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延安时期经济建设的成就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国民经济是由公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受到限制的封建地主经济等5种经济成分共同构成的。在党的经济建设政策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5种经济成分均得到了长足发展。

（一）陕甘宁边区公营经济的发展

公营经济是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之一，主要由公营农业、公营工业和公营商业等组成。

1.公营农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农业首先是由边区留守部队从1938年开始的。1939年12月，边区中央机关、军事机关、边区政府系统和县乡政府机关共取得了开荒162841亩、收获细粮17619石、蔬菜2290861斤的好成绩。^[2]1943年，中直军直系统耕地13144.7亩，粮食收获1823.09石，蔬菜收获8092755斤，养猪5238头，牛861头，羊3570只；边区系统耕地7202.8亩，粮食收获1455.93石，蔬菜收获2434896斤，养猪993头，牛50头，羊1738只。^[3]1946年，部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取得了新的成绩，蔬菜大部分能够自给，伙食费和办公费的自给率也达到47%左右。^[4]在机关、学校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运动的同时，边区部队也掀起了以农业为主的部队大生产运动高潮。1943年，全兵团共种粮食185585亩，收获细粮19192石，种菜17409亩，收蔬菜22810064斤，养猪14529头，羊14348只，牛1419头。1944年，部队在边区的16个地区进行垦殖，耕种了83.8万余亩荒地，生产细粮10万石以上，除去自用部分，交公粮4.3万石，其中三五九旅部队生产细粮2万石，交公粮1万石。^[5]

2.公营工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是从1938年开始建设的。经过3年的建设，到1940年年底，边区的工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纺织、印刷、肥皂、石油、煤炭、造纸、机械、制革等多个行业。1942年，边区对政府、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办的公营工厂进行了调整合并。截至12月，边区共有各类公营工厂74个，资金5967万元，职工3036人。^[6]到1944年，边区的公营工厂达到101家，职工6354人。截至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边区公营工业职工总数已达1万多人。^[7]日本投降以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边区的公营工业一度有所下降，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以后，边区公营工业多遭破坏，1948年，延安光复以后，边区的公营工业逐渐得到恢复。其中军工生产发展较快，总产量已达到1947年水平的250%，民用基本工业初步恢复，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逐渐接近1946年的生产水平。

3.公营商业的发展

1938年3月，光华商店的成立拉开了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发展的序幕。光华商店是边区银行直属的商业机构，也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公营商店和新民主主义国营商业的雏形。1939年大生产运动兴起后，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纷纷开始从事商业活动。1940年，仅延安、绥德、定边一带，机关学校设立的大小商店就有60余家。1942年，边区政府成立了盐业公司和土产公司两家大型骨干商业企业。1941年至1942年，为了应对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兴起了经营商业热潮。1941年10月，仅延安市就有公营商店60余家，绥德、碛口一带约有百家。1943年10月，延安市几个大过载栈合股成立南昌公司。南昌公司由边区政府物资局直接领导，公司所属各部门的经营计划、经营方式、物价均由物资局统一规定，盈利统一分配，面貌焕然一新。^[8]

（二）陕甘宁边区合作经济的发展

1.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1939年，全区参加劳动互助组织的劳动力达249163人。^[9]1943年，全区春耕有10%—15%、夏耘有40%左右、秋收有30%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劳动互助，占到当年劳动力的25%左右。^[10]另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全边区参加变工组织的劳动力，一个地区多至占全劳动力的45%，少至占全劳动力的28%，在锄草的时候，有些县份竟占到全劳动力的80%。^[11]农业互助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农业的发展和提高了边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据统计，全区粮食总产量1944年比1937年增加70万石，人均粮食产量由1937年的0.86石提高到1944年的1.25石，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46.5%。^[12]

2.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

1937年秋，边区原供给部的鞋靴社和被服二厂解散后，边区总工会将流散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延安工人合作社，有社员70余人，股金250元。这是抗战时期边区成立的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39年冬，边区仅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0个，社员199人，股金11251元。1940年，边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增加到17个，股金增至64000多元。1941年，边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增加到30个，股金增至613117元。^[13]1942年10月，全区共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50个，股金249.1万元。1945年7月，全区各种工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增加到253个，社员2920人，股金45000万元，月产值43750万元。

3.消费合作社的发展

1937年，边区有消费合作社142个，社员57847人，股金55525元，公积金3594元，销售额26万余元。^[14]1940年与1937年比，社员增加113%，股金增加369.6%，公积金增加1074.4%，年销货总值增加342.8%，净利润增加2418.3%。^[15]1942年底，边区的消费合作社由1941年的155个增至207个，增加33.5%；股金由1362384元增至9346876元，增长4.86倍。^[16]1944年，边区的消费合作社增至281个，占各类合作社总数的44.3%，成为边区合作社的主要类型。^[17]

4.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1938年，延安南区合作社曾试图举办信用合作社，但由于股金太少，没有单独成立信用合作社，也没有吸收存款，只是办理了信用贷款。1940年，关中分区赤水县劳动英雄蒲金山创建了边区第一个粮食信用合作社。1943年3月，延安县南区沟门合作社由消费合作社改制为信用合作社，成为边区第一个规模完备的信用合作社。1944年，西北局研究室介绍了南区沟门信用合作社的经验后，延安成立了6个信用合作社，安塞、曲子县也各成立了一个信用合作社。1944年底，全区的信用合作社增至86个，资金达到5亿元。^[18]

（三）陕甘宁边区个体经济的发展

1.个体农业的发展

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运动以后，边区一半农民获得了约60%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另外40%的土地仍然主要归地主所有，约一半农民被迫继续主要依靠租地谋生，但由于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这部分农民的负担也大大减轻了。这就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边区个体农业的发展。据统计，1941年，边区的耕地面积扩大了481262亩，粮食产量达到1455860石，牛9676头，驴11947头。1942年，增开荒地354786亩，粮食产量达到1483683石，牛6770头，驴32965头。

2.个体手工业的发展

1939年7月，边区有5万妇女从事纺织生产。1939年，延安市共有铁匠16家，木匠、锅匠、钉秤、裁缝、锡匠、银匠47家，流动工人500人。^[19]据对延川14县市的调查显示，1942年共有手工业作坊399家，从业人员656人；1943年，作坊增加到1108家，增加了2.8倍，从业人员2047人，增加了3.1倍；^[20]1944年，三边、陇东、绥德三分区共有各种作坊1425家，从业人员2857人。

（四）陕甘宁边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私营工业的发展

1939年，边区有私营纺织厂6家，私营纸厂39户，延安、安定、延川、延长有私人煤矿20多处，定边、盐池有私人盐池五六处。^[21]1944年，边区的私营工业遍及煤炭、食盐、造纸、纺织、毡房、制鞋等30多个行业，从业人员达到数千人，其中纺工310人，炭工1891人，盐工1932人。^[22]

2.私营商业的发展

1936年至1940年，延安市私营商户从168户增至297户，增加了129户，其中5万元以上的商户增加了1150%，1万—5万元的商户增加了660%，5000—10000元以上的商户增加了40%。^[23]1936年至1940年，延安市外省商户从87户增至120户，各县商户从49户增至99户。外籍商户在延安市商户总数中所占比例虽然不断下降，但直到1940年仍占40%。1941年，延安市拥有私营商户355家，比1940年增加了58家，1942年增至370家，1943年455家，1944年473家。

（五）陕甘宁边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地区经历了土地革命，全区约60%土地分给了农民，地主经济被消灭了；一部分地区没有经历土地革命，约40%的边区土地仍旧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地主经济依然存在。尽管如此，由于对地主实行了减租减息，导致来自土地的地主收入减少，加之由于“地主成分在政治上永远是个负担”，^[24]致使不少地主占有土地的愿望下降，低价出卖土地的趋势加剧。在此情况下，又有50%—80%的土地转移到了农民手里，^[25]一些继续经营土地的地主，也大多不再靠收取地租生活，而是转向自耕，成为富农；一些地主则转向了经营商业和工业。^[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