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巴蜀文学特征[1]

摘要：古代巴蜀文学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鲜明的个性。本文简要介绍巴蜀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重点分析古代巴蜀文学的主要特征，包括发展具有明显阶段性，多一流作家且代表一种文体最高成就，富有革新精神和多异端色彩，多浪漫气质和风格偏向崇高审美，强调文艺功能和重视情感抒发，创作文体集中在诗文词赋而少戏剧小说，多女作家。巴蜀古代文学上述特征与巴蜀文化具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古代巴蜀文学；历史；特征

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源自先秦不同的是，古代巴蜀文学文人创作主要是从汉朝开始的。晋代著名文学家左思在其《蜀都赋》中饱含激情和歆羡地写道：“近则江汉炳灵，世载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海而为俊，当中叶而擅名。是故游谈者以为誉，造作者以为程也。”[2]

左思所提到的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扬雄以及未提到的李尤，他们是古代巴蜀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他们的创作是古代巴蜀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其成就体现在汉赋上。

魏晋时期，干戈四起，蜀中也多纷扰。此期内，巴蜀文学寂无声息。

及至唐朝，蜀中迎来了又一个文学高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3]，陈子昂自蜀中入长安，高举革新大旗，力倡汉魏风骨，并以其突出的创作实绩，力扫齐梁诗风，奠定盛唐之音。代表唐诗两座高峰的李白、杜甫，前者虽不生于蜀，但长于蜀，至二十五岁始离川；后者旅居巴蜀达九年，其绝大部分诗歌创作于巴蜀。其他如李颀、薛涛、苏涣、雍陶、符载、朱湾、唐求等，都以诗擅名。

五代时期，四川先后为地方政权割据，但文学创作不衰，特别是后蜀时期，西蜀成为词创作的中心。《花间集》一书收录的词作家大部分在前后蜀任职，有的就是蜀中人，如欧阳炯、孙光宪、尹鹗、毛熙震、李珣。

宋代是中国封建时期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也是巴蜀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宋代蜀学独标于世，著作家蔚然蜂起。苏舜钦、苏洵、苏轼、苏辙、田锡、范镇、吕陶、张俞、文同、韩驹、唐庚、张孝祥、魏了翁等，都是当时名流。据《四川通志·经籍志》，宋蜀人有别集者达156家。

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巴蜀文教衰微，唯虞集最擅名。此外，绵州的邓文原、华阳的费著、成都的宇文公谅也是当时的著名学者。

明清两代，蜀中文人众多。据《四川通志·经籍志》载，明蜀人有别集者232家，清蜀人有别集者236家。最著名者有明代的杨慎，清代的李调元、张问陶、彭端淑。

那么，作为区域性文学，古代巴蜀文学有哪些特征呢？它与古代巴蜀文化的关系如何呢？下面试作分析。

一 古代巴蜀文学的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

具体说，就是古代巴蜀文学的发展有三盛二衰。汉、唐、宋是古代巴蜀文学发展的繁盛期。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在汉赋、唐诗、宋词当中，古代巴蜀作家可谓独领风骚。二衰指魏晋、元朝。此时的中国古代文学，于魏晋有南北之分，南朝诗歌创作兴盛，而蜀中却无一知名作家；于元朝，北方戏剧大盛，蜀中却罕有其人。出现这种鲜明发展阶段的原因是汉、唐、宋三朝既是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古代巴蜀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汉朝是凭借成都平原这一天府的优越环境和发达的经济而建立起来的。诸葛亮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4]汉时巴蜀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加强同蜀中及西南夷的联系，这对巴蜀的发展有极大影响。汉之前，巴蜀一直被看作“西僻之国”，文化也欠发达。景帝时，文翁治蜀，大力兴学，巴蜀很快成为可以媲美齐鲁的地区。唐时有“扬一益二”之说，巴蜀再次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加之唐政治开明、文教昌盛，所以巴蜀地区人才辈出，享誉全国。两宋之时，巴蜀成为中央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主要支柱地区，宋代的重文轻武国策以及唐末五代大批文人入蜀，使四川成为仅次于江西的人才渊薮。

二 古代巴蜀多一流作家，他们往往代表着当代文学乃至整个文学门类的最高成就

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司马相如手里定型的。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完成了从骚体赋到大赋的转变。司马相如的后继者王褒、扬雄，也是汉代最著名的赋作家。在汉赋四大家中，蜀人就占了两位，而且，司马相如代表了汉大赋的成就。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李白代表着盛唐诗的成就。比李白稍早的陈子昂，可称之为由初唐向盛唐转化的关键人物。陈子昂的创作成就使他毫无愧色地进入唐诗大家之列。薛涛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除李清照之外又一著名女作家。虽说她尚不能列入唐诗大家之列，但在唐代，薛涛是最出色的女诗人。

五代时期，西蜀成为词创作的中心之一，蜀人占有重要地位，如欧阳炯、孙光宪、李珣等都是当时最著名的词人。

宋文、宋诗和宋豪放词的代表——苏轼，不仅是宋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而且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被认为是唐宋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即所谓的“唐宋八大家”。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巴蜀作家的成名往往是在跨出蜀中之后。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

这些文学家都是生长于蜀中，而驰骋其才能于蜀地之外。他们不出夔门则已，一出夔门则雄踞文坛霸主的地位。[5]

缘何巴蜀作家必须跨出夔门才能成为“雄踞文坛”的“霸主”呢？袁先生未作说明。我们认为是：第一，巴蜀作家在成长之时，深受蜀中崇文好学的影响。在蜀中成长之时，这些作家无一不是好学之士，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三苏、李调元等，其中陈子昂、苏涣、苏洵都是接近成年或成年之后才开始发愤学习而终成大器的。《三字经》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对后人影响尤深。因受蜀中崇文好学风气的影响，这些作家在其离开四川之前已为后来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更重要的是，古代巴蜀僻处西南，一直未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三国、五代时期的西蜀只能说是区域性中心之一），因此，在信息传递缓慢的古代，巴蜀作家只在蜀中是不大可能取得全国性影响的。而京城历来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里达官贵胄、名流骚客云集。古代作家的成名往往跟帝王的赏识和前辈的揄扬分不开。司马相如是因为汉武帝读到《子虚赋》，慨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之后，经同乡杨得意的说明为武帝赏识而成名的；王褒因向宣帝献《圣主得贤臣颂》而成名；扬雄数次向汉成帝献赋而知名；陈子昂为武则天所赏识而出名；李白因《蜀道难》一诗为贺知章誉为“谪仙人”而出名；苏舜钦、三苏为欧阳修称誉而出名；杨慎为李东阳接纳而出名；张问陶为袁枚推举而出名。事实说明，如果他们一直没有离开巴蜀，是很难成为全国知名人物的。

三 古代巴蜀作家富创新精神，多异端色彩，他们往往在文学革新之际大显身手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很容易看到，古代巴蜀作家往往是在革新之际跻身文坛、扬名后世的。汉代的司马相如是在由骚体赋向大赋的转化过程中奠定其地位的；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是在诗歌革新运动中确立其地位的；宋代的苏舜钦、三苏是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明代的杨慎也是在前七子宗唐复汉之际以倡汉魏诗风而享誉文坛的；清代的张问陶是在宗唐、宗宋之争中强调独抒性灵而扬名的。

古代巴蜀作家之所以能够在革新之际大显身手，是因为他们有极强的创新精神且富有异端色彩。这种人格个性和文化个性与古代巴蜀文化生成的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古代巴蜀僻处西南，虽在殷商之际就已同中原王朝有联系，但其山多水多、交通不便、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使巴蜀文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个性，即民风强悍，富有浓郁的原始神秘气氛，较少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因此，巴蜀历来号称难治，多地方割据政权。《华阳国志·序志》说：“周失纪纲，而蜀先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此则蚕丛自王、杜宇自帝。”[6]尽管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而历代四川地方割据政权也并非全是蜀人，但它确乎能显示巴蜀人的个性。浓郁的原始神秘气氛使四川孕育了本土化的宗教——道教。四川历来是道教和佛教的兴盛之地，青城山和峨眉山分别是这两种宗教文化的代表地之一。在学术上，古代巴蜀以精《易》学、老庄之学、史学而著称。表现于古代巴蜀作家身上就是多具有“杂家”色彩：好老庄、喜佛道，乃至纵横之学。

这种巴蜀文化传统积淀在巴蜀作家身上，就显示出了极强的叛逆精神和异端色彩。汉朝的司马相如“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疾闲居，不慕官爵”[7]。最能显示出个性的还要算他琴挑文君，夤夜私奔的惊人之举。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而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无）为，少耆（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8]，表现出与司马相如相同的个性。唐朝的陈子昂少年不学、任侠使气。李白好击剑、喜饮酒、炼丹学道、遨游天下，“一生傲岸苦不谐”[9]。苏涣少曾在长江上拦截商旅，善用白弩，人称“白跖”。雍陶恃才傲物，薄待亲党。唐求放旷疏逸，俨如方士，数为官府征辟，辞不就。五代词人欧阳炯，性坦率，无检操。宋代苏舜钦在赛神会时用卖进奏院纸的钱邀伎会友，后被弹劾去职。苏轼身处党争之际，独立不倚，既遭新党打击，复遭旧党忌恨。苏辙论对，极言仁宗得失，获“狂直”之名。明杨慎被谪戍永昌，傅粉戴花，拥妓逛市。清李调元为人旷达，豪放不羁。

以上诸人的特立独行、放荡不羁，使他们勇于革新、大胆叛逆，这正是巴蜀作家能在变革之际大显身手的根本原因，也是今日巴蜀作家值得借鉴的优良传统。

四 古代巴蜀作家多富浪漫气质，作品风格往往偏向崇高一面

古代巴蜀作家多富浪漫气质，因此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偏向浪漫主义，在文学风格上偏向崇高的审美范畴。这种看法跟钟仕伦先生在其《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10]一书中的看法有所不同。钟先生认为巴蜀文化属于南方文化系统，而南方的美学思潮表现为“飘逸”。我们大体上同意巴蜀文化属南方文化体系，但又认为它不仅仅属南方体系，应该说，巴蜀文化兼具南北文化的特征。古代巴蜀作家富浪漫气质，近南方文化的代表——楚；文学风格上偏向崇高，又近北方文化的秦。这其实是与巴蜀地理环境兼具南北特征相一致的。这里不妨仍以作品作家为例加以证明。

汉大赋是最能显示出崇高特征的。鲁迅先生评大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说：“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11]明王世贞也说：“《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12]司马相如的赋作具有崇高的特征，是与他的审美观和创作观分不开的。他在《答盛览问作赋》中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13]所谓“作赋之迹”，是指具体的表达，即怎样写。这里涉及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文”“质”）、内容的组织安排（“经”“纬”）和韵律的协调（“宫”“商”）。“赋家之心”则谓写什么的问题，“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就是要求作家在创作前应有仰观宇宙、俯察万类的气势和胸怀，亦即创作主体需具有崇高的意识。如果说“綦组”“锦绣”代表的是“宏丽”，那么“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则代表的是“广博”。

司马相如所开创的汉大赋的特点，在王褒、扬雄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王褒撰《洞箫赋》，《汉书》本传载：“其后太子身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14]王褒的赋若非有强烈充沛的感情、震撼心灵的冲击力，是断然不可能治好太子的病的。这从而说明了王褒的赋作具有崇高的审美特征。

扬雄对司马相如倾心敬佩，“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15]。其创作风格近似司马相如是容易理解的，因此后人一直以“扬马”并称。

陈子昂对“文章道弊五百年”深致不满，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风雅兴寄。其《感遇诗》三十八首和《登幽州台歌》慷慨蕴藉，铮铮有金石声。卢藏用谓其“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16]。陈子昂的诗歌启盛唐之先声，本身就表现了浪漫的气质和崇高的风格。

李白最能代表中国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崇高的风格。其傲岸高洁的性格，突破世俗网罗、追求自由个性的精神，上天入地、天马行空的文风，无一不表现出盛唐气象。

女诗人薛涛，以一女流而写出“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17]的好诗。纪昀谓其诗“托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坐啸之思，非寻常裙屐所及，宜其名重一时”[18]。

以上就汉赋、唐诗中巴蜀作家体现的浪漫精神和崇高风格作了简要分析。汉赋、唐诗当然是最能表现出巴蜀作家及创作的特征的，而宋明清的巴蜀作家也有着相同的特征。宋代的苏舜钦，欧阳修称赞他“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19]。苏轼是继李白之后蜀中最有影响的作家。他的诗歌较多地受到李白的影响，表现出李白风神。其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20]，因而被后人推为豪放派词之祖。张孝祥，意气豪迈慷慨，平生善诗工词。其词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为豪放派词中坚。明代的杨慎，其创作“拔自成一队”。清代的李调元，袁枚评为“才力豪猛”。张问陶以文风奇杰廉劲近李白，被人称为“小李白”。

古代巴蜀作家体现的浪漫精神，偏崇高风格，我们认为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巴蜀作家的创新精神和异端色彩，这在前文已述及。其次是时代风气的影响，最能代表这种特征的司马相如、李白、苏轼分别生活在汉武帝、唐玄宗、宋仁宗、宋神宗时期。这三个时期是最适宜培养浪漫精神和崇高风格的。前人所说的汉唐气象，其实正是以汉武帝、唐玄宗时期为代表。第三，它跟巴蜀审美意识的积淀和先贤意识有关。由司马相如、扬雄所铸造的审美范式及后人对他们的追摹、认同对巴蜀文学风格影响甚大。兹不详论。

五 古代巴蜀作家在文艺思想方面有两点特别突出，即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重视情感的自由抒发

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是古代巴蜀作家一以贯之的态度，在巴蜀第一代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的身上体现极为明显。相如作《子虚赋》《上林赋》，“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21]。扬雄可称为古代蜀中第一大文艺批评家，其明道、征圣、宗经和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想，上承荀子，下启刘勰、韩愈，对封建时代儒家文艺思想影响甚巨。扬雄早年好赋，后又操戈入室，自我否定，认为赋乃“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22]当然他也并不是全盘否定赋，而是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前者“丽以则”，后者“丽以淫”。他肯定的是“诗人之赋”，把自己和司马相如等人的赋加以否定。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正是扬雄对赋“讽一而劝百”的否定，从而证明了扬雄对文艺社会作用的重视。

陈子昂、李白都是有意于当世，力求入世的人物。两人对齐梁诗风的否定和对汉魏风骨的提倡，正是不满意齐梁及初唐诗人吟风弄月、徒事藻绘。他们认为诗歌应该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文艺主张无不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功利性。

宋代的苏舜钦、三苏身处宋代经世思潮兴起之时，继承蜀中文学的优良传统，非常强调文学的现实功利性。这在三苏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三苏文论固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也有很多共同之点，其中，重视文学的现实功利就是之一。他们都强调文学须“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23]

明清两代的巴蜀作家仍然体现出这一特点，限于篇幅，就不再细论了。

中国古代文学似乎有这样一个特点：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往往就忽视文学的艺术性。而这一点在古代巴蜀作家那里却没有，相反的是，古代巴蜀作家既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又强调文艺的艺术性。强调艺术性的突出表现是重视情感的自由抒发。司马相如并没有明确提出缘情的主张，但从他琴挑文君、夤夜私奔和称疾闲居的个性来讲，其人自是任情适性之人，故其所谓“赋家之心”亦应包含情感自由抒发这层意思在内。扬雄则明明白白地表述出来了，他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24]这些话强调了情感乃文学创作之本原。“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梁陈以来，艳薄斯极”，这是陈子昂、李白对齐梁文学的评价。所谓“艳”，是指词采的艳，它与“清新”“自然”对立；所谓“薄”，指缺少情感真实度和厚重感。针对齐梁的“艳”，李白主张“清新”“自然”；针对齐梁的“薄”，陈子昂倡汉魏风骨、风雅兴寄：都是在强调情感的自由抒发。在创作上，陈、李二人放笔直言、唯我所欲，没有丝毫的忸怩作态，以其情真人真，故千百年来他们的诗作一直被后人喜爱。苏轼提倡真性情，他说：“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25]杨慎当前后七子力倡复古之时，主张“诗以道性情”。清张问陶论诗主性情，袁枚引为同道。有人说张问陶的诗学袁枚，他却说，“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26]，表现出他独立不倚、重情感、重个性的特点。

上述古代巴蜀文艺思想特征的形成，既与巴蜀文化从根本上讲是农耕文明、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有关，又与巴蜀人多浪漫气质、富叛逆精神、受儒家传统影响不如中原那么深有关。

六 古代巴蜀作家创作集中于传统诗文词赋，而于戏剧、小说少有涉及

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宋端平三年（1236）蒙古铁蹄南下破蜀迄清，四川多次遭受大规模的破坏，人口急剧减少，经济衰退不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遭到重创，难以复原。长江上游的经济重心地位已朝中下游移动。经济的衰退导致文教衰微、人才流失。这是元明清时期巴蜀文学难以辉煌的重要原因，也是古代巴蜀于戏剧、小说这两种文学体裁缺乏作家的原因，因为城市经济的欠发达和城市文化消费者的缺少是制约小说、戏剧发展的关键。二是跟古代巴蜀文学思想重抒情、轻写实有关。前面已经谈到，古代巴蜀文艺思想的重要特征就是重抒情。巴蜀作家一向是写情的圣手，而于叙事、再现却缺乏关注。他们重视的是情感的自由抒发，重视天才的独创，却不愿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去摹写现实、再现现实。这一特点在现代巴蜀作家身上仍有明显体现，郭沫若的戏剧、巴金的小说都带有浓郁的抒情性。

七 古代巴蜀多女作家

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男性创作史。中国古代女作家寥寥，但古代巴蜀却不乏女才子、女作家，甚至代有其人。下面我们只列出她们的名字，并就这一现象略作分析。

汉，卓文君；唐，薛涛；五代，李舜弦、花蕊夫人、黄崇嘏；宋，蒲芝、史炎玉、谢慧卿；明，黄峨；清，萧刘氏、欧阳刘氏、岳高氏、王淑昭、林颀、高浣花、沈以淑、左锡嘉及其二女（曾懿、曾彦）、梁清芬等。

古代巴蜀多女作家这一现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讨。一是巴蜀地区的人格个性。古代巴蜀地处西南一隅，自古以来即为多民族聚居区。地域的封闭性和西南夷人的民族个性，使巴蜀自古以来即以强悍著称。这种个性表现于巴渝歌舞、饮食上好吃辣味等。巴蜀女性的大胆泼辣、精明能干是早已闻名的。早在秦始皇之时，巴寡妇清以丹砂致富，富冠全国，秦始皇为其筑怀清台。汉代的卓文君新寡之时，即和司马相如私奔。唐代的薛涛“容姿既丽，才调尤佳，言谑之间，立有酬对”[27]，“又能扫眉涂粉，与大族不侔”[28]，表现出她的叛逆精神。五代的黄崇嘏女扮男装，周游天下，是一位花木兰式的人物。这些都说明了巴蜀女子的个性，而这种个性正是她们成为作家的极好条件。二是巴蜀历来较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对妇女要求很严格，要求妇女守妇德、重节操，足不出户，笑不露齿。所谓“三从四德”，就是女人的金科玉律，不得越雷池一步。自然，习文弄墨不是女人应做的事。相对来讲，古代巴蜀受儒家思想影响不是那么深，故而对妇女的要求也就不那么严格。三是古代巴蜀重文崇教的良好氛围为女作家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环境。自汉代文翁兴学之后，蜀中文教向称隆盛，文化世家代有其人。巴蜀女作家多出生或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文化的熏陶，爱好学习，为其创作奠定了知识的基础。在她们的家庭中，或父母，或丈夫，或兄弟，都有作家。卓文君的丈夫司马相如是著名的辞赋家，李舜弦的哥哥李珣是五代著名词人，蒲芝的丈夫张俞是蜀中著名文人，黄峨的丈夫杨慎是明代著名的作家，林颀的丈夫张问陶是清代著名诗人，曾懿、曾彦的父母都是诗人。

以上我们就古代巴蜀文学的特征及形成原因作了粗略的归纳和分析，其中有很多问题尚值得进一步思考、探索。巴蜀文学是一块值得进一步深入开掘的富矿，相比起现当代巴蜀文学的研究来讲，古代巴蜀文学的研究仅集中在几位大家身上，研究的对象尚需拓宽，研究的思路、方法尚需更新，尤其需要对古代巴蜀文学的总体特征作整体把握，这是所有有志于巴蜀文学的研究者、巴蜀文化的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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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文学》1999年第4期全文转载。另收录本书时有修改，并完善了注释，部分文献为新增，全书同。——笔者注

[2]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3]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页。

[4]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2—913页。

[5]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6]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896页。

[7]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53页。

[8]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14页。

[9]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77页。

[10] 钟仕伦：《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3页。

[12] （明）王世贞著，陈洁栋、周明初批注：《艺苑卮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3]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46页。

[14]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29页。

[15]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15页。

[16] （唐）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载（唐）陈子昂撰，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修订本），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17] 张蓬舟笺，张正则、季国平、张雅续笺：《薛涛诗笺》（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18]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4页。

[19] （宋）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20] （宋）胡寅：《题酒边词》，载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60页。

[21]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02页。

[22]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23] （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3页。

[24]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0页。

[25] （宋）苏轼著，（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68页。

[26] （清）张问陶撰，成镜深主编：《船山诗草全注》，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832页。

[27] （五代）何光远著，邓星亮、邬宗玲、杨梅校注：《鉴诫录校注》，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251页。

[28] （元）费著：《岁华纪丽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