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映射下的莫言创作

——以《檀香刑》为例

相琳^[1]

内容提要：莫言作为齐鲁大地孕育的杰出作家，其文学创作深受齐鲁文化的熏陶和浸润。齐文化作为滨海文化与仙境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体系，具有奇幻性与叛逆性的双重品格，出生于齐文化圈的莫言深受其影响。在《檀香刑》中，齐文化的奇幻性构筑了作品奇崛诡异的故事情节，而齐文化的叛逆性与开放性则构筑了系列放荡不羁、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莫言；《檀香刑》；齐文化；奇幻；叛逆

关于区域文化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严家炎先生曾有过精要论述：“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方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2]出生于齐文化圈的莫言正是受齐文化影响较重的山东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无不呈现出齐文化的深层浸润和深刻烙印。莫言的哥哥管谟贤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也一再强调齐文化对莫言的影响：“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中来的，这是莫言对中国神话、民间传说，尤其是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齐文化为他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浓烈的文化氛围，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基调，所以我一再说，研究莫言应该从齐文化那里寻根。”^[3]正是在齐文化的浸润下，莫言凭借神秘而丰富的想象在作品中构筑了无数奇崛诡异的情节和自由奔放的人物形象。

一 齐文化的奇幻性与《檀香刑》奇崛诡异的故事情节

文化特征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齐地位于我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三面环海，相比内陆地区而言，地形较开阔。开放的滨海环境孕育了众多的神话传说，面对着浩渺无际、变幻莫测的大海，人们往往会产生无限的遐想，齐地的东部沿海时常会出现海市蜃楼的神奇景观，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科学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更容易将其归因于鬼神仙怪的力量，因此齐人与其他地区的人们相比，更富于幻想，拥有着更为丰富的想象力。齐地也因此成为盛产神话传说的地域之一。春秋时期，齐学形成了道家传统，齐国由此成为神仙方士的发源地，海内三神山和黄帝泰山封禅的传说就产生于齐国，从战国到魏晋的著名方士也大都为齐人。这一切的一切，都为齐文化打上了神秘、虚幻的烙印。

由于仙境文化的渗透，齐地自古以来就是志怪小说的发祥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深受齐文化影响并根据民间传说加工而成的文学典范，作者在其中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人、鬼、狐、仙相交织的文学世界。谈到蒲松龄，莫言也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装神胜过装洋蒜，弄鬼强似玩深沉。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4]莫言在此明确地道出了他与蒲松龄的师从关系，可见在齐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莫言受其影响之深。正因为此，莫言凭借着齐地丰富的文化资源延续了齐人“好谈怪力乱神”的文学传统，作品中充斥了大量的扑朔迷离、诡谲离奇的故事情节，使其带有了一种神秘虚幻的文学色彩。

《檀香刑》中的赵小甲因为小时候听了母亲给他讲述的神奇虎须的故事，而央求孙眉娘去给他弄一根虎须，当他真正得到了虎须之后，他看到了身边人的本相。他的老婆孙眉娘竟然是“一条水桶那般粗细的白色大蛇，站在炕前，脑袋探过来，吐着紫色的信子，两片鲜红的嘴唇一开一合”。“她的嘴里喷出一股腥冷的气味——正是蛇的气味——直扑到俺的脸上，她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古怪的笑容，一些明亮的鳞片式的东西，在她的脸皮里闪烁着。”^[5]而赵小甲的亲爹赵甲也变成了一只瘦骨嶙峋的黑豹子，“它的毛茸茸的大头上，扣着一顶红缨子瓜皮小帽，两只长满了长毛的耳朵在帽子边上直竖着，显得十分警惕。几十根铁针一样的胡须，在它的宽阔的嘴边往外奓煞着。它伸出带刺的大舌头，灵活地舔着腮帮子和鼻子，吧嗒，吧嗒……两只生着厚厚肉垫子的大爪子，从肥大的袍袖里伸出来，显得那么古怪……”^[6]而钱大老爷是白虎精转世，与小甲的黑豹子爹展开了一场虎豹大战。在这里，莫言运用非凡的想象力将人物作了人兽同体的神化，一方面是为了展现人性丑陋、卑污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受到了齐文化中神秘虚幻的仙境文化的熏陶。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将人物进行幻化、神化，使故事情节整体呈现出离奇诡异的特征。在德国士兵杀害了孙丙的妻儿和马桑镇的二十几条人命之后，孙丙为灭洋鬼子拯救苍生，去曹州搬回来了神拳救兵，其中“一个身材玲珑，腿脚轻快，腰扎着虎皮裙，头戴金箍圈，手提如意棒，尖声嘶叫着，活蹦乱跳着，恰似那齐天大圣孙悟空。另一位袒着大肚皮，披着黑直裰，头戴毗卢帽，倒拖着捣粪耙，不用说就是天蓬元帅猪悟能。”^[7]孙丙还在高密大摆神坛，使岳武穆元帅的精魂附体，让众士兵喝下神符，练就金刚不坏之躯。我们看到莫言笔下的义和团运动是如此怪诞、离奇。在莫言一系列的小说发表之后，人们发现他的小说越来越倾向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因而极力地用西方的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他的作品，将作品中神秘夸张诡异的故事情节归因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借鉴。的确，就连莫言本人也承认在读了马尔克斯的作品之后，他深受启发，感叹“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如果说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激发了莫言的文学创作思维，那么真正支撑莫言文学创作的还是中国深厚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积淀，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齐文化长期氤氲下的文学蓓蕾。正如识者所言：“高密东北乡地处古代齐文化的领地，闳大不经，充溢泱泱之风的齐文化，更多地保存了远古神话的幻想色彩。这里本就是齐文化得以滋长的土壤，必然会受到放达、洒脱和宽容的齐文化的熏陶，使高密民间形成了具有地域色彩的世俗民间文化。”^[8]

二 齐文化的叛逆性、开放性与《檀香刑》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

齐国的封地营丘在东夷腹深重地，该地夷族势力较商奄旧地要强大得多，因此姜太公封齐之后，不得不容纳当地的东夷土著文化，对其采取了宽容和顺应的政策，突出表现为“因其俗，简其礼”的治国之策，因而齐国更多地保留了东夷文化的内容，而受周礼的影响较少。再加上齐国开放性的地理环境与自由洒脱、放荡不羁的民族性格，使齐文化整体不太注重礼乐教化，甚至表现出“非礼”的举动。虽然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齐、鲁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但是由于东夷文化渊源的影响，齐文化还是较多地呈现出与礼教相抗衡的姿态，表现在齐人文化观念上就是不受封建礼教的禁锢与束缚，放纵欲望，快意人生，张扬自我。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地域环境塑造特定民众性格。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此问题的基本认识是：“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场所，它为人类提供了生产、生活资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自然环境起着一定的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并且自然环境的差异必将对人类文化打下深深的烙印，进一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命运。它不仅影响到文化，而且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对其范围内人的性格的形成也产生影响，使其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9]前面讲到齐地东部面朝广阔的海洋，地形开阔，沿海的有利条件使齐地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再加上海上交通的便利，因此齐地很适宜发展工商业。由文献资料记载，我们得知姜太公封齐之后，在经济上推行“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的政策，以农工商并重来实现富民强国，因此齐地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且很早就与各国进行海外贸易，拓展经济发展渠道，与国外交流密切。所以齐地人与内陆人相比，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超前，思维更加活跃，因而齐人形成了开放豁达、自由洒脱、放荡不羁的民族性格。

莫言作品中刻画的众多原始生命力旺盛、放荡不羁、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正是自古以来齐人性格的真实写照，其中以《檀香刑》中的孙眉娘形象最为典型。小说第一篇《凤头部》以“眉娘浪语”展开故事的叙述，一出场她就以艳丽风骚、泼辣放荡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孙眉娘出生在一个戏班子家庭，打小跟着爹的戏班子走南闯北，长着一双天足，美貌绝伦，风情万种，外号“大脚仙子、半截美人、狗肉西施”，然而她却偏偏嫁给了“白天迷迷糊糊，晚上木头疙瘩”的赵小甲，傻子丈夫自然不能满足眉娘正常的生理和精神需求，在与钱大老爷相遇之后，眉娘疯狂地爱上了英俊威武的钱大老爷，为了能与钱丁再次相见，眉娘想尽一切办法，甚至拜访神婆吕大娘，按照她的吩咐冒险来到潮湿低洼的田野来寻找交配的蛇，结果遭大蛇袭击，加上相思成疾而大病一场，后来以为父亲报被胡须之仇的名义闯入知县书房与钱丁厮混。我们看到莫言笔下的孙眉娘不囿于传统世俗观念，敢爱敢恨，放荡不羁。虽然已为人妇，但是为了追求性爱自由，不惜牺牲名节和尊严与钱丁相会，放纵礼教压制下的人性欲望，只为满足自己的情爱需要。在得知钱丁患病不起的消息之后，眉娘心急如焚，柔肠寸断，竟然大胆夜闯县衙而陷入知县夫人设的圈套，遭到毒打。莫言在讲述眉娘与钱丁爱情故事的背后，并没有对这种爱情给予现实的褒贬评价。

在《檀香刑》中，一切伦理世俗的观念被彻底推翻，活跃在作品中的孙眉娘形象作为人性抒写的载体摆脱了传统礼教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将人性最原始的面貌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以“荡妇”的形象将传统三从四德和封建伦理制度完全颠覆，从而彻底地完成了一次人性本真的抒写和回归。在一次清明时节，她还上演了一出“孙眉娘大闹秋千架”，将自己貌美风流、浪荡多姿大胆地展现出来，文中这样写道：“秋千架是什么？秋千架就是飘荡的戏台子，上去就是表演，是展览身段卖脸蛋子，是大波浪里的小舢板，是风，是流，是狂，是荡，是女人们撒娇放浪的机会。”^[10]秋千架上的孙眉娘与传统内敛矜持的封建女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自古以来，受礼教的束缚，女性的个人欲望大都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甚至逐渐被异化和扭曲，而在礼教意识相对淡薄的齐文化区域内，女性的个人欲望得到了释放。在孙眉娘身上，我们看到了原始生命力的张扬和热情奔放的人性本真。与此同时，我们也深深地体会到莫言笔下放纵欲望、快意人生的文学旨趣。

齐文化作为齐鲁大地独具特色的文化分支，它与鲁文化一样，对所属地区的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带有齐文化印记的胶东作家群体。莫言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胶东作家之一，受齐文化的影响尤其明显。在情节设置上，莫言擅长采用神化与幻化的艺术加工，使作品整体呈现出神秘虚幻的文学色彩，在人物塑造尤其是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善于展现人性的原始状态和充满自由野性的生命形态，这些都体现了莫言对典型区域文化之齐文化的自觉意识和传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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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 相琳（1989—），女，文学硕士，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师，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

[2] 严家炎：《总序》，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3] 管谟贤：《由莫言获诺奖看人类文明的进步》，杨守森、贺立华主编《莫言研究三十年》（下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页。

[4] 莫言：《我的文学经验——2007年12月在山东理工大学的演讲》，杨守森、贺立华主编《莫言研究三十年》（中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5] 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81—82页。

[6] 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7] 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页。

[8] 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9] 梁娟娟：《齐文化与齐人性格的形成》，《管子学刊》2004年第4期。

[10] 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