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虚词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转型
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与诗歌语言体系、诗歌思维、诗歌观念的转换有密切关系，在诗歌资源的整合、诗歌的表达和诗意的建构等方面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促成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发生。
一 现代汉语虚词与诗歌语言体系的更迭
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是实现文言向白话转化、诗歌语言体系更迭的一个重要体现，起到了实现白话真正入诗的作用。“白话从自我发明、自我结构到自我风格化和审美化，一步步为新文化、新人、新社会和新国家做开拓和定型的准备，它作为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所达到的疆域，也就是现代中国所达到的疆域。”[16]从早期的白话文运动到文学革命的兴起，汉语的构成要素及语法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融会了文言、欧化语、口语和方言等多种语言要素，而且促进了新的词汇系统和语法体系的更新，实现了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语言的变化，连带着观念的变化、思维习惯的变化、文化环境的变化。”[17]白话文体系对文言文体系的替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思潮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要求。对西方语言的翻译也带来了新的词汇和语法冲击着传统汉语体系。语言的变化与思想的变化紧密相连。西方科学性、精密性的思维习惯也影响着汉语语言和语法体系的改造。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对白话语言和句法的模仿，也相应地体现了诗歌思维与语言表达的现代转换。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与“作诗如作文”的白话文语体方式有密切关系。“言文一致”的诗歌观念及现代汉语句法结构的严密性要求句子成分的完备、语法关系的完整以及逻辑关系的清晰。这就要求虚词尽可能地不要省略。传统诗歌较少使用虚词，常使用简练的实词搭配诗体韵律，实现实词的碰撞所激发的圆润流转的暗示性以及古雅、精奥的能量。叶维廉特别注意到“从蕴含潜力的文言转以口语化的白话来作诗的语言”，并指出其间的差别，除了人称代名词、跨句的增多之外，还指出“一如文言，白话同样也是没有时态变化的，但有许多指示时间的文字已经闯进诗作里。例如‘曾’、‘已经’、‘过’等是指示过去，‘将’指示未来，‘着’表示进行”。“白话的使用者还有意无意插入了分析性文字”，[18]这种指示性文字、分析性文字的增多主要是虚词成分的运用，以不断地建立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表示演绎性的程序，反映在现代白话诗句中体现为散文化诗句的建构，“散文借助于句子之间的从属关系和对立关系，以独有的方式体现出一种与思想发展相呼应的逻辑和谐，其实，任何散文式的言语在普遍提高的过程中，都会由于自身的特殊目的的要求而获得这种逻辑的和谐性”。[19]散文化的诗句必然要求现代汉语诗歌中虚词成分的激增。这与古代诗歌重跳跃性、戏剧性的词汇呈现不同，大量运用虚词的情况在古诗中也是很少的。现代汉语诗歌为了适应现代语法逻辑严密性的要求以及表意的准确明晰清楚，使用了远较古代汉语更为复杂的句子结构、更为规范的语法系统，增加了较多的人称代词及现代汉语虚词的使用。特别是后者能实现繁重的语法任务和复杂的表意要求，成为汉语诗歌语言的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现象。
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也是现代白话取代文言的一次语言思维的颠覆性变革。实词的变化意味着接触的世界的变化，虚词的变化则意味着人们的思维的变化。现代汉语诗歌接受了大量西方词汇及日译词汇，实现了现代白话中多音节词汇的增加，同时接受了欧化的语言体系和语言表述方式，体现了现代思维的语言表述。特别是现代汉语虚词的增多，凸显了实词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和修辞关系，促发了传统中国诗歌重观物和感兴的思维形式向西方诗歌重逻辑性、分析性的语言思维转化。不同的语言承载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说，语言的变化重塑了诗人的思维方式，他在观察世界和处理与外物关系的方式亦有所改变；在新诗中，‘物我’不再具有交融性和移情特征，诗人放弃了那种古典式的‘以物观物’、‘目击道存’，而是以‘全景式’手法展开了对于世界和自我情绪的描绘。”[20]这种“全景式”的手法要求在事物之间清理出合理的关系、秩序，以展开对叙述对象的清晰描绘。这需要大量使用具有分析性、关系性的文字，也即以虚词的使用来实现事物的出场和演绎，以语法规范、理性逻辑细分世界关系。如周作人的《小河》：“水要保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堰下的土，逐渐淘去，成了深潭。/水也不怨这堰——便只是想流动，/想同从前一般，稳稳的向前流动。”“的”“总”“便”“在”“了”“也”“只”“同”“向”等大量虚词的使用，以现代的语言清晰地描绘了河水流动的具体情景。介词“在”、助词“了”、副词“渐渐”等也显示了现代的时空关系，将现代的物象观照和时空体验融入诗中，显示了诗人的时空思维与精确的时空意识。以现代汉语为主体、具有严密逻辑的白话文体系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诗歌的思维方式。
现代思维的转型与现代汉语语言体系和语法结构的变化是互为一致的。具有逻辑化、严密化、实证性的科学思维改变了松动的汉语语言体系，要求使用大量现代汉语虚词来实现表意的准确性、精密化，实现诗歌语言整体结构的变化，诗歌词汇意义指称的变化、句法功能和逻辑关系的增强、语用功能的审美性与实用性的交织等。民主思潮带来的“价值重估”也反映了作为白话文体系的主体“我”的情感思维方式，这需要虚词的介入表达。如大量否定副词的使用表现了“五四”时期叛逆与追寻的新的主体精神。如“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胡适《关不住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牛吔，你不要叹气，/快犁快犁，”（康白情《草儿》）“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沈尹默《三弦》）这些否定副词多用于动词前，表示对行为动作的主观否定，表现了诗人的情感意愿。大量虚词的使用以一种主观评价性的语言构建诗人的情感心理，反映出“五四”时期主体的反叛精神、个性特征及各种复杂情绪，也体现了民主思潮影响下所彰显的个性思维。诗歌思维方式的转变与语汇、语法系统的更替互为影响。科学理性精神与语言表达的精密化要求，个体的主体精神与诗歌表达内容、表达自我的需要，新的诗歌思维与白话文语体的变革，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虚词的使用是诗歌思维转型的一个标志，显示了一代诗人对科学思维、时空思维、主体思维和个性情感思想的新追求。
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是诗歌观念的一次解放。诗歌语言不仅仅是表意的工具，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是具有思想内涵的语言，语言的变革直接体现了思想的更新。“五四”时期，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谈道：“我们在这里制造白话文，同时负了长进国语的责任，更负了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责任。”[21]世纪之交的语言大变革，首先体现的是现代白话代替古代文言（古代白话、近代文言大都保留），集中体现的就是语言雅与俗的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引车卖浆者之流的白话口语能否入诗，是新旧文学观念的分野。现代汉语虚词，像“的”“地”“得”“了”“着”“啊”“呢”“吗”“吧”“哟”等口语化的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入诗，是带着平民主义与大众文学的道德理想挤进贵族化的典雅文学殿堂中去的。如胡适的《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双双”“不”“忽”“怪”“也”“太”口语化的副词入诗，使诗歌具有日常化、平民化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古代诗歌过多的脂粉气和雕饰之感。以俗语口语大量入诗的现代汉语虚词，开了现代汉语诗歌散文化、口语化的先河，使诗句文从字顺、疏朗流畅。又如《湖上》：“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平排着，/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飞过。/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口语化的语气词、介词的入诗，破坏了古典诗歌的格律规范，也破除了诗歌与广大民众的语言障碍与观念隔阂。又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屋子外躺着一个叫化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可怜屋外与屋里，/相隔只有一层薄纸。”该段采用大量的日常口语化虚词，如结构助词“着”“了”，介词“对”，连词“与”，副词“只”，运用自如地表现了鲜活的生活经验，也将诗人的思想情感融入其中。如果换成古诗则无法表现出叫化子咬紧牙齿对着寒冷的北风战栗呼喊的现实场景。大量现代汉语虚词的融入能够自由、灵活地传情达意，有利于初期现代汉语诗歌情感的自由抒发和对现实景况的直白描绘，真正实现白话口语入诗，将平民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诗歌伦理观念和道德理想融入诗中，实现诗歌语言的言之有物、言文一致、明白清楚等。
二 虚词入诗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散文化
现代汉语虚词入诗，基本包括三类：由部分文言虚词转化而来的白话虚词入诗；现代口语中的虚词入诗；外来虚词的翻译与引入。
一是部分文言虚词的入诗，体现着文言虚词的词义、语法、语用的变迁，显示出向白话虚词的过渡痕迹，并逐渐转化为现代白话虚词。虽然汉语受白话口语及欧化语言的较多冲击，但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在一些文言虚词删减的情况下，有部分虚词承继下来，直接适用于现代汉语的表述。“语言的本质是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基本词汇是具有不可渗透性的，基本词汇保存了，一般词汇大大地扩张了，汉语的发展就是这样正常而健康的。”[22]关于汉语虚词也是如此，如“而”“则”“与”使用范围的扩大，部分陈述语气词在宋代就有人使用，如“的”“了”等，这些文言虚词已转化为现代汉语虚词。语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部分虚词的稳定性和变异性显示着民族文化心理及情感意识的积淀。当然这种变异更多是由于受到口语虚词及欧化虚词的冲击而发展为现代汉语虚词。
二是现代口语中的虚词入诗，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交际语言入诗，体现的是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的“言文合一”的新诗观念。文言虚词如“之”“乎”“者”“也”等很难再容纳丰富的词汇量，被“吧”“啊”“呢”“哦”等现代口语化的虚词代替，表现出丰富的情感语气。王光明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以现代言说性的语言作基本材料对僵死古文的反拨，是真实意识和本真生命的显身显影”。[23]这种虚词的生活语言入诗增添了新诗原生态气息，形成了平民化、日常化审美趣味，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由文言虚词向白话虚词的过渡，相较于古代文言而言，现代白话虚词和现代白话语言更为实用化和大众化。现代汉语虚词在词义衍变、频率增多和语法结构的严密性等方面，形成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转型。
三是在现代语言中除了采用现代白话口语虚词外，也自觉采用了大量外来虚词语汇，如“在”“和”“又”“被”“而且”“如果”“既然”等词语的翻译选用，就极大地重新结构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白话的语汇和语体方式，激活了部分汉语虚词功能的扩展变异，扩大了新诗的语言资源，给现代汉语诗歌注入了现代气息与思想活力。如胡适的译诗《关不住了！》，使用大量虚词“也许”“和”“但是”“还有”等，清晰地表明了诗句的情感逻辑关系。这与他受英诗句式影响、使用欧化的白话文，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结构相关，也被其自称为真正的白话新诗，影响其后《希望》《“应该”》等诗歌大量虚词的尝试使用。鲁迅也认为，中国“文和话的不精密，证明思路不精密……要话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就只得采用外国的句法。这些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泡饭的可以一口吞下去，但补偿这缺点是精密”。[24]对外国句法的采用更多来自对语言的翻译和借鉴，如胡适之于英语诗歌、法语诗歌的翻译，郭沫若之于德国、英语、日本、印度、美国等国家大量作品的翻译，冯至之于德国诗歌的接受，穆旦之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英美现代派诗歌的接受等。在翻译接受过程中，对外国近代文学中的复杂文句与细致描写的接受融会，给予了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以重要的启示。西方语言重视以屈折语形成较为严谨的逻辑思维，现代汉语加强了虚词的屈折作用及作为语法连接的作用，以形成句式的复杂化和严密化。现代诗人吸收了可容纳更为复杂精密内容的外国文法和诗句经验，在翻译过程中体悟到汉语句子结构的重新整合及语言表述的逻辑关系，即大量使用现代汉语虚词以实现语词之间的关系性连接及主体情感、思想情绪的表达，激发新的词语意义的生成。汉语语法体系及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变化，是在充分吸收口语资源及欧化白话文的基础上，将西方语法精密的结构和现代方言、口语的自由性相结合，大量使用现代汉语虚词，使诗歌语言能更充分地传达复杂曲折的现代思想与现代情感经验等。
虚词的大量入诗增强了汉语诗歌表意的丰富性与复杂化。古代汉语诗歌一般篇幅短小，抒情短诗居多，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传统，较多感物起兴或借景抒情，表现个人瞬间感受，或凭借个人经验表达普遍的象征意义。语言的组合关系多为实词的组合搭配。而西方诗歌具有的史诗传统，诗歌篇幅一般较为宏大。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史诗“追求客体的全部表现”，较多叙事成分与哲理性体验，需要对客体之间纷纭复杂的关系进行分离或呈现，这样在语言形式上句子关系复杂，多用从句结构，这也就决定了大量的副词、介词和关联词语等会进入诗歌，诗歌的丰富内涵及复杂事物关系的表现与虚词的大量入诗是互为一体的。中国现代诗歌在接受西方诗歌传统影响中，把对现代生活与现代人情感体验的表现作为了现代诗歌内在诗意的追求，在继承传统时，自觉选择了采用现代语言、现代诗行，表现现代人的丰富复杂的人生与思想。3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古代汉语文法上的落后，影响了使用汉语人的思维水平。由于虚字不够，“所以在古代就大半省掉不写，只把有形象的实体词像画画样式的堆砌上去，等读的人去猜谜”，致使“抽象的思想就不容易发生，复杂的事变得不容易描写，只有一些primitive（原始的）意识”。“动词当名词用，名词当动词用”等文法现象都表明汉语词汇“不能够变化自己的概念来表现更抽象的意识”[25]。现代白话语言由于融入更多的虚词，能够使句法结构联系更为紧密清晰，表达更为细腻生动。现代汉语诗歌中虚词的激增使诗歌语言具有更强的自我生殖功能、创造功能以及接受西方欧化语的融合性功能，在合乎逻辑性、语法性等方面更为有效，能更具体精确、明晰地表现事物的状态、内心情思，实现现代思想、情感的明确传达。
现代诗歌语言中除了采用现代白话口语外，还在西方翻译诗歌的影响下，自觉采用大量外来虚词语汇，极大地重新结构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关系与内在诗意，拓宽与加深了中国诗歌的表现领域。如郭沫若《女神》的大量虚词使用受到惠特曼诗歌及日文黏着语形式需要助词与语尾的变化的影响。特别是语气助词不仅使用频率较高，而且发生位置变化，体现出不同的情感状态和节奏特征。《凤凰涅槃》中“啊啊！”的使用，不仅单列诗节首行，甚至引导多个诗节，将诗人情感的抒发不断推向新的高潮。《日出》中“哦哦”，引导诗节首行诗句，并与其他诗节形成对仗，显示了诗歌回环跌宕的情感节奏和语形节奏。这种虚词的大量使用拓展了现代诗歌的情感表现方式。又如穆旦的诗歌是比较成功地借鉴了西方诗歌关联词语的硕果。《春》的诗歌语言呈现，带来的是现代诗歌诗思方式的更新与现代嬗变：“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或者”“如果”等大量虚词的使用在两个复合句式与多种矛盾关系的呈现中，表达了青春生命的苏醒与渴望，具有着多重的含义和关系的交织。还有《诗八首》（一）：“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这两节诗歌分别采用了一个连锁递进的复句关系，围绕中心词表达自然美好的人性欲望与理性世界的紧张冲突，这样深沉复杂的生命体验就是在“虽然……不过”“即使……那只是”的关联词语的链接关系中完成的。穆旦的诗歌对现代汉语虚词的艺术化使用，极大增添了其诗歌的知性内涵与表现张力，较多地影响了现代诗歌的知性写作和智性思维。这些虚词在现代汉语诗歌中的激增与合理使用，将中国诗歌的语言表达和诗意表现推向一个新的领域。
现代汉语虚词入诗，最积极的意义，就是打破了传统诗歌外在固有的格律，推动了诗歌文体与语言的解放，促进了现代汉语诗歌现代诗意的有效生成。在废名看来，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26]废名认为，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现代诗歌语言形式是散文的，而内容是诗的；古代诗歌外在形式是诗的，可是内容是散文的。现代汉语诗歌的现代诗意较多体现为诗人主体内在体验的加强、知性化思潮的日益突出以及散文化诗意的建构。在科学思潮的涌入下，诗歌思维、诗歌观念、诗歌表达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胡适“作诗如作文”观点的提出与实践，在促进诗体和语言的解放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古诗利用单音节文字的特点和实词间的音义对仗，形成诗歌形式韵律的坚实稳定的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对诗歌形式的追求超过了对内在诗意的追求，在诗体、声韵上突出语言的形式特征，而束缚了诗意的敞开和自由建构。现代诗歌在诗歌形式上要求突破一切束缚，自由表达“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27]，实现真正的语言解放和诗体解放。现代汉语诗歌自由体、散文化的趋向，不再拘泥于固定的格律，而是自由多样，以实现对现代人情感和生活的表达。这种诗歌的无形之形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内在本质及诗意的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日常化、散文化的诗句中进行诗质的提纯和促发新的审美趣味？大量现代汉语虚词入诗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转型的一个重要形式标志，对白话的、散文式的诗歌语言体系的建构，现代的、自由的诗意表达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