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文学评论》杂志1997年第4期刊登了我的一篇谈研究者之困惑的短文，题目叫《研究者要重视理论》。在这篇短文中，我从自己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近二十年的经历和感受出发，认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如果要想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研究者就必须加深理论修养，注重理论建构，拓展理论视野，以求在本学科的一些基本课题和本体理论层面上有所突破。

我的这些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所主要从事的词学研究工作。

词学研究原为传统诗学的一个分支。清代以前，这个分支小打小闹，一直没有多大的成就。清代词学大昌，在填词之风大盛的同时，评论、整理、研究历代词作的学术工作也蓬勃发展，遂使“词学”这项自宋亡之后沉晦了几百年的学问渐与诗学分了家，成为一种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专门之学。20世纪20年代以来，词学逐步现代化，更是成果累累，骎骎然变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词学的诸多成就早已人所共知，无须我来胪述；作为一个想在这个部门多做一些继往开来之事者，我倒是更多地看到了它的不足与缺陷。多年来，我在顺应这一部门的传统习惯进行作家作品研究和一般的风格、体式探讨的同时，对于有关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梳理。我的一些基本想法，已经形成了一篇长文，题为《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看此文，当会对我的思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那篇文章中，我接触到了词学界长期论争而至今尚未解决、或尚未圆满解决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其中就包括唐宋词流派的划分和论证的问题。我这样说道：“例如传统词论中很少有较为科学的关于风格、流派的系统论述，而只有一些印象式的、随意性很大而且又极为粗略的评点，以致几百年来论到宋词流派时，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和相关的概念范畴的贫乏，大多数论者只知搬用由明人张提出的‘豪放’、‘婉约’二分法，把唐宋词削足适履地硬分为豪放、婉约两个流派，而且愈到现代，这两个所谓‘流派’愈被描述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一为词史主流，一为逆流等等。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激烈争论，至今未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其实现代词学家詹安泰早就尖锐地指出：以豪放、婉约二派论唐宋词，不过是论诗文的阳刚阴柔一套的翻版，任何文体都可通用，要真正说明唐宋词的风格流派，二派说未免简单化。詹先生主张按风格的差异将宋词流派细分为八派（参见詹安泰《宋词散论》）。当然，詹先生的主张和论述未必就是人人接受的定论。事实上在这类问题上也不可能出现定于一尊之论。不过这类意见的提出以及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至少是在启示和催促我们：立足于词史实际，运用科学的文学原理，总结历代关于风格流派问题的论述，尽快建构出词的风格学、流派学的理论。”

以上的简单追述，实际上已经大致说出了我撰写这部《唐宋词流派史》的动机、目的和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还要提到我的已故十一载的老师吴世昌先生，他在唐宋词流派问题上曾给予我很大的启示。吴先生于词学一道，力反前人的许多似是而非的成说，主张独立思考，言前人之所未言，发前人之所未发，开创词学研究的新局面。他对“豪放”、“婉约”二派说早就极为不满，1979年他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包括我本人）讲授词学专题时就明确指出：豪、婉二派说“很不全面，不准确”，“无法包括全部宋词”（参见《我的学词经历》）。1983年，他发表了《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和《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两篇代表性论文，对传统词论提出挑战，坚决反对以豪、婉二派说硬套一部唐宋词史。先生的观点，引起了国内词学界的热烈讨论和争鸣。有些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有些人部分地赞同他的意见；还有不少人完全不赞同他的意见，并发表文章进行了反驳和论辩。反对的意见之所以产生，除了各人所持学术观点大不相同之外，无可讳言地还因为吴先生的文章中对自己的意见一时未能阐发得十分周密，有些具体提法稍嫌过头，留下了可商榷的余地。但从总体上看，吴先生的新观点打破了以浅层次、粗线条的风格划分来代替科学的、细致深入的风格流派研究的沉闷局面，启发人们（包括我本人）对唐宋词的风格流派及相关的其他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吴先生的观点，主要立足于破除前人成说，而尚未来得及“立”——全面地、系统地阐述关于唐宋词风格流派的若干重大问题，建立自己的唐宋词风格流派演变史的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1986年，吴先生突罹重病，遽归道山。我在哀悼老师之余，萌发了一个念头：在条件许可的时候撰写一部唐宋词流派史。我之所以有此打算，并不是要为80年代那场由吴先生的文章引发的关于“婉约”、“豪放”之争简单地画上句号，而是想在吴先生力破旧框框、锐意创新的治学精神启发下，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打开新局面。因此我在思考这一课题时并不想亦步亦趋地应合吴先生在词的风格流派问题上的每一个具体观点，而是从自己的主体意识出发，依据唐宋词发展的全部史实，来建构流派理论与流派史的体系。吴先生生前曾写过这样的治学格言：“虽尊师说，更爱真理。不立学派，但开学风。”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自己在这个研究课题上的打算是完全符合老师的追求真理的根本原则的。于是，大约在先师逝世三周年之际，“唐宋词流派研究”这个课题在我的大脑中轮廓粗就了。

90年代初，我正式将“唐宋词流派研究”这一课题列为自己的主攻项目。这一项目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使我受到精神与物质的双重鼓励，得以悉心搜集和研读资料，进而全力投入书稿的写作和修改。此中甘苦，一言难尽。我力图将此书写成一部以流派演变史为主的新型唐宋词史，因此不但要打破“豪放”、“婉约”二分法等传统词论，而且还要打破传统词史按时代先后连缀单个词人词作的框架，注重从时代风会、文人心理、词学观念、社会审美习尚等等发展演变的角度，来全景式地把握唐宋词流变的过程；要变作家个体研究为群体研究，使人们看到一部唐宋词史不仅是作家个体活动的历史，而且更是群体互动及各流派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激烈竞争的历史；要着重考察唐宋时期哲学、政治、宗教、社会习俗、民族心理等，如何深刻地作用于不同的词人们，又如何影响不同的词人群的创作观念与审美情趣，以造成唐宋词风格与流派百花争妍、异彩纷呈的种种情况。本书并不想就唐宋词论唐宋词，而是尽力将研究的视境向广义的文化活动拓展，从横向与纵向上都体现对历史文化运动的辩证观照，探寻当时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各个文化层面、各个文化部门与曲子词创作的有机联系，从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说清唐宋词流派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

数载艰辛，初稿出来了，又几经修改，这部倾注了我的大量心血的《唐宋词流派史》终告完成。至于它是否已经大致达到了我预先设想的目标，是否在唐宋词流派研究这一特定领域比之前人有所开拓，有所进步，则请读者和同行细读全书之后作出判断。我今年已满五十一岁，正是在人生道路上“知天命”的阶段完成了这部学术专著的。回顾五十一年的生命历程，觉得自己做过的许多事皆不足道，唯在做学问、追求真理的工作中多多少少实现了自我人生价值。先师吴世昌先生有诗云：“五十年来只此身，不求闻达不辞贫。一生愧我无珍藏，半字从君便失真。”这诗本是先师因友人来信误将其字“子臧”书成“子藏”而写的打趣之作，但其中亦显示了先生的性情怀抱。我自己德、才均平平不足道，但差堪告慰先师并聊以自慰的是，我大半生为人与为学，尚能以求真、求实为标准。这部力图求真、求实的书稿，并未达到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不是我不想达到，而是我的才、学、识还不够。因此，这部书稿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唐宋词流派研究”这个课题的终结，更不意味着我的研究事业的终结。我将继续做下去，用我的生命和心血。

是为序。

刘扬忠 1997年7月大暑之日

于北京东郊寓所奋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