物、植物和自然现象的最初研究都得到了开展，但长期的迷信和专制主义压制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促使其一直保持在萌芽状态。统治者们为了提升威信，通过漫长的星体运动观察，推动了天文学的高度发展，甚至达到了预言天象的地步，但“科学的进步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目标，是一种延续或扩张自己权力的手段而已”。[74]具体至中国，那便是科学只是处于一种卑微的地位，所发明的各项技术并无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而被其他民族超越，
那么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转到那个民族，他们似乎从不曾在科学上和技术上被别的民族所超过，但他们却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继地超赶过去。这个民族的火炮知识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被那些野蛮国家所征服；科学在无数的学校里是向所有的公民都开放的，唯有它才导向一切的尊贵，然而却由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竟致沦为一种永恒的卑微；在那里甚至于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无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75]
最终科学发展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地步。“从此以后，科学中的一切进步就都停顿了；甚至于以前各个世纪所曾经验证过的科学知识，有一部分也在后世消失了。”[76]
同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应该把中国这个大国当作我们的教训；在那里，艺术与两千年前一模一样，因为政府的形式束缚了科学的天才，给工业设置了无法跨越的障碍。”[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