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人入幕与地方文学风气

君主右文足以影响一代风气，非仅朝中满汉大臣都雅好文艺，热心著述，地方长官、封疆大吏也无不崇尚文学，延揽才学之士入幕，形成清代独特的幕府文化。我们知道，唐代幕府的僚佐出于府主自聘，申报朝廷授以职衔；宋代幕府僚属皆命于朝，“宾主邈不通情，殆与郡县官等。阃寄兵谋，无从咨访；川泳云飞，岂复有相得之乐”？[81]清代的幕僚也是自聘，但朝廷无职官除授，与府主谊属主宾，因而史学界也称“幕友”，从理论上说更受府主礼遇。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朝廷取消童试名额限制，天下诸生数量急剧增加，而乡、会试中式名额不加多，致使社会上平添许多游士，为幕府招纳博学能文之材提供了条件，而大量冗余文人也藉此得到一个谋生的出路。周星誉《王君星传》已注意到：

国家当康熙、乾隆之间，时和政美，天子右文，王公大臣相习成风，延揽儒素。当代文学之士，以诗文结主知、致身通显者，踵趾相错。下至卿相、节镇，开阁置馆，厚其廪饩，以海内之望，田野韦布，一艺足称，无不坐致赢足。

乾隆间因烽息兵弭之久，督抚藩臬均以文臣居之，多招纳文士为幕友，不付以刑名钱谷之务，而专事公文案牍，兼任西席，课授子弟，暇则相与商略学术，赏玩金石书画，诗酒唱和之余，采掇文史，编纂书籍。这样的风雅在前代幕府中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唐时代颜真卿的幕府就以雅集联唱和编纂《韵海镜源》著闻，但那只是偶尔一见的个案，像乾隆间南北各地文士如云的幕府，实乃前所未见的奇特景观。因而近人全增佑说：“于时督抚学政，颇广开幕府，礼致文人，而不尽责以公事。此等入幕之宾，初不同于刑钱幕友，此种幕府不啻为一学府，其府主往往为学术界名流前辈，故人才之造就于此为盛。”[82]当时以聚集文人学士著名的幕府，严迪昌已提到卢见曾、朱筠、朱珪、王昶、翁方纲、曾燠、毕沅、阮元等[83]，我还可以补充钱陈群、方观承、孙星衍、朱一蜚[84]、雷、谢启昆等。这些人物的公署，如翁方纲的小石帆亭，王昶的兰泉书屋、蒲褐山房，朱筠的椒花吟舫，曾燠的邗上题襟馆，阮元的定香亭、揅经室、琅環仙馆，都是著闻一时的文艺沙龙，雅集唱和，传诵于时。最为人乐道的，如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时，“凡名公巨卿、骚人词客至于其地者，公必与选佳日，命轻舟，奏丝竹，游于平山堂下，坐客既醉，擘笺分韵，啸傲风月”[85]。又承渔洋遗风，发起红桥唱和，盛传一时。嘉庆初曾燠继任该职，名士归附，再修风雅盛事，编有《邗上题襟集》。毕沅幕府也是诗酒之会，常年不绝，编有《乐游联唱集》。

当时著名的幕府，宾客少则数十人，多至上百人，人才济济之盛，可谓古来罕有。阮元巡抚浙江、总督两广，在杭州、广州创立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更是青年才俊的渊薮。据尚小明通过《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清史列传》（儒林、文苑）三书统计，从康熙中到嘉庆末，学人有游幕经历者占总数的35%—40%[86]。这个数据足以显示乾隆前后士人游幕风气之盛，其中许多寒畯之士藉由府主的赏拔而成名。如阮亨《瀛舟笔谈》记载：“两浙诗士为余兄最所赏拔者，每引居幕府，为亨等之师友，前后凡十人：青田端木先生国瑚、鄞县童先生槐、钱塘陈孝廉文述、钱塘陈明经鸿寿、嘉兴吴明经文溥、会稽顾明经延纶、平湖朱先生为弼、乌程张明经鉴、归安邵孝廉保初、石门方茂才廷瑚。余兄尝欲撰十子诗，名曰《官斋十子集》，未果成也。”[87]幕府这种大规模的文士雅集和诗咏活动，使乾隆诗坛格局较清初发生了一些变化。

嘉、道间人已注意到乾隆间幕府文学活动的影响，钱泳《履园丛话》写道：

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之与朱检讨，国初之提倡也；沈文悫之与袁太史，乾隆中叶之提倡也；曾中丞之与阮宫保，又近时之提倡也。然亦如园花之开，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两淮运使，刻《邗上题襟集》，东南之士，群然向风，唯恐不及；迨总理盐政时，又是一番境界矣。宫保为浙江学政，刻《两浙轩录》，东南之士，亦群然向风，唯恐不及；迨总制粤东时，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琼花吐艳，惟烂漫于芳春；璧月含晖，只团栾于三五，其义一也。[88]

这里本意是强调公卿主持风雅就像月圆花开自有其时，时节一过星移物换，即有另一番景象。如阮元出任浙江提学使时，留意风雅，嘱幕下文士采撷浙江人士诗咏，编纂《两浙轩录》，写作《定香亭笔谈》；而到后来任两广总督时，则创设学海堂，编刻《皇清经解》，心思专注于经学和教育了。但钱泳毕竟注意到阮元、曾燠这些封疆大吏对地方风雅的提倡之力，还是很有意义的。他还详记了曾燠在扬州盐运使任上与文人往来唱和的风雅：

南城曾宾谷中丞以名翰林出为两淮转运使者十三年。扬州当东南之冲，其时川蜀未平，羽书狎至，冠盖交驰，日不暇给，而中丞则旦接宾客，昼理简牍，夜诵文史，自若也。署中辟题襟馆，与一时贤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简斋、王梦楼、王兰泉、吴谷人、张警堂、陈东浦、谢芗泉、王葑町、钱裴山、周载轩、陈桂堂、李啬生、杨西禾、吴山尊、伊耐园，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黄贲生、王惕甫、宋芝山、吴兰雪、胡香海、胡黄海、吴退庵、吴白庵、詹石琴、储玉琴、陈理堂、郭厚庵、蒋伯生、蒋藕船、何岂匏、钱玉鱼、乐莲裳、刘霞裳诸君时相往来，较之西昆酬唱，殆有过之。[89]

阮元所招揽的端木国瑚、童槐、陈文述、陈鸿寿、吴文溥、朱为弼、张鉴等，还只限于浙籍士人；曾燠处于南北要冲扬州，接引、延聘的都更是一时名公，即以钱泳开列的名单而言也足够分量。对这些士人来说，像曾燠幕府这样著名的沙龙，正是他们交结名流、激扬声誉、博取进身机会的一个有辐射力的名利场。

有关清代幕府、士子游幕与乾、嘉文坛的关系，从郑天挺《清代的幕府》《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二文到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已有很好的论述。近年学界对乾、嘉间士人游幕带来的幕府唱和之盛、幕僚由文学向考据的兴趣转向、游幕士人的心态等问题也有了更深入的分析[90]，让我们觉得对文人游幕这一由来已久的现象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识。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幕府广揽人才并不单纯是为了标榜风雅，其中还潜藏着实际的文坛势力的培植与竞争。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论王昶云：

藩从先生游垂三十年，论学谈艺，多蒙鉴许。后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诗鸣江浙间，从游者若鹜若蚁，乃痛诋简斋，隐然树敌，比之轻清魔。提唱风雅，以三唐为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负贩之人，能用韵不失粘者，皆在门下。嘉庆四年，藩从京师南还，至武林，谒先生于万松书院，从容言曰：“明时湛甘泉，富商大贾多从之讲学，识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诗争立门户，而门下士皆不通经史，粗知文义者，一经盼饰，自命通儒，何补于人心学术哉？且昔年先生谓笥河师太丘道广，藩谓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时，依草附木之辈，闻予言，大怒，造谤语构怨，几削著录之籍。然而藩终不忍背师立异也。[91]

王昶既曾佐云贵总督幕多年，也曾任两淮盐运，江西、陕西按察，云南、江西布政使，他编纂的《金石萃编》《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文传》《湖海诗传》等书，都是卷帙繁多的大型总集，没有幕僚们的襄助，是很难以个人之力编成的。江藩所载王昶招揽生徒、树帜门墙之事，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幕府以各种方式延揽贤士，争夺人才，却是不争的事实。府主的文化工程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幕宾的协力，像毕沅《史籍考》《续资治通鉴》《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都是幕下章学诚、邵晋涵、孙星衍、张埙、严长明、钱坫等文士襄助完成；谢启昆所纂《西魏书》《小学考》《广西通志》，续纂《史籍考》，也主要借助于陈鳣、钱大昭、胡虔之力。曾燠因笃嗜骈体文，还嘱幕僚编纂了一部《国朝骈体正宗》。阮元所主持编纂的《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畴人传》诸大书，更都是依靠他那个多至120人的幕僚团队[92]。“皆自起凡例，择友人、弟子分任之”[93]。在幕府纂修的书籍中，最具标志意义的乃是各省通志，此举不仅促进了各地的方志编纂，也直接激发了地方诗歌总集编刊和地域诗学的勃兴。

作为太平盛世的当然景观，地方的文酒诗会也不亚于幕府文学的盛况。京师作为首善之区，历来文会最盛。乾隆十七年（1752）值皇太后六十大寿，以二月举乡试，王昶偕褚寅亮正月之金陵，宝山朱桓大会名士240余人于秦淮，为江南友声二集[94]，重现明末十郡大社的盛况。而台阁官僚的生活，一直都持续着风雅化的趋向。乾隆间的实证学风更刺激了考订金石、书画的风气，日常雅集题咏常以鉴定、赏玩金石书画为题材。乾隆四十四年（1779）冬，翁方纲嘱罗聘写《东坡戴毡笠折梅花像》供奉于苏斋，十一月十九日因罗聘次日出都，遂约程晋芳、张埙、吴锡麒、桂馥、黄景仁、洪亮吉等人聚于苏斋，为东坡预祝生日，兼为罗聘饯行，从此遂为故事，每年十二月十九日于苏斋聚会为东坡祝生日。法式善仿效之，则于六月九日为李东阳祝生日，都成为传诵一时的韵事。王昶《官阁消寒集序》载：“乾隆丁酉冬，予为通政司副使，职事清简，暇辄与钱阁学箨石，朱竹君、翁覃溪、陆耳山三学士，曹中允习庵，程编修鱼门，举消寒文酒之会。会自七八人至二十余人，诗自古今体至联句、诗余，岁率二三举，都下指为盛事。”[95]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冬，“是时翁振三宫詹、曹来殷学士、陆健男大理皆奉使督学，都门无复有诗酒之会矣”。[96]

这是京师的情形，地方上的游宴诗咏很少会因某些人物的仕途升迁而消歇冷落。事实上到明清两代，乡绅阶层很大程度上已充当了地方文化事业的主持者或赞助者。而文化沙龙由达官贵人的府邸下移到各地富商的宅第，似乎也是乾隆年间出现的一个醒目现象。康熙间最有影响的沙龙都在京师，到乾隆时代各地出现许多文士的沙龙，最著名的如扬州马氏兄弟小玲珑山馆，天津查为仁水西庄，杭州赵公千小山堂和吴焯瓶花斋，苏州王庭魁小停云馆，等等。当时富商本身就是文人或富商而附庸风雅的人很多，诚如袁枚所说，“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97]。其中，最号富庶繁华的扬州，风气也最盛，据李兆洛说：

邗上当雍正、乾隆间，业鹾策者大抵操奇赢，拥厚赀，矜饰风雅以市重。一时操竽挟瑟名一艺者，寄食门下，无不乘车揭剑，各得其意以去。至嘉庆时而鹾贾亟亟自顾不暇，无复能留意翰墨。[98]

扬州最著名的小玲珑山馆主人马曰琯、曰璐兄弟，富甲一方，雅好文艺，收得徐乾学传是楼、朱彝尊曝书亭两家藏书[99]，礼致四方文人，长年寄居其第，从事经史考订、诗文著述。而此刻，文士阶层也因社会地位的沦落而不得不陷入各种依附关系中。

清初士大夫阶层因对新朝抱有敌意，以“三大布衣”为代表的众多高才博学之士都隐居不出，从而使在野士人因道德上的优越感而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到清代中叶，士大夫阶层已形成对新王朝的政治认同，文人的政治出路要么是由科举进身成为官僚，要么出入幕府成为达官的幕宾，逐渐丧失在野的优势。即使像蒋士铨这样官居清要的著名文士，仍不得不依附于尹继善、裘曰修，至于像袁枚这样依附权贵重臣以文治生更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再等而下之，就只能像厉鹗、全祖望那样做富商的清客，利用其丰富的藏书来撰述自己的著作了。厉鹗的《宋诗纪事》一百卷正是居停马氏小玲珑山馆多年，利用马氏丰富的藏书编纂成书的。也只有凭借马氏收藏之富，他才能编纂出这样的著作。后来赵之谦曾深有感慨地说：“乾嘉间学人有啖饭处，道光以后，无乞食处矣。”[100]无论在西洋还是东方艺术史上，寄食制都是对艺术发展有促进作用，保证艺术走向精致和成熟境地的重要机制。乾隆间文士寄居于富商家的情形类似于寄食制，它不仅是当时诗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也直接催生了诗歌批评的写作。因为文酒诗会历来是诗歌批评的温床，我们看到一些诗话的写作直接与此有关。比如查为仁《莲坡诗话》，沈楙德跋云：

夫人幸生隆盛之朝，得与当代名流，联吟结社；因而摘其篇章，详其姓氏，汇为一编，俾后之览者，如亲见吾謦欬于先生长者之前，而吾之篇章姓氏，亦藉此以传，岂非人生一大快事哉！[101]

当时有些诗话主要内容就是这类社集风雅的记录。如薛雪《一瓢诗话》自序即言“将数月以来与诸同学与诸弟子，或述前人，或摅己意，拟议诗古文辞之语，或庄或谐，录其尤者为一集”。诗歌批评异常活跃的现实及写作风气，造成了乾隆时期诗话编撰、出版的旺盛势头，一大批以记载诗坛佚事为主旨、顺便讲论诗歌技艺的诗话络绎问世，其代表之作就是查为仁《莲坡诗话》、袁枚《随园诗话》、李调元《雨村诗话》、法式善《梧门诗话》等以性灵派诗话为主的作品，其内容以评骘当代诗歌为主，与沈德潜、纪昀、洪亮吉等人代表的学理性的诗歌批评和翁方纲、赵翼所代表的学术性的诗歌研究相对立，形成一股新的潮流，它也开了嘉道以后诗话写作多纪事少品评、以记录性代替艺术性的风气，并愈益占据诗话写作的主流地位。嘉道以后诗话之多而滥，很大程度上与乾隆时期诗话写作的散漫、轻率作风有关。章学诚对袁枚诗话的深恶痛绝，也应该溯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