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编选自己的学术论著，往往也是学者对于自己学术历程的系统回顾。

说到学术历程，我常常会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

从初中开始，我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和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历史、宗教、哲学和文学艺术便怀有浓厚兴趣。少年气盛，一心想考入理想的大学，将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1957—1959年读高中时正值极“左”思潮泛滥，我的爱好和志趣与当时“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形势格格不入而受到批判，愿望不得已而落空。后来，在中学工作期间，教育、教学任务虽然繁重，但并没有放弃学术追求。十分幸运，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机遇：1980年国家招考研究人员，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得以顺利调入天津社会科学院，从此开始了研究生涯。

这一年我四十二岁，已经迈入了中年。机会来之不易，岁月匆匆苦短，紧迫感油然而生。从1978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到今年，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除写了几本书之外，还发表了160余篇学术论文。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978年至2005年主要研究先秦文学与文化，2005年至今主要研究八代三朝文学与文化。尽管在这两个方面都还是比较努力的，然而最终成绩不过尔尔。“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我的“半路出家”的经历恰好印证了《学记》中的这句古训。

回想起来，中学时代凭兴趣和爱好的阅读虽然不成系统，又很肤浅，但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并对后来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就在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成败得失还没有完全理清之际，一个更为重要和迫切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近一二十年来，文学理论界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并不断有论著面世，然而，就在同一时期，经典作品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那里却越来越不受待见，甚至于“死活读不下去”。事情的发展似乎真的印证了一位西方学者的论断：“现在对文学经典日益增长的兴趣是建立在人们对其作用和价值怀疑的基础上的。”[1]在西方，随着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兴起，电影、电视、动漫和摇滚乐以及网络游戏、手机碎片化阅读早已取代了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如今每年进入耶鲁的学生中仅有少数人具有真正的读书激情”[2]，而文学经典“如今在普通读者的记忆中已经荡然无存了”[3]。以上两句话分别出自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和莱斯利·菲德勒，此二人关于文学经典的观点尖锐对立，但他们对于文学经典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和动摇的认识却完全一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情况在西方有多么普遍和严重！如今，这种不重视和轻慢文学经典、怀疑甚至否定文学经典的情况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

在西方，随着文学经典地位的降低，文学研究也受到后现代主义的猛烈冲击，被视为雕虫小技而边缘化。不止如此，除文学经典之外，其他经典如史学经典、哲学经典和宗教学经典等也都遭遇同样的命运。就这样，颠覆经典的“解构”行动已经成为一种波及广泛的浪潮。与此同时，自16世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即占有崇高地位的人文科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削弱，显露出式微势头，特别是从20世纪中期以来的六、七十年间，人文科学的地位在急剧下降，而自然科学的地位则迅速上升，甚至取代了人文精神而成为人们思想观念的领航者，并最终导致价值系统的严重危机。这一系列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人的精神空虚，物欲膨胀、享乐至上、消极颓废和心理失调：焦虑、惶恐、缺乏归属感。

以上所说西方社会由于人文精神缺失而导致的精神危机，我国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有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的这段历史是我们最好的前车之鉴。

那么，文学经典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有的话，其价值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阅读和研究文学经典？——现实向广大文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等待我们去回答。

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虽然不能说与我国文学理论界对经典问题的讨论毫无关系，但主要原因却不在这里，而是出于一种“内在的要求”。

在编辑这本论文集的时候，我越发感到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价值正是源自这些文学经典的价值，所以当文学经典“贬值”，其价值受到质疑的时候，自然也就牵动了我的心：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承传的角度看，否定文学经典的价值无异于斫伤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根；从个人的角度看，否定文学经典的价值也就否定了我的研究工作的意义并最终导致人生价值的虚无。所以，无论从民族整体的角度看还是从个人的角度看，这都是一个有必要严肃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说来很惭愧，做了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整日忙忙碌碌，对于这个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竟没有认真深刻地思考过。所以，当这个问题提到面前时，一时间竟颇感茫然。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反省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生命；同样，没有经过反省的学术研究则是盲目的学术研究。既然如此，在编辑这本论文集，回顾学术历程的时候，实在有必要补上这一课。

就这样，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研究工作，经过认真思考，对于这个问题总算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随后根据这些认识写成并发表了《文学经典的价值及其研究意义》一文。我想，用这篇文章作为本书的前言，还是比较合适的。

事实说明，经典的“贬值”绝非孤立现象，而与整个社会的风气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价值取向、道德水准以及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因此，要改变人文精神失落和经典“贬值”的状况，绝不是文学自身之事，而是一项与改造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提振精神，重建道德和端正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工程，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有关部门的协同努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项工程已经成为关系到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当务之急。

在这项庞大的综合性工程中，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当仁不让地应当成为一个主要角色，其神圣的职责就是坚守人文精神家园，对文学经典做创造性阐释。

由于文学经典的人文精神内涵和人性光辉，使它包容着属于未来的积极思想成分，具有不可穷尽的可阐释性，所以，对于文学经典，不但要阐释其传统文化精神内涵，而且要把握它超越时空而生成的新的意义。这说明，对文学经典做创造性的阐释，就可以为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创新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这不仅有助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续承传和发展，而且有利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创新。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对于文学经典的独特理解和阐释，由此所形成的文学经典的五彩缤纷的阐释史，乃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作为文学研究工作者，能为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培植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常青树尽绵薄之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学经典是指高尚心灵表达了人类共同崇高感情和时代最高真理并经过历史检验的具有“美学尊严”的作品 [4]，绝不包括那些出于利益驱动人为制造的红极一时的假货，而这种假货，古今都并非鲜见。

所以我坚信，文学经典遭遇冷落和慢待，有关的研究陷入低迷，只是历史的特殊瞬间，而不可能成为常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古代文学研究的队伍和规模也许会进一步“减肥”，在学术王国中的“权重”也许会进一步下降，但这些变化都是时代前进过程中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通过调整，与以前的广种薄收的粗放式研究相比，今后的研究可能趋于“少而精”，而绝不会衰微和凋谢。因为人类在走向更高形态文明的过程中，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支撑，而且文明的程度越高，这种支撑越显得重要。这直接决定了文学经典必然青春常在，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创造性阐释也因此而获得永恒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文学经典和有关阐释的前途、命运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并以这样的心态期待我这本书和学术同人论著的面世。

2015年11月25日于天津

[1] [荷]杜卫·佛克马：《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其它更平等》，李会芳译，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2]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哀伤的结语》，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页。

[3] [美]莱斯利·菲德勒：《文学是什么？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陆扬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4] “美学尊严”的概念出自[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