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地狱的绝叫^[1]

——论龚冰庐对山东煤矿工人斗争的书写

张全之^[2]

内容提要：龚冰庐曾在山东矿区生活多年，不仅熟悉当地的生活习俗，也对矿工们悲苦的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创作的系列矿工题材小说，在左翼文坛上引起广泛关注，被誉为矿工题材作家第一人。他用冷峻而又细腻的语言描写矿工们穷困、麻木而又时时面临死亡的生存状态，也描写他们身上可贵的反抗精神。他不简单地宣扬阶级斗争观念，不塑造脸谱化的人物，不喊空洞的口号，但其作品中的阶级斗争意识和不屈的斗争精神还是充盈而丰沛的。他虽然几近被遗忘，但其文学成就是值得珍视的。

关键词：龚冰庐；矿工；左翼文学

在《一九二五年的血》的开篇，龚冰庐写道：“一九二五年的夏季，我正闷住在山东的一个煤矿工场里。我们一点也用不着夸张，这煤矿工场的确是一个地狱。在那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是隔离着的，外面的空气一点也吹不进去，现世的新闻，我们永远不得知道。我们每日所习见的是矿底下出来的残废者，和可怜的囚徒，周遭布满了硫磺的臭味，空间荡漾着不散的煤烟。”在《炭坑里的炸弹》中，他这样描写福寿排队下井的情景：“经了工头的催促，都整起队伍来，一个挨一个站成一长队，向着地狱之入口处拥挤。”“地狱”是龚冰庐对煤矿的命名，而他的矿工小说，就是在地狱里发出的呐喊；工人们的反抗，就是地狱里的鬼魂们发出的反抗的绝叫。

一 被遗忘的龚冰庐

龚冰庐（1908—1945），江苏崇明（今上海市）人，左联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南通大学学的是纺织科，毕业后回到上海，在纺织厂做技师。一边在工厂工作，一边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他自己说读了三百多部。随后到日本研究美学。回国后，到淄川矿务局当职员，也有人说在煤矿子弟学校任教。在这期间，他对煤矿工人的生活有了充分了解，为后来的矿工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1927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炭坑里的炸弹》在《洪水》杂志第3卷第29期发表，引起左翼文人的注意；1928年是龚冰庐创作的丰收年，接近20篇作品在《创造月刊》《流沙》《太阳月刊》《文化批判》等杂志上发表。尤其是《炭矿夫》的发表，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被称为“一本有价值的真的文艺创作”^[3]。1929年出版了小说集《炭矿夫》，1930年龚冰庐的创作再次爆发，接近20篇作品在各报刊发表，小说《黎明之前》出版，引起较多关注。龚冰庐不只是写小说，他在话剧、诗歌方面也多有建树，尤其在话剧方面，他是左翼话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的发起人之一，他与冯乃超联合创作的《阿珍》被剧社搬上舞台，演出效果很好。他的《莘庄镇》《我们从新来开始》等，都有一定影响。1930年以后，龚冰庐淡出文艺界，据说在“一二八”事变之后，他避居故乡崇明，创办了一所职业高中，基本终止了笔墨生涯。抗战爆发后，到南京伪中央大学就职，时间不长就被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看中，调任宣传部，担任特种宣传司司长职务，成为汉奸文人。此后仍有少数作品问世，但已无法与此前作品相比了。1945年4月，因肺病死于南京。

如果不考虑后来附逆，单纯从文学创作来看，龚冰庐在左翼文坛上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作家，其成就远在蒋光慈、华汉、洪灵菲、孟超等人之上，其任何一部小说，都比郭沫若的《一只手》好很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普罗文学创作潮流中，龚冰庐的成就是卓越的，也是突出的。到目前为止，对他的研究尽管很少，但研究者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对他的被遗忘，均表示遗憾。朱寿桐的《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用了近万字的篇幅分析了龚冰庐的小说创作，认为“龚冰庐熟悉工人的生活，也熟悉工人的思想、感情；在熟悉工人思想感情的情形下，表现出来的人物才可能脱弃概念化、抽象化的赘衣，而成为活生生的富有个性的人物。在情绪表现上也是如此。创造社许多作者不懂得工人阶级生活的实际，更不知道工人思想感情实际，因而从否定小资产阶级自我情绪出发，想当然地把工人阶级的感情一律抽象化为充满反抗意志和战斗激情的情绪；工人阶级永远是一个整体，个体情绪、自我意识已经消失了。龚冰庐则善于而且也有条件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进行求异的表现，并在差异中突出工人阶级个体的自我情绪”^[4]，并认为，“他确实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作家，可惜，他确确实实被遗忘了”^[5]。另一位研究者也指出：“在我国的现代文学史上，龚冰庐是一位被遗忘了的作家，但他却是不该被遗忘的。他是江苏崇明县人，长期在山东矿区工作，是矿山的一位公职人员。提倡普罗文学以后，他创作过不少反映矿山工人生活和斗争题材的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在我国新文坛，这样集中和大量地反映矿工的生活和斗争，他是第一个。”^[6]龚冰庐的矿工题材小说，在左翼文坛上的确独树一帜。他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使其作品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但他确实被遗忘了，检索中国知网，以龚冰庐为题名或为关键词的论文是零篇，不仅文学史上没有对他的论述，在一些小说专题史上，也很难见到他的名字。他的被遗忘，可能与他后来附逆有关，但在1930年前后，他闪耀左翼文坛，留下了丰富的作品，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来的附逆，而否定了他早期的文学成就，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 饥饿与死亡：矿工们的日常生活

龚冰庐在山东淄川煤矿^[7]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正是这段矿区的经历，使他对煤矿工人的生活有了深入了解，为他创作矿工题材的小说提供了条件。

山东是煤炭生产大省，有着悠久的开矿历史。龚冰庐所在的淄博地区，采煤业十分发达，根据淄博矿区资料记载：“在1915年，矿区较大的煤矿有16家，生产井口30余个，工人9145人，日产达2491吨，其中民营煤矿产量1241吨，民营5家煤矿公司有机器8部。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淄博矿井的迅速发展，到1924年矿区的民营煤矿增至47家（博山38 家，淄川9家）。有矿井141个，机器100部，产煤171.03万吨。是年，据统计山东煤炭产量达300万吨，其中民营商办煤矿产量214万吨。”^[8]与此同时，日本也插手淄博、坊子等地的煤炭开采，对中国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龚冰庐到山东煤矿工作，是因为他一个本家的伯父在山东经营煤矿，所以他所在的煤矿应该是一个民营煤矿。煤矿开采是一个高危产业，尤其在技术条件极为落后的中国，采煤业的风险极高。所以淄博煤矿业高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一部采煤工人的血泪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忍受着高强度的劳动，还不得不瓮牖绳枢、啼饥号寒。《山东煤矿工人运动史》对此进行如下描述：

20世纪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十年间各种物价上涨一至三倍。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况愈下，难以养家糊口。如中兴煤矿，根据《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统计：1917年，大多数工人月均工资为7.84元，至1926年，月均工资仅为7.90元，十年中，工人的名义工资基本未增。若以1920年至1922年的平均工资同1917年的平均工资相比，则分别下降了2.4%、4.8%与1.8%。然而，这十年间，华北地区的物价指数却上升了20.15%。资本家对煤矿工人的剥削如此之残酷，致使工人的生活更加恶化，更为悲惨：全体工人之中，不免于债累者约在半数以上。工人的衣服大都破烂污秽，较穷之工人，每人往往仅有一套衣服，每至夏日则多数工人以破布围身以代衣服。住“窑户铺”的矿工，则大多数没有衣服穿，他们平时披着麻布片，出门下井时去当铺临时租裤子。遇到冰雪天，常有矿工冻饿而死。旧社会，在淄博矿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下窑苦，干工难，祖祖辈辈受熬煎。夏无单，冬无棉，三尺肠子挽着两尺半。”“六点至六点，没有一点闲，出尽牛马力，才挣两毛钱。自己吃不饱，哪能养家眷。”这些歌谣勾画了山东工人深受剥削和压迫、生活极度贫穷的凄惨景象。^[9]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也记录下了煤矿工人的状况：

他们终日在炭坑里作工、面目都成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

……他们有个恶习惯，常常把两星期的工，并在一星期来作。在这一星期中，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作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智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10]

贫穷、愚昧，劳苦、放纵，构成了工人生活的常态。而工头在工人生活区有意针对矿工开设酒馆、赌场、妓院，诱惑他们去消费，一方面从他们手里赚钱，另一方面，掏光他们的口袋后，他们便别无选择地积极下井卖命。由此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工人被牢牢地控制在工头手里。

龚冰庐在淄川矿区生活，对矿工们的处境深有了解，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了矿工们被饥饿折磨的痛苦状况。《炭矿夫》开篇写老伙夫到矿工居住的棚户区探望自己的女儿和外孙。这些矿工们居住的所谓房子，都是用茅草和泞泥做成的，像蜂窠一样简陋逼仄。到了女儿家住的茅草屋前，他看到“窗洞内没有光线透出来，里面黑沉沉地没有一点东西能给人看见。这里好像是久湮的古墓，没有一点生之气息……在这里面，谁都不会相信还有活着的人在住着”。而他的女儿和外孙就住在这里，他的女婿也是一名矿工。因为明天才是发工钱的日子，他的生病卧床的女儿从昨天开始就饿肚子了。他的外孙阿根不到一周岁，躺在母亲怀里吃奶：“因为饮食的不足，尤其是正在疾病中的那位妇人，两奶简直是干枯得像放空了气的皮袋，只不过两层皮悬挂在胸前，小孩子却很贪食地在狂吸，老人也很满足地看着。”但终于因为吸不到奶水，孩子哭了起来。老伙夫从怀里掏出两个烧饼交给女儿，女儿将其中一个喂给怀里的孩子吃，另一个留给孩子晚上吃。已经近两天没有吃饭的女儿，没有吃他带来的烧饼。老伙夫十分喜爱外孙，他对女儿说：“不要悲伤啊！我们守着罢，看这多么聪明的孩子，他总不会和我们一样的。守着罢，守着我们的将来罢，守着这孩子给我们的将来罢……”^[11]

为了给外孙过周岁，老伙夫每天只吃一顿饭，坚持了一个月，省下钱来准备买五斤面粉和一斤肉，给外孙蒸包子吃。老人期待着这个神圣的时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对这个外孙寄予了全部希望。但就在外孙过周岁的头一个晚上，老人死去了，梦寐以求的肉包子也没能吃上。

《炭坑里的炸弹》中的福寿与他十一岁的儿子都在矿洞里挖煤，他上日班，每天在井下劳作十三个小时，几乎见不着太阳；他的儿子上夜班，父子两个虽然在一个矿洞里挖煤，却见不上面。黄昏的时候，福寿回到家里，他的妻子病在床上，怀里搂着他的小儿子。为了到庙里给妻子求一个仙方，福寿打算打一个联班——连续做两个班——以便多挣点钱买香和黄表纸。由于早上上班时带的煎饼不够，所以福寿回到家里就很饿了。他记得早上出门时给家里留了十四张煎饼，但现在只有四张，他的儿子带走了十张。他不高兴地说：“他妈的，他拿八张还不够吗？——”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张高粱煎饼，就开始磨高粱。由于他妻子有病，买来的高粱米，都是他从矿上回来以后，用石磨磨成糊，再做成煎饼，用以糊口。对这些矿工来说，吃饭从来就是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作者满怀同情地写他们穷困的生活，也对他们愚昧、麻木的惰性给予了温和而又深刻的批判。《炭矿夫》中的老陈，发工钱前两天，他的妻子就饿着肚子，但一发工钱，他马上买回煎饼、牛筋、牛肺、卤菜、大葱、高粱、小米和酒。这些够吃三天的，可是再发工钱需要五天，还有两天要饿肚子。小说《杨柳院》中，一个试图要改善矿工生活条件的人，盖了一个设施齐全、卫生条件很好的院子，以矿工能够承受的价格出租：“这样一来，至少可以把工人们的永远的穷苦生活改善一下了。在这里，他可以免掉矿夫们由不洁得来的疾病和生活上的种种不安。”^[12]但是矿夫们宁愿有钱用来喝酒，也不会来这里租住。直到有一天，院子颓败了，设施坏掉了，像他们居住的茅草棚一样破败、一样肮脏的时候，矿夫们将这个院子占领了。这就是矿夫们的生活，穷困与愚昧，使他们失去了改善生活的要求。《炭坑里的炸弹》中的福寿，一边磨高粱做煎饼，一边还想着：“他妈的，有半斤高粱酒才有意思！”这些描写，使我们看到矿夫们的苦难生活，将他们的精神世界彻底掏空，失去了追求健康娱乐的能力。

除了贫穷带来的饥饿外，对矿工们来说，死亡是最大的威胁，而且是时刻都可能发生的事情。矿夫们挂在嘴边上的话是：

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

今天脱了裤子不知明天穿不穿。^[13]

龚冰庐笔下的矿工们经常重复着这句话，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是有清醒认识的。《裁判》中的陈兆老伯在窑里干了三十年，他把煤矿工场的总门称为“鬼门关”，将矿区称为“阴曹”。他腿受伤后发誓一辈子不再到这个地方，但他的儿子又在事故中受伤，他不得不去探望：“陈兆老伯足足有二年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了，他对于这个地方起一种深切的愤懑，和无涯的厌恶。他诅咒这地方，他叫这里为阴曹。他说：凡在这里来往的人人，都是些可怜的冤魂和无情的鬼判。他曾经坚决地起过好几遍誓，在他的生命未完结之前，他决不到这里来。”但是儿子受伤住院，他不得不打破誓言，重新走入“鬼门关”。儿子受伤严重，失去了一条腿和一条胳膊。这次事故压伤了五十多个人，死了八个，但是矿上只把四个人抬进医院救治，另外四十多个人不给救治，让他们等死。陈兆老伯觉醒了，他要和那些人一起反抗，但最终和儿子一起死在了医院里。《炭矿夫》最初在《畸形》杂志发表过开头的部分，名字叫《生与死》，就表达了作者对矿工生活的基本认识。如矿洞里的童工们，一边干活，一边与死亡打交道：“那里的坑道更狭小低矮，蹲着身子方能勉强通过。再前去是磋砑着嶙峋的怪石，用小木棍支着，人爬下了仅能钻入。里面有三个孩子在挖炭，都是赤裸着全身，睡在煤上，瓦斯灯衔在口内，一只盛炭的竹筐，安置在身旁，用左手拖着。右手执一柄小铁锤，轻轻地向他躺着的胸前的煤块上碓击。他们都小心从事，因为一重，煤一大块压下，就得葬在煤堆中长眠；最少也得受一回重伤。他们挖满了一筐，如蜗牛般爬行出来，煤筐拖在后面。在那里挖煤的都是些孩子，最小的在八岁左右，因为大人不能爬进那低矮的小窟。”^[14]即使轻轻地碓击，遇到松软的煤块掉下来，人也会变成肉饼，这些七八岁的孩子，是在死神的手掌中讨生活。成年人也好不了多少，福寿打石穴放炸弹炸煤，遇到了延迟爆炸的炸弹，他们以为不爆了，或者已经和其他炸弹同时爆了，就回到那里去。当他们靠近石穴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现了火花，于是他们拼命奔逃。由于福寿的瓦斯灯是花三个铜元从地摊上买来的，放水孔不很灵便，灯嘴容易闭塞。所以奔跑的时候经过激烈振动就熄灭了。为了逃命，他仍然拼命奔逃：

杂乱的石子，在他脚下绊着他，几次几乎使他翻倒。他只见他的同伴们的灯光，飞快地向前滚动，他就消溶在墨漆的黑暗里了。他什么也不见，连他自己的头生在那里也莫名其妙了。一瞬间，他的同伴的灯光转了一个弯不见了。他的四围好像都是无尽的石壁，把他团团围住。他好像觉得没有一点隙缝可以做他的去路。地下的无限的石子，绊着他使他更害怕。

他吆呼起来，他拼命呼号，但是没有一个傻子会救他的。

他还呼唤什么？没有这样的傻子来救他的。他知道了！于是他把瓦斯灯望后一摔，死命向前冲去。他不管冲到什么上，或者石壁，或者石堆，或是木架或是炭车。他只死命望前冲去，用他所有的力。这时他无须想到究竟是会撞到石壁上破裂了脑子，或是炸弹爆发，把他炸成了肉酱片片飞腾。^[15]

小说就此结束，给读者留下了悬念。但在另一篇小说《矿山祭》中，作者重写了这个故事，而且续写了炸弹爆炸后主人公的遭遇。只是在《矿山祭》中，主人公变成了阿茂，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矿坑里的炸弹爆炸以后，阿茂被炸去了一条腿，住进了医院。到了年底，矿山要举行“矿山祭”，这是矿山一年一度的盛大典礼。这一天，祭祀死者的“供养塔”被装潢一新：“围着那座塔的铁丝网已经拆掉，四面供奉着美丽的花圈，前面挂着万国旗。总算是几块石头出足风头，或者是石头底下的枯骨出足风头，这不要追根究底，要之一切都很漂亮。”“矿山祭”看上去是为了祭祀那些遇难的矿工，实际上是“高贵的职董先生们”寻欢作乐的日子。他们喝得两脸微醺，还从青岛、济南拉来了一班妖冶的日本艺妓，“职董先生们发狂到出了常轨，工人也得到了难逢的恣意享乐的机会”，没有人会想到“装点得这样好看的白石塔下好几千付白骨，矿山祭那里算得是为了这个，这不过是行乐的机会”。受伤的阿茂面对这样热闹的场景，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他对小麻皮说：“谁不是总要死掉的，在矿坑里做工的，终结是死在矿坑里！……谁敢说个不字？……但是这不是命运，这是根本倒了霉，我们算是一辈子在走着死路！……不要闹，听我……穷要穷得死，冻要冻得死，饿要饿得死，一天到晚，从生到死，这样做工还不是死，算了吧，那（哪）一条不是死路，我阿茂断条把腿还算不曾触霉头到底！”由于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置工人的安全于不顾，导致事故频发。根据有关记载：“山东煤矿的冒顶、透水事故一直是煤矿开采的主要危害，从前的小煤井生产，通常是遇煤就采，遇水不能排就停，放弃老井，另凿新井，在博山、淄川、章丘、莱芜、新泰、宁阳、峄县、临沂一带的老矿区，古井累累，积水盈坑，遗患无穷。”“淄博煤矿从1915年到1945年不完全统计，仅透水事故即发生42起，死亡矿工1858人。”^[16]龚冰庐的《血笑》写的就是冒顶事故，《废坑》写的透水事故。在《血笑》中，由于煤矿底下倒了几根支柱，煤层崩塌下来，一共压死了十多个正在挖煤的童工，情景十分凄惨：“压死的十几个童工并成一堆了。他们用铲挖到煤车里，从升降机上吊上了地面。在这一堆死骸中，已经分辨不出肉和骨，只是一堆有骨有肉有血并且掺和着多量煤屑的紫黑色的混合物。而且在这一大堆血肉中，有十几个的成分。但是那（哪）一点是某人的，这叫谁去辨认呢？他们只可按着分量分成十几堆，死者的家属来领尸时，就让他任便选了一堆去。”^[17]在冷静的叙述背后，是鲜血淋漓的悲剧。冒顶事故导致十几名童工尸骨不全，透水事故则更加恐怖，使死在井下的人连尸骨也找不到。《废坑》里的兆伯领着一群孩子在挖煤，突然遇到煤矿透水，他领着孩子们爬到坑洞的最高处，但水位在持续上涨，他们站的地方很快就会被水淹没，所有的空间都将被水填满，任何人无生还可能。这时兆伯想到，他们站的地方就是孝妇河^[18]河底，几根立柱支撑着石板，托着河底。只要将这些立柱放倒，孝妇河就会洞穿，他们就有可能通过河底浮上水面。兆伯的提议得到孩子们的赞同，但这时他又开始犹豫了，他对孩子们说：“谁断得定我们一定能够升到水面上去呢！假使这样一来，对于这个矿完全弄糟了！坑道和孝妇河穿了洞，坑道里的水永远打不干了！我们总是预备着死了，让老板还有个重新整顿的机会……不要毁坏了它吧，来找事做的人有不少在等着啊！”善良的兆伯想到了那些在矿上等待着找事做的穷苦人，就愿意自己死了，也不要毁了这矿。孩子们不愿意了：“为了这个么？我们的命呢？老板不买一个打水机来，以后死的人还有不少在等着呢！”“为了老板，大家都不要命么？”兆伯强调：“为了大家啊。留着这个坑罢，为着许多没有饭吃来找事情做的弟兄们啊！”孩子们不听兆伯的阻拦，他们跳到水里将柱子放倒，孝妇河穿底了。“在孝妇河的水面上，有几个半死的孩子挣扎着浮了起来。”作者以平静的语气，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矿难故事，反映了当时矿工们时刻面临矿难威胁的不幸命运。当时在矿工中流传的歌谣充分表达了这一点：“要下窑，拿命抵；不下窑，饿肚皮。伤老病残老板一脚踢，死了三根麻绳一领席。”^[19]

苦难必然孕育着抗争，时间毕竟进入了20世纪，一向逆来顺受的矿工们开始觉醒了，矿山上的宁静注定要被愤怒的呼喊声打破。

三 矿工们的反抗与斗争

山东煤矿工人一直有着反抗剥削和压迫的优良传统。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由于朝廷派出太监监管矿产，对矿产财富进行疯狂掠夺和对矿工进行非人的折磨，导致颜神镇（今博山）矿工起义。他们在领袖王堂带领下，持续两年多，“转战于山东、江苏、河南、直隶四省，京师震动，给封建王朝统治以严重地打击”^[20]。近代以来，德国和日本插手山东煤矿的开采，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引发了矿工们自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1913年八九月间，德营淄川煤矿的六七百名工人为增加工资而发动了‘哄班’（即罢工）斗争。结果迫使矿方给工人增加了工资，井下搬运工由原来的450文增到500文，采煤工由原来的500文增到600文。罢工取得了成功”^[21]。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济南中共党支部陆续派遣王用章、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到淄博矿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党员，教育群众。1922年6月，淄博各矿坑代表300多人在马家庄召开大会，成立了山东矿区第一个“矿业工会”^[22]。1924年5月，中国淄博矿区支部成立，自此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组织。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矿主展开斗争，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从龚冰庐作品来看，他对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情况并不了解，我们在他笔下看到的是工人们自发的斗争，尽管如此，他也写出了工人在不堪忍受压迫和奴役的情况下，自发地同矿主进行斗争的过程。尤为重要的是，他不仅写出了工人的反抗精神，还写出了工人自身的复杂性。

《矿山祭》中的阿茂，在矿井里被炸掉一条腿，年底参加矿山祭，他似乎意识到工人不起来同资本家斗争就没有活路，所以他跟麻皮说：“……不是俺阿茂在这里吹牛，这是要有本领的，你干么？我告诉你，地底下的煤不是什么人定造在那里的！我们的人更不是什么人定制在那里的！……还有什么话，完啦！俺阿茂不吹牛，要干就干，什么都没有用，俺挖着煤就是俺的，你小麻皮挖来的就是你小麻皮的。”“不？俺阿茂不是自己吹，苦也苦得，累（劳苦的意思）也累得，还怕什么鸟的蛋！……老实说，死路不通要走走活路看。干不干，干的俺们就来一套。”过去阿茂一直说“死路一条”，经过爆炸事故和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他有了“死路不通要走走活路看”的想法，这不只是个人的顿悟，更是周围环境的影响，接下来小说进行了暗示性描写：

十一月的阳光下，虽则是带有点寒冷，然而为周遭的人们过于兴奋的缘故，也就不觉得是严冬了，这里有些初春的景象。

人们都在昂着头要等戏剧的开演，但是不见有什么动静。

时候是到了，西山上的一大批矿工们却在骚动起来哩。

职董们呢？正在和远来的妖冶的女人们发着疯！

这总不免是一个非常的节日！

小说结尾这几句话带有很深的寓意。北方冬天的十一月，已经天寒地冻，但“这里有初春的景象”；西山工人们的骚动，暗示着他们已经起来进行斗争；最后说“非常的节日”意味着工人们不会再上当受骗了，他们要为自己的权利展开殊死搏斗了。作者写得很含蓄，但其中隐藏的含义一目了然。

与《矿山祭》采用委婉手法写工人斗争不同，《裁判》则直接写工人与警察之间的冲突。矿上发生冒顶事故，四十多人被压伤，死了八个，矿上只把四个人抬到医院医治，其余那些伤重的在医院外面呻吟、等死。“因为他们死了，公司里给十块钱丧葬费，假使他们医活了，像这样的残废，公司中就得贴他生活费呢！”对矿主来说，工人死了比残废了好，这就是他们的经济学。但四十多个重伤者在医院外面流着血，他们的亲人在哭喊：

槐树的根旁，横倒着无数的尸身和哭倒着的妇女与小孩。紫黑的浓血，流了满地，呻吟和哭唤声充满了空间。

“他要死了，死了，他要死了！呀，救命呀，你们看他怎样在摆动……”

“谁做一个好事，快把我的儿子弄死了，给他一个好死吧！我不忍看了，我不忍……我不忍看他这慢慢地痛死！我的心也要痛死了……”

尖锐的女人的叫唤，格外刺耳地激动着人众的耳膜。

陈兆老伯还算是幸运的，他的儿子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但当他看到医院外这种凄惨场景时，他也愤怒了：

天哪，这算什么？——哙，兄弟们，你们打进去呀！

愤怒中的陈兆老伯拣起一块石子，用足了力气，向事务所的楼窗上抛掷过去，玻璃窗打破了。其他人也开始抛石子，不到几分钟，事务所的玻璃都碎了。这时警察来了，很多人在逃走，陈兆老伯呼喊着不要让他们走，他带领着矿工们跟警察对峙。警察放空枪威胁他们，骂他们是“横暴的猪”，让他们赶快回家。陈兆老伯向群众也向警察诉说自己做了三十六年工，最后因为断了一条腿，被赶出了工场。这悲苦的经历，最后他呼吁说：

我如今虽然每天挂着篾竹饭篮出去兜卖，我虽不做矿工了，但是我一年一年在等候着，等候着这时机的到来。我等候了二年多，现在终于到来了，兄弟们，现在是我们工人自己靠自己的时候了！但是我们怎样抵御这些虐待我们的恶鬼呢……我们怎样才能自己保护我们自己！

群众被他鼓动起来了，他们高喊“让我们惩罚那些恶鬼，和这些猪猡算算账……”开始冲向警察的防线，这时警察真的开枪了，人们四处奔散，很多人倒下了，或死或伤，陈兆老伯腿上中了一枪。第二天，整个矿区发生了大罢工，工人们终于团结起来了，他们要找总办算总账。陈兆老伯原来盼望一个大人物来拯救自己，后来意识到只有自己能救自己。他盼望着这一天。但矿上的老爷们认为，陈是罢工的幕后主使，等他出院后要让他接受裁判。陈想：“我犯了什么法呢，法是恶鬼们定出来的。他们因为要杀人，要吃血，所以这样做。假使我能够定法律的话，就老实不客气只要一句‘不做工的没得吃’，其余一概都不要的。”陈兆老伯显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平等的诉求基本还停留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朴素、直观的层面上。

对于罢工，很多工人怀有恐惧。因为罢工以后就要挨饿，之前有过罢工的经历，最后都失败了，饿死了很多女人和孩子，最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就复工了。但罢工的组织者很坚决，他们派人堵着各个路口，看见有去上班的，就绑起来。所有工人必须一起罢工。罢工人群会聚起来，发出巨大的吼声，将事务所包围了，他们要跟总办算总账。陈兆老伯从工人的吼声中看到了希望，他对昏迷中的儿子说：“你听见吗？外面喧闹着的是怎样的一种声音呀？现在一切都反常了，我们的恶梦该是完结的时候了。狗儿，你来听了一声赏心的欢声而死吧，你不要这样糊里糊涂地死呀，狗儿，假使你就这样死了，不是太不值得吗？你生在恶梦中，而你又死在恶梦里。这样，你所得的痛苦未免太多了呀……”但是，他的呼喊没有唤醒昏迷的儿子，相反，儿子在他的呼唤声中死去了。他用两手紧紧环抱着儿子的尸身，尸身变得僵直了。外面集结起来的工人开始向医院聚集，他们听说总办躲到医院里来了。小说就此结束。

龚冰庐作为一名左翼作家，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了解不多，但他朦胧地意识到工人自己会从苦难中觉醒，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他生动地写出了工人身上潜藏的反抗意识，但由于这种反抗是盲目的，所以很难有好的结果。所以他写到工人们组织起来反抗的时候，小说就戛然而止了。

《一九二五年的血——关于五卅的传闻》虽然不是一篇写矿工的小说，但也暗含着煤矿工人觉醒的内容，构思十分特别。在一个雨夜，“我”从一个小县城乘坐火车回到矿上。由于深夜下雨，车上几乎无人，火车也极慢，被称为“慢牛”。在火车上遇到一名矿工，给“我”讲最近的新闻——上海五卅运动。这位矿工将顾正红称为是观世音身边的善财童子红孩儿，他趁观音菩萨睡觉的时候，跑到人间来看看什么样：“他一看这个世界不对，世界中充满了罪恶；人类是过于混乱了，他们互相欺骗，斗争……又（尤）其是在同一人类中，分成了无数等级，互相压抑，互相仇杀。工人永远伏在工场里做工，而且永远不够温饱，发财的人永远闲荡着，整日里无所事事。”红孩儿很生气，将下到人间到工厂里做工，决定把这世界改变一下。他宣言说：“这世界是他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他的。因为工人造成了世界的一切，只有工人才是世界的主人，工人才配享受这现世的一切。这些游手好闲的不良分子，要把他们全部骗出这个世界。虽则这世界现在正把握在他们手里，但他要从他们手里夺回来。”于是工人们跟着他罢工、斗争。结果顾正红死在了日本人手里：“这样一来，他们就明明白白地对立起来，他们明明告诉人说：有钱人和工人是仇敌，官员是有钱人雇用的奴隶。”这位工人随后讲述了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上的惨案：

——五月三十日，就是他们开火的一天。战线上混杂着有（用）钱雇佣来的走狗，穿着官员制服的刽子手。这一边呢，这一边站着工人，穷人，主张公道的学生。在这里，全世界各色人种，统统有在里面。

——于是全世界的争斗就从此开始，全世界的有钱人和工人开战了。

——结果怎样呢？谁也不知道……他们只说上海的全埠流满了血，马路上简直用人血染得通红。^[23]

这名工人讲得绘声绘色，讲完把头伸向车窗外去：“这时从满空的湿雨中瞥见了煤矿工场上点点的灯光。大概人们都在熟睡的时候了，在矿下做夜工的矿夫，还在演着流血的惨剧。”看上去上海“五卅”流血的悲剧跟远在山东的矿工无关，但作者通过这名矿工的讲述，已经暗示了煤矿工人的觉醒。这名矿工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自己说：“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才明白了一点。哙，原来在这世界上人类正分着二个等级。我们的敌人，原来刻刻在向我们进攻着。他们用的战术比机关枪，绿气炮还厉害。我们呢，我们得要把战线赶快划分起来，我们得要准备抵御了！……”这位矿工开始做好战斗的准备，深夜雨中矿山的宁静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打破，所以小说结尾意味深长地写道：

雨还是这样急骤地下着，四处吼着雷鸣，山谷间亮着电闪。不知道火车走了多少路了，车身仍是不绝地摆摇！

——哙，朋友，再吸一支烟吧！

我的旅伴正在焦躁着，他愤愤地吐着烟丝，二眼顶（盯）定了煤矿工场上微弱的灯火。

也许这“微弱的灯火”，很快就会变成熊熊大火，就像今夜的暴雨、闪电和雷鸣，大火一旦烧起来，同样会让这山间“四处吼着雷鸣，山谷间亮着闪电”，作者以含蓄的手法，暗示着矿区即将到来的剧烈震动。所以小说里的故事虽与矿区无关，但当这个故事被一个矿工转述的时候，故事蕴含的思想和能量，就会在矿区中传递。流血、流汗的矿工和上海纱厂的工人一样，遭受着非人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自然会站在一起，结成阵线，正像这位矿工所说：“我们得要准备抵御了。”

在左翼作家中，龚冰庐不在小说中喊空洞的口号，抒发群体性的革命激情，而是善于从个体入手，反映工人阶级思想观念的转变和他们的革命要求，使他的作品叙事沉稳、厚重，对个体人物的心理，把握得比较透彻。

《黎明之前》故事的主体部分不在矿区，但倪洪德则是从矿区走出来的反抗者。他原本是煤矿铁路上的一名工人，因为爱上总管家里的女佣，偷着去约会被发现，便被赶出了矿山。之后他到青岛做短暂停留便到了上海，那时“上海正泛溢着革命的怒潮，从南国吹来的激动人兴奋的革命空气，喧腾了阖埠”。倪洪德进了工厂，参加了上海工人的示威游行活动。这位被爱情“逼出”矿山的工人，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龚冰庐到底是创造社的传人，《黎明之前》带有郁达夫和郭沫若早期小说的特点，主人公多愁善感，常常自怨、自艾、自省，使小说充满了大段的内心独白，仿佛是从《沉沦》中走出的人物参加了革命，因“性”而来的苦闷变成“阶级之苦闷”和“时代之苦闷”。龚冰庐的其他作品多少也带有这种色彩，非常私人化的内心感受，常常在小说中肆意流淌，即使那些目不识丁的矿工，也常常思绪万千。这是其作品的鲜明个性，但也给作品带来了冗长的赘疣。《炭矿夫》是龚冰庐最重要的小说，但其中对工人反抗的描写存在着值得思考的问题。小说写了三代人的命运：老伙夫在准备给外孙过周岁的前夜死去了；他的女婿老陈，因为参与组织工人罢工和其他人一起被枪毙了。矿主枪杀了罢工的积极分子，但罢工并没有结束，这个时候作者写出了罢工期间工人们的想法，写得非常真实、具体，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复杂性：

一部份工人都把这回罢工事件委之于命运，他们成天在叫着天哪，除此以外就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办法。他们一天到晚蠢动着，找不着一条出路；他们成天的打算的，只是怎样能够充满这饥饿的肚子，有时他们会憧憬到未来，构成些将来的逸乐的幻梦，然而他们的大部份是在怨望着，因为未罢工以前他们倒还不至于饿死！

他们的另一部份工人呢，正把这一件事当得非常地严重，甚至严重到过分的程度。但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坚持以后，他们已经弄得束手无策了，所以他们也常常叹气，发怒，虽则他们始终继续着办理下去。

有些老年的矿夫们，那简直是发了疯了。他们到处找人相骂，无理取闹，把年轻人骂得一钱不值。

妇孺们更不用说了，他们始终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他们只知道诅咒人家说：这是根本做差了的。^[24]

工人们的饥饿越来越严重，连野草也被抢嚼得精光了。因为时间长了，外面的救济几乎断绝，工人们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尤其是很多工人家里还有女人和孩子。工人们开始不信任罢工委员会了，工人们只盼着尽快复工。这时事务所的人开始做工人的工作了，他们说：“来罢，忠顺一点，我们再给你们工作做。”罢工维持委员会出来劝说：“不要上当，兄弟们！”“我们的旧的铁索还没有解开，不要再添上新的了。”但工人们陆续报名了。老陈的儿子阿根也去报了名。虽然他只有8岁，但他和他生病的母亲还得活下去，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出路。一部分被开除的罢工维持会的委员和一部分不愿意报名复工的流氓还聚集在一起开会，希望再次发动工友们举行更大的活动，但他们发现工友们是靠不住的，他们愤怒地叫嚣着：“打！烧！”他们说到做到，在一个黎明时分，他们潜伏到矿区，点燃了炸药。随着一声声轰鸣，这个矿区工场被炸烂了：“这里没有人哭喊，没有人的奔走，只是全部的厂房崩塌下来，钢铸的桥梁倾圮了！在这样沉黑的深夜，什么人都还甜睡着，这里没有人来救援，没有起什么冲突，仅仅是一刹那顷，全个工场已经炸毁得没有余屑了！”升降机自然也被炸坏了，成千的井下工人也升不上来了。那个只有8岁的小阿根，“也没有出逃这命运的圈套”。

小说最后写的这次爆炸，作者的态度很暧昧，一方面，他反对这种不顾后果的冒险主义行动，尤其是将成千的工人葬送在地下，这显然是残忍和冷酷的。所以小说在介绍这部分人的时候，说他们中间有流氓；但另一方面，似乎也给予了一些赞美之词，说明作者对这种行动也没有很明确的态度。

尽管如此，在左翼作家中，龚冰庐的作品还是卓然独立的。他不简单地宣扬阶级斗争观念，不塑造脸谱化的人物，不喊空洞的口号。他没有塑造共产党人的形象，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缺陷，但他的作品中的阶级斗争意识还是很充沛的。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他“像录下了大地最深处猛烈的雷鸣，像撞响了‘普天下’工人反抗的洪钟，龚冰庐的创作以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真切的时代精神，表现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自发的革命要求和强悍的反抗力量；这种要求，这种力量，汇集为具有鲜明的时代革命气息的狂涛，掀起了冲决旧世界一切堤防的革命洪潮！这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情绪性把握，也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意识性表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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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与工人运动关系研究（编号：14AZW016）”。

[2] [作者简介]张全之（1966—），男，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

[3] 晴新：《一本有价值的真的文艺创作——读〈炭矿夫〉》，《现代出版界》第5期，1932年10月1日。

[4] 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382页。

[5] 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86页。

[6] 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7] 在《血笑》的“冠辞”中，他说“当时我在山东一个煤矿公司中做事”，而小说《血笑》文末注明“一九二七年作于淄川”。至于他在煤矿上做的工作，一说是职员，一说是教书。从他说的“做事”来看，做职员的可能性大。参见龚冰庐《血笑》，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

[8] 石绍敏主编：《山东煤矿工人运动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9] 石绍敏主编：《山东煤矿工人运动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10] 明明（李大钊）：《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每周评论》第12期，1919年3月9日。

[11] 龚冰庐：《炭矿夫》，现代书局1929年版，第14页。

[12] 龚冰庐：《血笑》，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第74页。

[13] 龚冰庐：《炭坑里的炸弹》，《洪水》第3卷第29期，1927年3月15日。

[14] 龚冰庐：《炭坑里的炸弹》，《洪水》第3卷第29期，1927年3月15日。

[15] 龚冰庐：《炭坑里的炸弹》，《洪水》第3卷第29期，1927年3月15日。

[16] 石绍敏主编：《山东煤矿工人运动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2 页。

[17] 龚冰庐：《血笑》，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第4—5页。

[18] 孝妇河古称泷水，发源于淄博市博山城东南岱庄东北峪，流经博山、淄川、邹平等地，因齐国孝妇颜文姜而得名。

[19] 石绍敏主编：《山东煤矿工人运动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20] 石绍敏主编：《山东煤矿工人运动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1] 石绍敏主编：《山东煤矿工人运动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22] 石绍敏主编：《山东煤矿工人运动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23] 冰庐：《一九二五年的血——关于五卅的传闻》，《流沙》第4期，1928年5月1日。

[24] 龚冰庐：《炭矿夫》，现代书局1929年版，第55—56页。

[25] 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