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有文采，想象力挺丰富，敢想敢干。夏天，他下令捉来许多萤火虫，晚上在山谷中一次放飞，呵呵，有趣，有趣，太有才了！现在大连放萤火虫哪比得上杨广当年！这还是小事，他觉得高丽拿他不重视，于是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因为怀恋江都的日子，就开凿大运河，建有万艘船的大型船队；因为喜欢游览祖国大好河山，所以在各地建行宫，蓄宫女，存钱财。在杨广眼里这些都是小事，他写了两句诗，把两件大事写得是轻飘飘的：“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可所有的这些，整惨了百姓，引发的是全国性的造反。在隋末造反的队伍中，有许多就是派去征战的军队。造反多了，杨广分析是人多才乱子多，杨广于是要求多杀人，把人杀掉，不就没有人造反了吗？以至于民不聊生，天下鼎沸!
笔者总觉得杨广有点文人的怪味，这点怪味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是个性，可杨广偏偏在干皇帝，结果就成了暴君。杨广觉得自己诗文好，文人相轻，对当时的薛道衡、王胄心底下就不快活。薛道衡被逼自尽后，杨广开心的说：“看你还能不能再写‘空梁落燕泥’了！”杀掉了王胄后，杨广说：“‘庭草无人随意绿，’有本事再写出来！？”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隋朝的一个治国基本方略，隋朝很注重国家的战略储备，把战略储备物资分存在全国各战略要地，以备不时之需。这是好事，但根据史料，隋朝的国家储备量远远超过人民承受能力，以至于官仓米霉，百姓饿死。看现在发掘的“回洛仓”遗址，其规模是十分惊人的。唐代人分析说，过多的国家储备，反而会引起有些人不必要的贪欲。这也是颇有道理的。
面对全国性的社会不稳定，杨广想想干脆跑到相对稳定，给他留下美好回忆的江都。西京长安交给代王杨侑，东都洛阳交给越王杨侗。杨广坚决贯彻自己的鸵鸟政策，只管自己眼前快活，以后的事以后再讲，有谁来报告天下不稳的，轻则痛骂，一般都是把来报告的人头砍下来。杨广不是不知道时局动荡，但已是毫无解决的信心，杨广曾对镜子感叹：“好头颈，不知谁来砍掉！”好日子不长了，过一天是一天吧！当有人告密，说随从的卫队要造反时，杨广不但不查，反而还是把告密者给杀掉。萧皇后一句话说到了底：“事情已经到这地步了，没办法了，说也没有用，讲了只是让皇帝徒自忧愁。”一切随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