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延安时期经济建设的贡献及对新时代延安经济转型的启示

（一）延安时期经济建设的贡献

1.赢得了民心

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既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又减少了对老百姓的索取，从而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赢得了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访问，主要成员谢伟思在同年7月28日撰写的调查报告中说：“延安民众官兵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27]这些所见所闻使他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这段话就是对延安时期党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并因此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的有力证明。

2.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不仅解决了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也解决了党政干部和军队的生计问题以及军事装备问题，从而为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3.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锻造了宝贵的革命文化，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抗战时期，面对严峻的经济困难，毛泽东采取了开源和节流并举的方法。所谓“开源”，就是号召党政军民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所谓“节流”，就是号召党政军民厉行节约，艰苦奋斗。毛泽东通过开展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和艰苦奋斗的节约运动，不仅克服了经济困难，也在全体党政军民中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才取得了成功。

4.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事业积累了家底、培育了人才、提供了经验

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一是为新中国积累了家底。延安时期建立的许多公营企业，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国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既懂得革命斗争又会经济建设的领导干部和专业人才。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学习经济工作、培养经济干部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技术。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28]正是在毛泽东的号召和重视下，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才培育出了包括朱德、陈云、李富春、林伯渠、高岗、习仲勋等老一辈既懂革命又懂经济的高级领导干部。从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做了重要的人才储备。三是为新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建设经验。延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经济制度，不仅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而且为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都提供了最直接的智慧和借鉴。

（二）延安时期经济建设对新时代延安经济转型的启示

1.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做好新时代延安区域经济转型工作的前提

延安时期，党的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首先得益于党的经济建设政策完全是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并且是根据变化了的革命形势不断变化着的，而不是从外国模式或书本中照搬过来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土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等，无不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结果。同样，做好新时代延安区域经济转型工作，也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市情、省情、国情和世情，顺应形势，把握趋势，制定相应的转型战略和策略，而不能照抄照搬书本的理论或兄弟地区的经验，更不能因循守旧，裹足不前。

2.加强和改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延安经济转型工作的关键

延安时期，党的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日益成熟的党的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党为什么能够领导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取得成功，一是善于学习，包括学习如何搞好经济工作；二是善于调查研究，而不是热衷于“拍脑瓜”；三是善于民主协商，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比如厉行节约，精兵简政的经济政策，就是党中央倾听党外民主人士意见的结果。同样，做好新时代延安区域经济转型工作，关键在于中共延安市委的正确领导。为此，中共延安市委也应该像延安时期的党中央那样，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勤于调查，认真研究；集体决策，民主协商。

3.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做好新时代延安经济转型工作的根本宗旨

延安时期，党的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最重要的是，党始终没有忘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改善民生，开展经济工作靠的是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经济建设取得的成果则是用来保障人民战争和革命群众的供给。正因为如此，延安时期，党的经济建设才得到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理解、响应和支持，从而才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样，做好新时代延安区域经济转型工作，也应该以为了全体延安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为根本目标，也应该依靠全体延安人民的共同奋斗，也应该让全体延安人民能够共享延安经济转型的成果。只有如此，新时代延安经济转型工作才能取得成功。

4.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做好新时代延安经济转型工作的力量源泉

延安时期，党的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归根结底，靠的就是党政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正如1943年9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高兴地说的那样：“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29]2019年是毛泽东给延安人民复电70周年。在复电中，毛泽东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作风，不仅因为这是共产党人的本色，也因为这是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乃至整个革命事业得以成功的法宝。毫无疑问，做好新时代延安区域经济转型工作，固然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支持，离不开发达地区的援助，但归根结底，还要靠226万延安儿女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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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846页。

[2]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生产自给》第8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108页。

[3]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4]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解放战争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5]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6]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19页。

[7]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8]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9]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10] 《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11] 《介绍陕甘宁边区组织集体劳动的经验》，《解放日报》1945年12月21日。

[12]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3]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2页。

[14] 建设厅：《抗战以来边区合作社发展概况》（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互助合作》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15]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180页。

[16] 建设厅：《边区合作事业的发展》（1944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互助合作》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17] 边区政府研究室：《边区合作社八年的发展概况》（1944年8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互助合作》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18] 边区建设厅、边区银行：《边区信用合作社的检讨》（1945年12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互助合作》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19]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184页。

[20] 《建设厅一九四三年工业统计表》，1944年4月1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1—482页。

[21]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22]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8年2月19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7页。

[23]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24]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4年），甲5，内部资料1994年版，第341—342页。

[25] 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26] 贾拓夫：《关于边区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1945年3月15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

[27] 一叶：《延安时期中共对美关系始末》，《湖北档案》2014年第9期。

[2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

[2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