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经》农事诗的几个问题

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农事诗是《诗经》中的重要一类，是指那些描述农事以及与农事有关的政治、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诗歌。农事诗以其特有的内容有别于《诗经》中的其他诗歌，如爱情诗、战争诗、怨刺诗、宴饮诗、祭祀诗等，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历来受到重视，并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般认为《诗经》农事诗大体包括以下十篇作品：《周颂》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和《豳风》中的《七月》。封建时代的农事诗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事诗与王业的关系、农事诗的题旨、农事诗与祀典及其主祭者和作者等问题上；“五四”以后直至80年代中期，除了针对历史上农事诗研究的封建主义思想倾向展开批判之外，还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对农事诗的题旨、思想特征和社会价值以及写作年代展开研究，并在一些问题上取得重要成果[3]。近些年来，农事诗研究的进展比较缓慢，没有什么突破，很多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上，特别是在对于农事诗的思想倾向、内容和艺术特点的认识上，更存在明显的偏颇。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推动农事诗研究的进展，本文试图从一个比较开放的视角和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并在与多种意识形态的交叉联系中对一些问题展开论述。

为了论述的方便，根据各篇农事诗的不同思想内容和特点，把十篇农事诗分为两部分：《豳风·七月》为一部分，其他九篇为一部分。之所以把《七月》与其他九篇作品分开，是因为这篇号称“天下之至文”（姚际恒《诗经通论·豳风·七月》）的作品主要是详明叙述一年四季的农事和农夫的生活，而基本上不涉及宗教观念和宗教生活，这与用于宗教祀典祈求神灵保佑的其他九篇诗歌，无论是在思想倾向、内容特点上，还是在艺术表现、语言风格上都大异其趣。传统的观点无视这种重要区别，单纯根据其涉及农事，便将它们等而视之，不利于研究的深化。为此，在“农事”的共同前提下，本文将它们“分而论之”，限于篇幅，本文暂不涉及《七月》，而专论其他九篇诗歌。

一 农事诗与周人的祖先崇拜

无论是《小雅》中的《楚茨》《节南山》《信南山》《甫田》和《大田》，还是《周颂》中的《臣工》《噫嘻》《载芟》和《良耜》，它们叙写农事都要述及与农事有关的祭祀，因此要正确认识农事诗，就必须首先了解农事与宗教的关系。

我们知道，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十分落后，人们的认识能力受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也非常低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宗教观念必然成为原始文化的强大主导力量，人们的精神完全被神主宰着。宗教虽然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但终究也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对它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两次社会生产大分工：第一次大分工是畜牧从狩猎中产生并分离出来；第二次大分工是农业从原始采集业中产生并分离出来。这两次社会大分工的完成，形成了人类至今仍赖以生存的畜牧业和农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中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及其结果即农业的出现，其意义更是重大，当这种社会基础性的变革影响到精神文化时，宗教自然首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

农业的兴起使人类陷于深刻的矛盾中：一方面为了提高农牧业的产量，人们的主观意志空前地增强，并使自己越来越注意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使得作为大自然产物的人类开始成为自然界的异己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农业收成难以预料，自己的命运难以把握，因而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到自己在自然伟力面前的渺小和无力，所以祈盼神灵保佑和赐予的心理更加迫切，从而在精神上更加深了对于神灵的依赖。人们主观意志的增强与对于神灵依赖的加深，这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消长，从农业产生的那一天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左右着人类，并对包括我们所论述的农事诗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深深地打上了它的各种形式的烙印。

与采集和畜牧不同，农业生产是一种带有十分强烈预期特征的系列环节的生产，作物的发芽、成长、壮大、开花和成熟、结果，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跟随着相应的劳作：翻土、播种、耕耘、锄草、灭虫、收割、收藏，等等。缺少哪个环节，或是哪个环节没有做好，都要影响最后的收成。因此，人们无论对于哪个环节都总是投入全力，并抱以最大的希望，相应地对于神的祈盼也就更加强烈和殷切，而决定农事丰歉的有很多无法预料的因素，特别是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更使人充满恐惧。在生活上靠天吃饭，在精神上就一定要靠神支撑。所以祭祀求神也就贯穿于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耕种之事非利用厚生的技艺所能焉，必兼营事神求福的宗教焉；从破土起，到收藏止，步步离不开宗教的仪节。”[4]不过，与后代那些远离生产实践，只是作为寻求精神避风港的纯宗教活动有所不同，农事诗所写的事神祭祀由于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而在客观上增强了人们战胜困难、夺取丰收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宗教祭祀活动已经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

周代的农业已不是原始农业，宗教也不是原始宗教，但由于当时与原始社会末期相去不远，宗教民俗文化的传承性，使原始社会的某些风习在后代的作品中往往还留有其踪影。《诗经》农事诗都不约而同地写到宗教祭祀并以此形成其重要特点，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而绝非偶然。农事的各个环节离不开祭祀和各种各样的宗教仪节，可以说是世界各民族上古时期农业的普遍特点，但是，祭祀什么神，有什么样的宗教仪节却因民族而异，因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异。统观《诗经》农事诗，可以知道周人结合农事和有关的宗教仪节所涉及的神灵主要有：

1.上帝、天：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臣工》）

曾孙寿考，受天之祜。（《信南山》）

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大田》）

2.社神和四方之神：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甫田》）

3.田祖：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甫田》）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大田》）

4.祖先神：

先祖是皇，神保是飨。（《楚茨》）

是剥是菹，献之皇祖……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信南山》）

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丰年》）

为酒为醴，烝畀祖妣。（《载芟》）

可以看出，周人结合农事所祀神除上帝和天之外，还有以下神祇：

社神：社神即后土之神，也就是土地之神。祭祀土地之神是土地崇拜的表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周易·坤》）。大地无边无际，万物赖以化生，初民感到奇异和神秘，崇拜之情油然而生。种植出现以后，土地成为必要的生产资料，人们的生活更加依赖于它，从而也就更加崇拜它。周人依靠农业发展壮大，对土地的崇拜更为突出，祭祀社神，祈求社神的保佑当然也就更加殷切。

四方：四方即四方之神，东西南北都有神灵，各司一方，他们都是土神在四方的代表，虔诚祭祀他们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透过周人远祭四方之神可以想象周人土地的辽阔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广阔的空间意识。

田祖和祖先神：据《山海经·海内经》：“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田祖是周民族始祖神后稷之孙，牛耕的发明者。又据《山海经·大荒西经》：“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他又是后稷弟弟的儿子，也是一位农神。两种说法不同，但都可以说明，田祖像后稷一样也是一位主司农事的祖先神。

这样看来，周人在农事中所祀神灵除名义上的上帝以外，实际上只有两大类：一类是土神，另一类是祖先神。如前所说，祭祀土神是土地崇拜的表现。那么，农事活动中为什么要祭祀祖先神呢？原来中国古代盛行祖先崇拜，这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受血缘关系支配的宗教意识和有关活动。氏族的祖先往往都是氏族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有大功于氏族，因而受到后人的崇拜，并被神化而逐渐成为神。祖先崇拜在商、周两代获得了高度发展，在周人心目中，祖先神的神格很高，甚至非常接近上帝，“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文王》），可以享受上帝的“待遇”：周人祭祀上帝往往以祖先神相配祭：“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尔极。”周人希望从祖先神那里能够得到从上帝那里所能得到的一切。

从周人与农业的关系看：与其他民族的祖先相比，周人的祖先与农业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于农业发展的贡献更为巨大，其中多人因此而成为农神或复兴农业的功臣。例如，生而灵异的后稷是农业的发明者，在他的教导下，周人学会了种植，从此农业发展起来，后稷因而被奉为神。如前所说，田祖是周民族的祖先，同时也是一位对农业发展卓有贡献的农神。除此以外，周人祖先中的古公亶父、公刘、文王等也都对农业的发展、开创周人的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要想农业顺利获得丰收，当然要祈求主司之神即农神的保佑和赐福，而这些农神不是外族的神，恰恰是自己的祖先神。正是祖先神与农神叠合的宗教文化传统，使周人的后代子孙对祖先神有着更强烈的祈盼和更加殷勤的祭祀。

二 从比较的角度看农事诗的性质

考察了农事所祀诸神和周人的宗教观念及其历史文化根源，现在来看农事诗的性质特征。为了正确把握这个问题，可以把它和先秦时代与祭祀有关的诗歌做一个简单的比较。除农事诗之外，先秦时期写祭祀的诗歌主要还有两类：一是《诗经》中的祭祀诗，二是《楚辞》中的《九歌》。这两类诗歌的性质和面貌完全不同，可以说代表了祭祀诗的不同特点[5]。把农事诗与这两类诗歌分别进行比较，可谓“左右逢源”，双重参照。

首先，三者的祭祀对象明显不同：《九歌》所写的祭祀是民间的祭祀，也不是专祭某一神，而是天神、地祇和人鬼皆有，如上帝、太阳神、云神、司命之神、湘水之神、河神、山鬼和国殇等。《诗经》祭祀诗，除少数几篇是祭祀上帝、山川和后稷之外，大多数诗篇都是祭祀文王、武王和成王的。祭祀这几位先王，主要是用以宣扬尊天敬祖，神化自己的统治，具有明显的“功利性”[6]特征，与祭祀民族始祖后稷和田祖不可同日而语。对照《诗经》祭祀诗和《楚辞》中的《九歌》，便可清楚看出这些农事诗的特征：它的祭祀对象除上帝以外主要是社神和农神兼祖先神，既没有《九歌》诸神的多种多样，又与《诗经》祭祀诗主要祭祀文王、武王和成王等晚近祖先明显不同。农事诗所祭诸神，无论是社神还是农神，都与农事直接有关，而其他诸多神灵一概不在祭祀之列。由此可以看出，农事诗有其专有的祭祀对象，体现着其明确的目的性。

其次，诗中神的形象各不相同，诗歌思想性质和内容也不相同。众所周知，《九歌》诸神的形象写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不但有外在行为，而且有丰富的内心活动，富于鲜明的个性特征；农事诗所祀诸神则明显不具备这种神话式的神灵形象特征。其实，无论是后稷、田祖还是司土地之神都有超凡本领和神异威力，关于他们有很多神奇的故事，然而诗中对这些根本不做任何描写，因而其面貌和性格也就不可能给人留下具体的印象。而祭祀诗所祭神灵的形象更为虚无缥缈，王夫之称之为“无形之象”[7]。祭祀诗这样描写神灵当然有其目的：不描写外在形象特征，没有外在形象的隔膜，心灵才能与意念中的神相合，从而达到心与神相通的境界。至于农事诗不去描写神的具体形象和神奇故事，主要是为了突出描写农事进程、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以及对于农事的态度和功利诉求，等等。总而言之，尽管三者都写祭祀或用于祭祀，但它们的性质与特征各不相同：如果说《九歌》富于想象的神话特征，祭祀诗富于神秘的宗教特征，那么，农事诗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则可说是富于人间情趣的世俗特征。

再从祭祀者心境和人神关系看：《九歌》所写的祭祀，“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人与神相互杂糅，相互狎戏，充满了欢乐同庆的气氛，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对立和距离。《诗经》祭祀诗则不同，其神灵高高在上，充满居高临下的威严和神秘，而祭祀者作为渺小的生灵只能诚惶诚恐地匍匐于神灵脚下，对神敬而远之，畏而求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诗经·周颂·我将》），正是这种人神关系的写照。农事诗中祭祀者的心境和人神关系既不同于《九歌》，也不同于《诗经》祭祀诗，而另有一番情景：人神之间虽不像《九歌》那样亲密无间，但也不像《诗经》祭祀诗那样截然对立。其诸神虽缺乏《九歌》诸神的平易近人，但也不失其某些人情味，例如：

神嗜饮食，卜尔百福……

神具醉止，皇尸载起，

鼓钟送尸，神保聿归。（《楚茨》）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甫田》）

神不但有嗜欲和酒食之好，而且还醉醺醺的；田祖为了保障农事顺利和丰收，在农夫的一片欢欣鼓舞中来到人间，其仪态行止颇有亲切意味，绝不像祭祀诗诸神那样的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所以，就整个诗篇的基调来看，如果说祭祀诗充满了神秘，那么农事诗则洋溢着欢乐；如果说祭祀诗弥漫着肃穆，那么农事诗则显露出活泼；如果说祭祀诗令人生畏，那么农事诗则祥和可亲。有的学者说这几篇诗歌“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朱熹《辩说》），确是中肯之论。

综上所述，农事诗既不像《九歌》那样通过具体描写神的形象而向神话倾斜，也不像《诗经》祭祀诗那样通过宣扬神的威力向宗教靠拢，而是将它的着眼点放在人间和现世以及建立在农事顺利基础上的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所以，尽管农事诗也有不少篇幅写到神和宗教，但其性质却是世俗的和人间的，而与祭祀诗根本不同。

三 农事诗的内容及其特点

如前所说，周民族依靠农业而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周民族对农业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农业方面有诸多发明。不仅如此，在周民族发展过程中多次遇到挫折也都是依靠农业而使国家重新得以振兴。正是基于这样的经历，周民族对于作为立国之本和民族生存生命线的农业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从这样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周人的农事诗，也许能够更清楚地理解这些作品的特点。

大体说来，《诗经》农事诗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写农事而突出了祭祀的殷勤和虔诚。

前面说过，农事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宗教祭祀和节仪，在周人看来这是决定能否取得丰收的关键，因此，他们对于神灵充满了敬畏，并无限虔诚地祭祀，例如：

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

或剥或亨，或肆或将。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

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

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

君妇莫莫，为豆孔庶。（《楚茨》）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

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信南山》）

从描述祭祀用心的殷勤、祭品制作的精细、数量的丰盛、品质的洁美、陈列的整齐、仪节的周到等一系列“细节”，无不说明周人祭祀态度的虔诚和祈盼的殷切。对神如此至精至诚，目的就是要求得神的保佑，使农事顺利、作物丰收，从而得到更多的福禄寿考。祭祀的这种功利目的在诗中被反复强调，例如，《楚茨》中几乎每章的最后都有“报以介福，万寿无疆”之类的祈祷，这些诗句因而也成为诗中最为响亮的“口号”。除此之外，其他几篇农事诗也都有类似的描写，这充分说明周人祭祀神灵的强烈的功利目的。

第二，详尽而具体地叙述了从春种到秋收每一个农事环节，再现了农事的完整过程，叙述中流露出发现的喜悦和民族自豪感。

前面说过，农事与采集和渔猎不同，不可能一次完成，而必须经历由春到秋的漫长时间和多种不同农事环节的相互配合，才能最终收获、入仓，达到农业生产的目的。这些具体的农事环节在诗中有十分具体的表现，例如，《大田》和《载芟》都详细而具体地记叙了从准备工具开始，经松土、耕耘、播种、萌芽、生长、锄草、灭虫、结实，直到丰收、收藏等农事的各个环节，如此把农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与相应的农事劳作结合起来，并严格按其实际顺序有条不紊地加以叙述，从而完整有序地再现了农事的全部过程。除这两首诗之外，在《信南山》《甫田》和《良耜》诸诗中对农事过程也有详略不等的记叙。这些如同流水账般的普通常识，对于后人来说既没有隽永的诗味，也没有深刻的内涵，但在诗人写来却是那样的津津有味、兴趣盎然，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在农业生产刚刚获得全面发展的周初时代，那些平平常常的农事环节对于周人来说是全新的事物，其中凝聚着他们先人的心血和智慧，因而他们才会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农事环节完整有序地记录下来。这说明，如此历数全部过程的各个环节，绝不是古人啰嗦和乏味，实在是发现兴趣的使然和喜悦心情的自然流露，更是对于民族历代祖先取得光辉成就的骄傲和自豪。

此外，这种感情还通过对于农业丰收景象的描写直接表现出来，《甫田》：“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仅仅几个简单但却形象生动的比喻便使周人的内心情怀跃然纸上。

第三，写农事的同时，还重点写了人事，突出了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表现出人际关系的和谐。例如写宾主关系，突出了彼此“相敬如宾”。

君妇莫莫，为豆孔庶。

为宾为客，献酬交错。

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楚茨》）

写同族关系，突出了亲密无间：

诸父兄弟，备言燕私。

乐具入奏，以绥后禄。

尔殽既将，莫怨具庆。

既醉既饱，小大稽首。（同上）

写上下关系，突出了融洽有礼：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

馌彼南亩，田峻至喜。

攘其左右，赏其旨否。

禾易长亩，终善且有。

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黍稷稻粱，农夫之庆。（《甫田》）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

有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载芟》）

可以看出，农事祭祀请来嘉宾，宾主之间觥筹交错，一片欢声笑语而不失礼仪，充分表现出宾主之间真诚敬重的相互关系；家族燕私之间，无论长幼老少更是沉浸在欢乐之中，表现出同族之间亲切温馨的脉脉之情；上下之间无论是作为主人的曾孙和侯主、侯伯、侯亚、侯旅，还是作为管理田间的小吏乃至成群劳作的农夫，都相处以礼，齐心合力致力于农事，并一同为丰收欢庆。在西周初期的社会中，这三种关系即宾主关系、亲族关系和上下关系，基本上代表了主要的人际关系，可见农事诗写农事而特别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美满。

西周初期的农业社会属于生产力上升的历史时期，其生产关系还能唤起人们劳动的积极性，所以在农事诗中尚能看到人们对于农事倾注的巨大热情。同时，上层社会如诗中的曾孙、侯主、侯伯乃至田畯，对于农夫的压迫和剥削也不像后来那样严苛和残酷，这说明当时的阶级矛盾还未尖锐化而处于一种比较缓和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人性的淳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才有可能存在。这说明，农事诗写农事而着重表现人际关系的和谐美好状态，尽管其中不无夸张的成分，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真实面貌。

第四，热情讴歌了开发自然的进取精神。

随着第二次社会生产大分工的完成和农业的出现，人们为了开发自然，提高农业产量，主观能动性空前地增强，农事诗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表现了这一点。《周颂·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周代实行奴隶制土地所有制，土地为国家所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生产时周天子往往亲躬督率，劳动者集体共同耕耘，由此而决定了西周初期特有的开发自然的景象：为了获得作物的丰收，千百人浩浩荡荡来到辽阔的田野，一起“播厥百谷”，齐心合力经营农事。诗歌通过寥寥几句简单的描写不但再现了雄伟壮观的劳动场面，而且巧妙而生动地表现了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巨大潜力得以发挥的农业生产的特点及其所焕发出的开发自然的进取精神。

原刊于《中州学刊》1998年第3期，本文系作者与韩国圆光大学李宇正教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