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 记忆之城——皮茨菲尔德和阿布扎比

皮茨菲尔德

1897年秋。

这一年我13岁。一天放学后，我待在房间，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目光沿着窗外车道一直看向车库。正是深秋时节，天几乎全黑了。窗户四角覆着一层薄霜，窗外雪花漫天飞舞。

我从窗外收回目光，看向窗户对面衣柜上那个会发光的地球仪。我走到它面前，按下电源线上连着的开关键，看着这个暗黑的球体在昏暗的光线中慢慢变成蓝色，然后开始发光，就像悬浮在太空中一样。

我走回书桌前，坐下来，左手拿起铅笔，笔尖落在图纸上。我喜欢飞机，也喜欢城市，所以，我画了一张世界地图简图。我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我要画一条航路，从一座城市出发，在另一座城市结束。但从哪座城市出发呢？

我放下铅笔，再次环顾房间，目光落在那些飞机模型上——它们或栖在衣柜上，或停在书桌上，或摆在书架上那个旧史努比旁边。其中有一架绿白相间的洛克希德三星（Lockheed TriStar）模型和一架主体为白色的麦道DC-9（McDonnell-Douglas DC-9）模型。还有我最近组装的一架灰色麦道DC-10模型。我发现上面的贴纸没贴好——也许我可以贴得更完美些。但这些贴纸确实很麻烦，你得先把它们浸泡在水里，等贴纸能从背衬上撕下来时，再把它们贴在机身或尾翼上。即使有的贴纸已经干硬得翘起或卷曲了，也不能拿下来扔掉。有时我会问自己：我是喜欢组装飞机模型这个过程，还是喜欢拥有组装后的飞机模型呢？

这些飞机模型中的旗舰机是一架蓝白相间的泛美航空的波音747。大约20年后一个腊月的夜晚，我将首次驾驶一架真正的波音747从伦敦飞往香港。起飞前一小时，我会绕着飞机走一圈，进行飞行前的例行检查。当我抬头看到飞机那6层楼高的帆状尾翼时，我会想起这架飞机模型，想起我书桌旁的这扇窗户，想起从这扇窗户向外看到的风景，而那时这所房子已成了别人的家。

我又低下头看了看那张简图。那么，从哪座城市出发呢？

可以从开普敦出发。这是个坐落在海角上的小城。对于我所出生的马萨诸塞州高地的小城——皮茨菲尔德来说，遥远的开普敦只是一个地名而已。

或者我可以从印度的某座城市出发，比如印度首都新德里——我衣柜上那个会发光的地球仪上的星状标记提醒了我。

或者里约热内卢[1]。这个名字取自“河湾”之意，因一个探险家在很久之前的某个新年的第一天把它误认为一条河而得此名。我停止思考，琢磨着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当我对父亲说我有多喜欢这座城市时，他是这样给我解释它名字的来历的吗？父亲在搬到新英格兰之前，曾在巴西生活过很多年。他马上就要下班回家了。我要等着他那辆灰色雪佛兰旅行车的红色刹车灯出现，看着他小心翼翼地开车穿过雪地，积雪会掩盖汽车驶过我窗下车道时发出的声音。到那时，我会跑下楼，让他再给我讲讲“一月之河”这座城市的故事。

我可以从里约（里约热内卢的简称）出发。这也不是我第一次选这里。但今天最美妙的事就是，下雪了。所以我今天下午画的航路应该从一个寒冷的地方出发。也许该是波士顿或纽约。

波士顿，这个离我家最近的大城市，是马萨诸塞州的州府所在地，也是我父母相遇的地方。它在离皮茨菲尔德以东大约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我每年都会去波士顿一两次，就是那种学校安排的或与家人一起出行的一日游——参观科学博物馆、水族馆或我最喜欢的摩天大楼（这座大楼是蓝色的，我最喜欢的东西几乎都是蓝色的）。站在大楼观景台上向东看，可以看到波士顿机场，还能从无线电收音机里听到进出机场的飞行员们说话的声音。

波士顿，对，就从波士顿出发。

但今天这次旅程规划的目的地却并非一座现实中存在的城市，而是我从7岁起就喜欢幻想的城市。它的具体位置偶尔会变，名字也会变。但不管我把它画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不管我给它起什么名字，它始终是属于我的那座幻想之城。

这座城市是我随时可以抵达的地方，无论是在我悲伤或焦虑时，还是在我想逃避现实时。比如当我无法准确发出字母“r”的读音或无法准确读出包括我自己的名字在内的许多单词时，当我想逃避自己是同性恋这个事实时，我就会去往那里。就像几个月前，在皮茨菲尔德一个教堂的二楼，我和哥哥参加的青年小组举行了一场关于人类发展的讨论。组织者请我们在卡片上写下我们不愿公开咨询的问题。然后，其中一位组织者把我们写下的卡片收集起来。几分钟后，他对着大家读出了我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让我不成为同性恋？”他停顿了一会儿，最后说道：“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但这是人们要学着去接受的自我的一部分。”当我意识到他在看着我，意识到自己有多害怕听到他接下来可能脱口而出的话时，我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转向我幻想中那座城市的点点灯光。

我也喜欢在一些平常时刻去我的幻想之城：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比如洗衣服或扫树叶）时；或者上课感到无聊或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时；又或者当夜色已深，屋子里一片寂静、漆黑，但我怎么也睡不着时。我起身从卧室的窗户向外望去，看到夜空那么蓝，天又开始下雪了。我回到床上躺下，闭上眼睛，看到同样的雪花从我那座幻想之城的高楼飘落。

这时，父亲的车灯光出现在车道上，接着车库门上反射的车灯光晃动起来。我重新拿起笔，在地图上画了两个小圈，在里面各自填上一个名字，又在它们之间画了一条曲线，然后跑下楼。

阿布扎比

一个年轻女孩陶醉地演唱完格洛丽亚·盖纳（Gloria Gaynor）的《我会活下去》（“I Will Survive”）后，放回了话筒。

几分钟后，简，一个中年女子，拿起了话筒——她梳着一头齐肩的棕色卷发。我唱歌不在行，但欢呼喝彩却相当拿手。当简来到舞台时，我用力鼓掌并大声欢呼。

简是我今天从伦敦起飞的航班上的空乘，她负责离驾驶舱最近的头等舱的服务工作。在乘客两次用餐服务的间隙，她过来与我和机长聊天。当时我们正飞行在土耳其的黑海海岸上空，太阳正缓缓落下。当巴格达朦胧的绿色灯光透过我右侧的长舷窗洒满我肩膀时，她端着两杯浓茶来到驾驶舱。当飞机沿着海湾上空飞行，穿过一个又一个灯火阑珊的城市，越过那些代表整座城市的石油企业建筑大楼时，她再次来到驾驶舱。飞机着陆后，在阿布扎比的航站楼里，简又和我交谈起来，谈起各自对这座沙漠大都市的印象。当我们的飞机在这座城市上空缓缓盘旋，降落，然后又起飞返航时，从天空看，这座城市就像在海滩度假时看到的银河一样，沿着海岸延伸。

简刚开始唱歌，就立刻颠覆了之前谈话时她给我留下的印象。简的声音非常浑厚，似乎整个场地的气氛都被她感染了。我的同事们都不聊天了，转过身看着舞台上的简，听着她动人的歌声，欣赏着她恰到好处的表演动作：她摆弄着话筒上垂下来的那截线，一会儿望一眼观众，一会儿抬头看着烟雾笼罩的灯，仿佛缪斯女神正在光晕中向她招手。

她开始演唱第二首歌，是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想象》（“Imagine”）。我拿出手机拍了一段视频发给我丈夫，然后静静看着她演唱。简表演完后人们高声喝彩，她把话筒递给下一位歌手，走回我们这群人中。大家都毫不掩饰地热情夸赞她，简笑着回应说，她年轻时曾在拉斯维加斯做过舞女，后来回到英国才结婚安定下来。回归家庭几十年后，她决定出去看看这个世界。

在酒吧又玩了一会儿，我们都回到了酒店。我的房间在酒店的高层，可能是第25层，我记不太清了。天已经很晚了，但我的生物钟还是伦敦时间，我知道在这个时间我根本睡不着。我走到落地窗前，拨开层层窗帘，这窗帘是之前我费了很大劲一层层拉好的。我调暗了灯光，映照在窗玻璃上、融入窗外夜景中的床和小冰箱的影子随之变暗。

透过映照着屋内物品的窗玻璃，我望向窗外，试图回忆多年前决定到阿布扎比时的场景。我16岁时，父母离婚了。几年后，父亲再婚。高中毕业后，我离开了皮茨菲尔德，到东边的一个小镇读大学[2]，那里离家只有一小时左右的车程，越过一座山头就到了。后来，我去英国读研究生。两年后，按计划我要去肯尼亚完成研究生课程的一部分。在去肯尼亚之前，我回到皮茨菲尔德看望母亲（当我还在英国求学时，父亲和继母卖掉了皮茨菲尔德的老房子，搬到了南边的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探望完母亲后，她把我送到汽车站，朝我挥手道别。当大巴驶离站台，在我即将开始首次非洲之行之际，我笑了。现在想来，这个微笑是为了不显出离别的伤感。第二天深夜，我降落在阿布扎比，这是前往肯尼亚内罗毕的经停站。

我以前从未来过中东，更不用说阿联酋了。虽然我在阿布扎比的停留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但我却满心期待着这次旅行，就像那些一辈子都梦想着要乘坐飞机飞往离家很远的地方的人一样。我记得当飞机最后进近[3]时，我把脸贴在飞机舷窗上，看到窗外那黄色灯光如雨一般洒满大地。空桥上时不时涌过阵阵热浪，弧形天花板上贴着色调近乎完美的蓝色瓷砖。对我来说，走廊广告牌上的阿拉伯文字充满魅力。除了这些，我再想不起来其他。

当我打定主意要成为一名航空公司飞行员时，我中断了在肯尼亚的研究生课程，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波士顿，在一家管理咨询公司找了份工作，为飞行员培训课程攒钱。3年后，我搬到英国牛津附近的基德灵顿，开始参加飞行员培训。之后，我又搬到希思罗机场附近的一个合租屋，正式开始了我的飞行员生涯。执飞初期，我驾驶着窄体空客飞机往返于欧洲各城市，做短途航线飞行。后来我接受了波音747的驾驶培训——这是我从小就梦想能驾驶的机型。在驾驶波音747飞行的11年里，我去了世界各地许多大城市，但从未去过阿布扎比。

不久前，我接受了驾驶波音787的培训。驾驶着这款更新、更小的飞机，我终于来到阿布扎比。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以飞行员的身份来过这座城市好几次。每次飞这里，我们都有24小时左右的下航线（down-route）时间，意思是，虽然没在空中飞行，但亦远离家乡。这段时间够我睡个大懒觉，够我研究最新版的飞行手册，够我提交下个月的值勤申请（是申请去约翰内斯堡呢？还是金奈呢？抑或是再来一次阿布扎比呢？），够我边听音乐或播客边锻炼身体，也够我和同事一起或独自一人出去闲逛一圈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在高塔一样的酒店房间里，我俯视着酒店附近的街道。许多海湾地区的城市都有作为沿海小型居民点的悠久历史。不过，作为大都市，它们都还年轻。

酒店旁边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两旁都是商店，周围是一排排公寓和办公楼，大约20层高。即使是在深夜现在这个时间，这条大道也被灯光照得亮如白昼。与这条大道平行的还有许多小街道，两旁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看起来很宽敞的独门独院的房子。从我住的酒店高层的房间向下俯视，有一种不协调的舒适感。再往远处看，摩天大楼林立，许多大楼上都装了信号灯。我的目光跟随着这些信号灯连成的之字形线条移动，而这线条就像是这个城市创造者的签名。

我打了个哈欠，琢磨着是否到时间该睡觉了，但阿布扎比这座城市似乎并不困倦：楼下的道路依然车水马龙。这在海湾城市很常见，海边夏天的夜晚比白天要惬意得多。尤其在斋月，人们的公共生活似乎只在日落之后才开始。我注视着摩天大楼和建筑起重机上一闪一闪的灯，它们似乎在试着与我说话。这让我想到了大卫·莱维特（David Leavitt）的《失语的起重机》[4]，这应该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同性恋主题的小说。记得这本书是我18岁左右时一个朋友送的，当时他没怎么跟我说这本书的内容。我那时以为这本书是关于鸟类的，或者是关于日本的，因为我知道仙鹤在日本很受推崇，经常被画在他们的飞机尾部。事实并非如此，这本书的书名与一个小男孩有关，他从房间窗户向外看到了一架起重机，就把它的声音和动作当作语言，跟它交流。

我查了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此刻皮茨菲尔德天气晴朗。丈夫马克（我们名字相同）很喜欢我同事唱歌的视频。我手机里的航空天气专用程序显示，此刻希思罗机场的西南风很强。我想，既然现在睡不着，不如趁这个时间把衬衫熨平。虽然距离返航还有将近一天的时间，但我可以现在就做好相关准备。我可以仔仔细细地熨好衬衫，把它挂在衣柜里，然后把肩章和姓名牌别在衬衫上，把圆珠笔插进衬衫胸前口袋旁的笔袋里，这样我就又完成了飞行任务清单上的一项任务。

我打开那个嘎吱作响的熨衣板，固定好它。正当我准备给熨斗插电时，被窗前的书桌惊呆了——它被窗外灯火明亮的高楼映照着。我突然想起了童年卧室窗边的那张书桌，还有那些年我在书桌旁想象的或者画的许多版本的幻想之城。

我走到窗前，在书桌旁坐下来，低头看了看熨衣板，它的一端指向圣城麦加。根据这个标记，我能估计出从阿布扎比到伦敦的大圆航线（great circle route）——两地之间沿地球表面的最短路线——的初始方向。任何一个飞行员在两地之间飞行最初可能遵循的都是大圆航线，如果有飞行员没有遵循大圆航线的话，那么从阿布扎比到皮茨菲尔德将不知要多飞多少距离。

我记得多年来我一直想在那张书桌上写下城市之于我的意义。

我想记录这些年走过的旅程，从一座城市——我家乡的那座小城——到如此多现实中的城市，每座城市都比我小时候想象的要迷人1000倍。我希望在写下这些时自己能敞开心扉——虽然这并不容易，但我知道这是唯一能让我理解自己对家乡的那份深沉的爱的方法，而我曾经是那么渴望离开那里。

还有一些更现实的原因促使我写这本书。大多数飞行员都非常热爱这份工作，当按规定必须要退休时，大家都会很不舍。当飞行的日子必须结束时，我希望能够记住所有我到过的城市。此外，虽然离退休还有好多年，但我还是想现在就把这些城市最令我沉醉之处分享出来——不仅与家人和朋友，还与那些可能不经常旅行，或无法到很远的地方旅行，或不像飞行员那样可以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旅行的读者。

“不寻常”是一个很贴切的说法。从古至今，没有人比如今的长途飞行员去过的城市更多。在我职业生涯的20年里——一个人类文明的城市化未来似乎逐渐形成的时代——作为一名飞行员，不同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交织成我对这份工作深深的迷恋，这与我对飞行本身的热爱颇为不同。

有时候，一次飞行我们就可能会飞越几十座城市。最令人难忘的是天黑之后经过一些沉睡、静默的城市上空时看到的灯光——如果这座城市没有大型机场，那么在不参考航行图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也无法辨认出是哪座城市——那些城市的灯光就如柯勒律治[5]笔下的古代水手，“像暗夜一样，从一处到另一处”。在飞机上，观察者可能会认为这只是宇宙中生物发光体的一种，但这是一种脆弱，甚至是一种孤独。当我在一些航班上远远看到西伯利亚、尼日利亚或伊朗的地面上有一片昏暗的灯光在夜空中闪烁时，我常常会被一种温暖甚至亲切的感觉所打动，那是一种可能像我在皮茨菲尔德度过的童年时光中最宁静的夜晚给我的感觉。

之后，飞机会降低高度。如果我们的飞机是在黎明时分降落，那逐渐明亮的光线会让我们看到沿途的荒野、农田、荒凉的陡峭山地或数千英里[6]的开阔海洋是如何构建我们要去的这座城市的：也许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它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今天的样子。现在，在破晓时分，在我们即将降落的最后20分钟，它舒展开来，它睡醒后如地图般的街景透过飞机的挡风玻璃映入我们的眼帘。

飞机着陆后，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或更深入地体验这座城市。当然，这些体验与寻常游客的不同。我们在很多城市中的停留通常是短暂而频繁的，是在充分考虑休息的相关规定后精心安排的，但也拥有一定的时间自由度。我们有时也会觉得这种浅度游不错，因为它允许大家根据兴趣和下航线时间做出调整（长途飞行员的下航线时间通常是24小时，很少超过72小时）。

以这种方式体验城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明显的效果是，我对每座城市都开始有了一种奇怪的熟悉感。事实上，在一些城市，这种熟悉感非常强烈，而且具有欺骗性，以至于我要一直努力提醒自己：我不是这儿的人，这座城市不属于我。

例如，洛杉矶。这个地名在小时候就引起过我无限的遐想，我渴望有一天能到这个地方。在我受训驾驶波音747飞机后，开始定期飞往那里。之后有几年我没再去过。几年后，当我又一次飞洛杉矶时，我估算了一下自己总共飞去那里多少次。也许有15次？我查了查飞行日志，是39次，现在已经超过50次了。如果每次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为48小时（有时候会更长）的话，这意味着我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3个多月——这时间已经长到当我在这儿的咖啡馆等咖啡或遇到堵车时，一晃神就会以为自己一直生活在这里。

之后我又飞走了。当我在世界其他地方遇到来自洛杉矶的人时，可能会很兴奋地和他们聊天，部分原因是我觉得自己跟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来自那个名字好听的大都市。直到有一天，我提醒自己：这种感觉可能不对，我对太多城市有这种感觉了，不可能任何城市都是我的家乡。

圣保罗是另一座我去过的次数多到不查看飞行日志我就记不清的城市。我曾在伊比拉普埃拉公园散步或跑步，在保利斯塔大道附近的咖啡馆和自助餐厅的靠窗位置上花几个小时观察过往行人。我把那些能在家里解决的杂事都搁置一旁，只为攒在一起后在南美的这个大都市里体验一番诸如去街上换表带这样的冒险过程。在圣保罗，我参观过大教堂，在像帝国大厦一样的高楼观景台远眺过，在到处摆放着我叫不上名字的水果和鱼的生鲜市场闲逛过，也去过那个令人惊叹的、名字让人过目不忘的火车站——光明站。的确，在圣保罗，我经常发现自己在楼梯上或拥挤的人行道上赶超游人，就像在国内那样有点不耐烦地步履匆匆。然后，也许就在那天下午，我就离开了。几天后，我会发现自己在别的地方也是这样。第一次降落在孟买后——事实上，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印度——我在那里只停留了24小时。我很兴奋，这是当然的，但我也惊讶地发现，我为自己在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城市的第一天所做的计划有多轻松。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其中的原因：我知道不管我是否愿意，我都会一次次地来到孟买，而且每一次我都可以在短暂的停留时间里自由地、近距离地探索这座城市，然后再决定我是否喜欢它，我甚至可以假装在这里有一点点在家的感觉；或者，如果季风雨来袭，如果我很疲惫，如果我想追一集喜欢的电视节目，我就假装自己根本不在孟买。

多年来，以这种方式体验不同的城市对我产生了三个明显的影响。第一，我熟悉的城市数量——尽管有欺骗性——逐渐增多，几乎快要覆盖整个“城市星球”。如今，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去过某座城市，我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或长或短在那儿待过，但这种感觉需要点时间才能消除。

消除这种感觉很重要，因为即使是飞行员，也不会任何地方都飞过。2018年，联合国公布了一份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名单，共548座。一些城市的人口统计数字只包含了城市范围内的人口，但一些城市的人口统计数字所包含的区域更广。（一座城市如何划定最有意义的城市边界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这与界定一座城市一样难，无论是在法律术语层面还是在日常话语层面。北卡罗来纳州的凯里镇靠近我父亲和继母退休的地方，它的面积是皮茨菲尔德的4倍——在马萨诸塞州，由公民会议管理的居民点是城镇，而由地方议会或市长管理的居民点是城市。而在英国，城市的规划由皇室决定。通常状况下，英国的城市必须有大教堂，但我丈夫的家乡南安普敦市却没有。）

抛开这些问题不谈，当我查看联合国的这份全球548座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名单时，惊讶地发现，即使把那些我飞行时去过但从未走出过机场的城市算上，即使把那些我去别的城市时顺带经过的城市或旅行时去过的城市都包括在内，我也只去过其中约1/4。

而且我曾去过的那些城市也不具任何代表性。名单上大约有60座城市在印度——在我到孟买的第一个早晨之后的几年里，我去过印度几十次，我以为我可能已经对这个国家有了一些了解，然而事实上，我只去过印度的5座城市。当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德里久尔、塞勒姆、蒂鲁吉拉伯利或印度其他几十座城市的名字时，我感到很震惊。在这548座城市中，有120多座在中国，而我只去过其中4座。

这些数字凸显了城市星球日益增长的人口优势——我们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生活在城市，到2050年，人数也许会超过2/3——以及它的多样性和非西方性。这个事实——即使是经常飞长途航班的飞行员也可能无法遍览整个城市星球——既令人震撼，也令人欣慰。

但对于飞行员来说，他或她所去过的城市之多，可能仍会令人惊叹。因此，只有飞行员才可能有的城市体验给我带来的第二个影响就是：我开始对城市进行分类，不仅从地理上，也从某些对我来说充满吸引力或是意义非凡的特质上，比如有无河流、摩天大楼或古城墙。

现在是凌晨1点，我从这么高的楼层俯视着阿布扎比，思索着从飞机着陆、进入这座城市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最令人难忘的事是什么。在我看来，阿布扎比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高楼林立，是一座典型的“高楼之城”。即使我已经站在这么高的地方了，仍然有许多高大建筑物是看不到顶的。它也可以被称为“夜色之城”，因为我们在阿布扎比降落或起飞的时间都是夜晚。我们还可以叫它“灯光之城”，因为当我多年后回忆起它时，它仍然那么耀眼。

我开始下意识地用这种方式对城市进行分类。我是在飞行多年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做法的，但我也不确定这种下意识是怎么来的。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我十分依赖城市中那些明显的元素和结构来构建我的幻想之城。也可能我只是为了图方便，或者这么做是有必要的，尤其对那些实际去过的城市比计划要去的城市多很多的人来说。也许我借鉴了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至少在构思上如此——这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它也是根据相似性原则编排的。当然，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公认称谓，我们仍然使用这些称谓来指代这些城市，比如“天使之城”“花园之城”“帆船之都”“照亮世界的城市”[7]等。

这种描述城市的方式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应该是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当时我读了父亲的自传——他将自己游历四大洲所去过的那些城市整理成了这本书。因此，在他的自传中有一些章节的标题叫“365座教堂之城”和“自行车之城”等。

不管是谁启发了我，我发现这种描述城市的方式很有意思。其中最让我心动的原因是，我知道父亲会喜欢。另一个原因是，这种分类方式不仅强调了城市的个性，也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毕竟，高楼之城有很多，灯光之城也有好多。

城市之间的共同点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们看作公园、图书馆、十字路口和礼拜堂等形式的近乎合乎语法规则的排列。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以飞行员的方式体验城市给我带来的第三个长期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世界上的城市——包括一些大都市，以及许多对我来说陌生的城市——不断繁荣昌盛，这让我感到震惊，也使我的思乡、归乡之情更浓。

我知道我与皮茨菲尔德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我在那里长大，在那里学会了隐藏自己，并梦想着灿烂的远方：一个幻想之城，那么完美，那里的孩子不会受到我曾受过的困扰；还有许多真实存在的城市，在那里我相信我会找到那个属于我的女孩，甚至学会用一种不发“r”的语言或者只有我能发对“r”的读音的语言和她说话。后来，当我长大一点后，我梦想找到一座城市，作为连接皮茨菲尔德和我的幻想之城之间的现实存在，在那里我能轻轻松松地做我自己（主要是指尊重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但又不仅仅如此）。

自从我离开皮茨菲尔德后，我就清楚地知道，许多困境一直如影随形。我也开始明白，是皮茨菲尔德——大部分仍留在那里的爱我的家人、朋友和邻居；我的老师、图书管理员和童子军领袖；那些帮我攒钱完成赴日暑期交换项目以及随后的大学学业的人们，比如订阅我送的报纸的家庭、在我工作的餐馆就餐时慷慨给我小费的顾客；允许我保留所有自己赚到的钱的家庭环境；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比如我在第一次飞行课上见过的跑道以及从这座城市通往外面世界的那条养护良好的公路——所有这些使我一直想离开家乡的梦想成为现实。

如今，虽然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但我还是会经常回皮茨菲尔德。许多我深爱的人仍生活在那里，那里的许多地方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我一直梦想和马克在皮茨菲尔德附近某个地方享受退休生活。我们可能每天都会去图书馆，或某家咖啡馆，或野生动物保护区。但我也担心，再回到故乡生活可能永远不会有当初离家时的感觉了。

事实上，我与家乡的关系反复给我上着同一堂课，它告诉我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要如何共存。离开家乡后，我走出了困境，交到了好友，找到了喜欢的工作，遇到了爱人——马克。我现在在皮茨菲尔德时，会时不时地发现——当我碰到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想要逃避时——我是那么顺理成章地把家乡和自己混为一谈，我不太敢相信自己这么轻易就这样做了。还有些时候，我发现即使已经人到中年，身边有丈夫陪伴，走在最熟悉的街道上，我仍对自己有一种不确定感。

此外，当我远离皮茨菲尔德时，我越来越清楚，自己对其他城市的看法仍然受到它的影响。

有时我觉得皮茨菲尔德就像一个镜头，它的特殊尺寸和材质决定了我如何看其他地方。还有些时候，它更像是我随身携带的一张地图，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都会展开它。比如，当我准备在班加罗尔闲逛一番时，我意识到自己估算的半英里正是从我童年时的家到高中学校的距离。或者当我在纽约地铁站的楼梯口停下来时，我会把眼前的十字路口与我以前在卧室书桌上画的图进行比对，来弄清楚哪条路在东边。

但最主要的是，我觉得皮茨菲尔德在我生活中的作用就像母语一样，当我试图了解其他地方时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它——就像语言学家在整理和描述世界上其他语言时，必须使用一种特定的语言来完成一样。我想正是家乡的这种特殊性，以及我对家乡的复杂感情，解释了为什么皮茨菲尔德总是伴随着我，尤其是在那些与它完全不同的或相距甚远的城市。

有一次我们的飞机在吉隆坡着陆后，我决定跳上一辆开往马六甲市的巴士——在繁忙的机场巴士站有多个出发牌，而我只认得马六甲这个名字。天黑后不久，我到达马六甲市，找了家酒店安顿下来，然后出去闲逛。我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行走，然后拐进了一座横跨马六甲河的大桥。我站在那里，想看看河流的流向，看看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可能在哪个方向，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从伦敦飞来的航班还越过了印度洋的东北部。

在那个温暖的夜晚，我站在马六甲狭窄的河道上方，水面映照着两岸长廊五颜六色的灯光，就像石油在河面上燃烧一样明亮。我试着计算当时皮茨菲尔德的时间，想到了流经皮茨菲尔德的胡萨托尼克河，还有冬天在河岸形成的玻璃状冰凌。我也想到了“metropolis”（大都市）、“mother city”（母亲之城）这些词的词源，想到了故乡像母语一样存在的所有情形，比如在马六甲，我家乡那条河的拐弯处就像转弯一样轻易回到了我身边。

对于那些说我们再也回不了家乡的人，我给他们的回答是——用这些年只有飞行员才能收集到的证据——我们从未离开家乡。当意大利爱国者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决定逃离永恒之城[8]时，他向那些一直陪伴他的人保证：“我们在，罗马就在。”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所在的城市了——不记得那是座古城还是现代都市，那里是房屋低矮还是高楼林立；也不记得我当时是坐在酒店房间的桌子旁，还是坐在地铁里或是公园的阴凉长椅上。我只知道，当我现在回想起这些时，在阿布扎比短暂的夏夜，我想家了。

我从桌旁站起身，走到玻璃窗前，透过身后房间里反射的灯光，看向对面的摩天大楼，又看向路面。我拉上窗帘，刷牙，定好闹钟，爬上了床。我要早点起床，在气温升高之前，去喝杯咖啡，然后散散步。

注释

[1]“里约热内卢”的葡萄牙语为“Rio de Janeiro”，意思是“一月之河”。——译者注。

[2]作者大学就读于阿默斯特学院，该校位于皮茨菲尔德东边的小镇阿默斯特，常年位居全美最佳文理学院第一或第二名，专注于本科教育，不设立任何研究生学院。——编者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编者注）

[3]“进近”为航空术语，指飞机下降时对准跑道飞行的过程。

[4]《失语的起重机》（The Lost Language of Cranes）原书名中的“crane”一词既有“仙鹤”之意，又有“起重机”之意。作者少年时刚看到本书书名时，将之理解为“仙鹤”，后明白书名中“crane”的意思是“起重机”。——译者注。

[5]即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其代表作有文学评论集《文学传记》、诗作《古舟子咏》等。

[6]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1英尺约等于0.30米。

[7]“天使之城”（City of Angels）、“花园之城”（City of Gardens）、“帆船之城”（City of Sails）、“照亮世界的城市”（City That Lit the World）分别指美国的洛杉矶、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奇、新西兰的奥克兰和美国的新贝德福德（在19世纪早期，它出口了大量供灯具使用的鲸油）。

[8]指意大利首都罗马，因罗马是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建城历史悠久而得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