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最后一朵的火焰：读李渝《九重葛与美少年》
小说家李渝在二〇一三年夏日推出了全新的小说集《九重葛与美少年》①，辑录了李渝自第一篇小说《水灵》（一九六五）以降，各个阶段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历经了反复的改写，甚至重写，小说家的用心和坚持可见一斑。《九重葛与美少年》故而可谓是一本从头、重新写起的小说集。而不论就内容本身的完整度，或者形式、叙述方法的突破性，它都堪列入今年度（二〇一三），甚至新世纪以来的华文小说中最有原创性的作品之林。
倘若要简单概括《九重葛与美少年》的特色——本小说集是一次文字和形式都高度知性化，叙述在乡愁的反思与重新记忆的政治之间辩证、推进，故事境界从而被引领至抒情时刻的领悟之小说书写——大概是再贴切不过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反思”与“重新记忆”包括了透过外省族群／离散／学院精英／女性的视角，回过头来述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往事（例如《给明天的芳草》《收回的拳头》）、七十年代海外“保钓”运动的经历（《待鹤》），乃至当代台湾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三月萤火》和《海豚之歌》等等）。而与此同时，李渝亦频频重访其人以前的小说坐落过的场景，《九重葛与美少年》中的有些桥段甚至是由小说家过去作品的情节重新编写而来——比如《待鹤》一篇，罹患精神疾病的“我”辗转求医、屡见精神治疗奇观的历程，早期小说《夜煦》（一九八九）其实已经有颇为类似的记录——借由诸如此类的重返、反省，李渝显然很有意识地在“拉长视的距离”，以求将闪现于生活的长河中之爱的轨迹与启示，“离去了猥琐，‘转成神奇’”②。总而言之，《九重葛与美少年》中“重新记忆”的程序使得这部小说集核心的地景，“温州街”，成为重层的、纷纭的大小叙述相互阐发的一个“时间的地点（spot of time）”③；叙述游走于这些牵连在一起的线索之间，一方面向外（台湾文学，以至于台湾史），另一方面亦向内（李渝个人的写作史，乃至小说文本自身）折叠出复杂的皱褶。
而再次却顾所来径，李渝此番投注了更多的视线在比较庶民，或者说底层的面向上；比如《收回的拳头》与《似锦前程》里对于温州街的违章建筑，垃圾小山的景象和气味，与日常生活中的交通工具及面包西点等之交代。同时叙述者也悄悄提醒读者，行走于温州街甚至可能遭遇色情危机的！包括蛰伏在角落的露阴狂，乃至公车痴汉鬼祟的揉挲等下流行径，也都是五六十年代温州街都市风景线的一拼图。同样的日常观照也作用于小说所呈现的当代浮世绘——《九重葛与美少年》的内容似乎也是第一次，李渝小说的主题这样地贴近当下时空环境的动态——《三月萤火》述说流连咖啡馆的中年编辑，其人事业之失志及婚姻的失意；《建筑师阿比》揭露了美国社会对于弱裔族群的歧视，乃至于性别偏见；《待鹤》叙述者“我”在精神科诊接连遭遇的荒唐失序；《丛林》呈现今日台北都会的生活实态从粗野到细致的品味光谱；至于《海豚之歌》则是批判水族馆的机械化管理，以及百年仪典之大而不当——凡此种种都直接暴露了太平洋两岸其当前此刻的社会矛盾。而就着这份对于当代处境性的认知，李渝为《九重葛与美少年》沉淀下底气——索漠的余生、世代的速迭、意义的消殒，以及最重要的，书写的徒劳。
彰显了这层底气，始能见出李渝“重新记忆”工程的深沉寄托。简言之，小说家之意图不仅是在当代各种意识形态的视域之外，再做私家版本的温州街史料补遗；相对地，其人的志向更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现代史”提出另类的（alternative）认识论方案；其二则关系到当前此刻的文学处境，李渝要问的是“写作”在一切都朝视觉（化）转向的现在，它仍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李渝以小说写下一个又一个当代“传说”作为她对这两个大哉问的回答。扼要言之，辑录在《九重葛与美少年》之中的小说有一些共通的特质，包括它们都带有某种超现实的诡谲元素，或者说都沾染着“传奇”的色彩；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重新记忆”的过程中，辗转流连于不同的个体之记忆，报刊史料、研究论著等大小叙述之间，孰为“真”、孰为“假”早已模糊了界线。而处在这个失焦的点上，李渝志不在新探“真实”或／与“虚构”的老问题，也不乐意加入后现代对于本源、对经典的耍玩。对治中国艺术史的李渝来说，真真假假何尝是在当代才变得难以区辨？早在十二世纪宋徽宗的《瑞鹤图》里，纪实或者幻想就已经是疑点重重。然而“当神话和现实同时出现而无法辨分时，艺术家以真实明确的图录绘述感动”，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祝福”④。换言之，在李渝看来，孰真孰假不只是延宕写作——写作对其人而言，更是一种介入性的“行动”⑤——的语意游戏，它更是灵感能够启动的契机；而是假是真其实也不妨碍抒情时刻的达成，重点在于吾人是否仍信任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感动。
这份感动或可被称为力比多（libido）或者情动力（affect），在《九重葛与美少年》的小说文本中，它常以某种情感、情色，或情欲（但不同于前述的色情）——以下权以“爱欲”统称——的迷魅诱惑来曝现。例如《丛林》，这个故事一方面讲述“我”少年时曾前往美军“招待所”应征工作的叛逆行为；而另一方面，启动“我”追索这段记忆者，乃是声称来自台北林森北路的台美混血儿福克纳，故事时间的当下他刚刚抵达美国，打算寻找未曾谋面的非裔生父。又或者如《三月萤火》中的男性被叙者，与《倡人仿生》里偶人柳，其之英挺的身体感与俊美气质所激荡升起的爱欲想象，分别是激励漫长余生（前者），与接续被湮没的历史（后者）之推动力。而最能说明《九重葛与美少年》所展现的爱欲及其效果的小说当是《夜渡》。这篇小说讲的是叙述者“我”在田野现场与各种文献论述中穿梭，以求解释中国西南水域源源不绝的自杀现象之故事。小说的末尾，李渝写道——
环绕史政经社等等论述的大道理是否触及的都是事态的表层，那内在的迹象、隐藏的冲动，其实不过来自一种天生的性情、直觉的感受、自然的生活，来自一种简单的宿命论，和由这些种种酝酿而成的抑郁症呢？⑥
但是，这样的宣称不意味客观意义上的实际从此不必认真计较，写作只要单纯诉诸直觉，或者凭借感性就大功告成。恰恰与此相反，《九重葛与美少年》不论就文字质地而言，或者从叙述的方式来看，都有一股隽永的知性力量作为其支撑。而这里所说的知性指的不单单因为李渝在行文的字里行间穿插了丰富的跨领域知识性素材，它更由写作者的李渝将这些被征引的知识与小说中的其他元素——如那股启动叙述的爱欲——综合在一起的心智的想象力来彰显。例如以下这一段来自《建筑师阿比》的文字——
阿比设计出螺旋式升级法，用精密的数字计算出砖石向上叠高时，层与层之间可容许的细微错差，层层连续延进、相互依搭，渐次凌空而升，形成无梁覆斗形结构。⑦
与其说这段文字的知性气质是由于作者套用了建筑学术语如“〇〇升级法”或者“××形结构”——生硬地堆砌这些术语反而可能造成刻意炫学的恶效果——不如说它其实显示在李渝将这些专业词汇与叙述“层与层”的其他部分，“连续延进、相互依搭”地综合出一种纵横上下的空间感之心智的想象力。这份心智的想象力落实在文学实际运作的层面上，大概可以所谓“陌异化”（defamiliarization）来观察。而李渝在这里所操作的陌异化方法让人联想到她自身艺术史专业的训练。就以上面列举的这一段文字而言，一方面，李渝叙述的意图不只是再现（represent）一个建筑的实体，而是将这一实体当作一个画面在描述（descript）。另一方面，古典中国美术批评语汇的诗意性相信也在李渝勾勒、描述空间时，提供给她许多的灵感；这一点在《待鹤》描写风景，以及《倡人仿生》状写偶人的段落中展现得更加清楚。三者，上面列举的来自《建筑师阿比》的引文，其中经营画面的手法也可以辨认出中国古典文学构造空间（画面）——尤其名山丽水、亭台楼阁——之套式影响的轨迹；而类似的文体风格其实散见于《九重葛与美少年》许多段落，譬如《夜渡》有关“玉龙山”及当地服饰、习俗的录述，《待鹤》描述《瑞鹤图》与不丹山川的段落，乃至《三月萤火》所呈现的崇山峻岭的视景。
进而言之，知性的、心智的想象力在《九重葛与美少年》中还发挥着更整体性的作用。这本小说集涉及许多带有悬疑、色情以至于异国情调的题材，比如《丛林》里那对来得毫无头绪的情侣，《亮羽鸫》在野外激情的红衣女与黑人士兵，《夜渡》中“我”巧遇了一对不知是偷渡客，还是精灵神怪之谜样“母女”，更遑论《待鹤》那一趟航向遥远、未知国度不丹的旅程。换言之，就故事层面来说，《九重葛与美少年》毋宁游走在志怪，甚至猎奇的缘侧；不过李渝的叙述总能够在情节就要流入通俗、走向滥情的当口及时悬崖勒马，婉转将叙述宕开，“再次达到精神方面的强度而使人感动”⑧。而之所以能够在擘画冲突的戏剧性之外，还能达成某种拔升、超越，“观点”的有意操作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双重性”或甚至“多重性”大概可以被提出来当作《九重葛与美少年》叙述观点最显著的特征——“双（多）重性”在这里指的是说故事的视角常常在偷窥的挑逗、告白的暴露，以及“拉长视的距离”的分析性这（至少）两重层次之间做参差对照——而观看的双（多）重性一方面将情节的轴线不断在诡奇与理智、浪漫和知性、堕落及升华乃至庸俗与不凡等各种端点之间交错、衍生，以至于跨越、超越；换言之，它的意图不满足于故事既有的格局，而更朝向新局面的展开。用李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经由“多重渡引”，使得“日常终究离去了猥琐，‘转成神奇’”⑨。另一方面，就叙述的特征来看，在“转成神奇”的程序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拉长视的距离”，它在叙述中通常表现为一种跳脱故事本身的抽离，一种延宕情节之往前推进的出神。而伴随着从情节发展的因果律中抽离、逃逸，叙述不再只是为交代故事来服务，它开始有了“抒情”的余裕。
以《明天的芳草》为例，这篇小说由“九重葛”及“美少年”两章构成——而这似乎就是小说集名之所由——各自述说了发生在温州街的一起桃色风波和一则（情）谋杀疑云。换言之，在题材的层次上，《给明天的芳草》很符合前面谈到的《九重葛与美少年》的典型选材，悬疑与色情。而为求发酵悬疑与色情绯闻的原料，李渝大篇幅地将事发当场各阶层、各种类的众口铄金统统网罗在一起，从而展示了一时空、一社会是如何地被蜚语流言的乱流牵动起压抑在其之深层的不安与焦虑。不过《明天的芳草》的叙述观点不愿意充当个随舆论起舞的流俗看客，相反地，它的视角始终维持着旁观的警醒、透彻，叙述者或者尾随、旁观奇情故事的发生，间或也澄清、说明八卦怪谈的原委。而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明天的芳草》的叙述观点亦不间断地将视线投向非关事件发展的——比如花草（九重葛！）、穿着打扮（美少年！），乃至季节交替的体感，雨晴和晨昏的光影变化——大小细节之上，而且就着这些那些岔出情节因果律的风景与物件，感官的印象和记忆的轨迹，进行不惮其烦的描述，与审美的评点。而这些看起来无关主题宏旨的枝节，究其实质，才真正是小说家李渝用心的所在，她的作品之所以发人深省的根源。首先，当读者疑惑何以那么认真地描述这些与主题无涉的插曲的时候，难免也会纳闷，难道城西大户人家的二姨太与她的女儿情色丑闻的真相，或者某将军的儿子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就担当得起“宏旨”之名？这里毋宁存在一个反讽，透露着李渝对“戒严”时代台湾公共圈欠缺判断力的盲目躁动之批判。认识到这一点，那些跳脱到故事情节之外的出神的视线，其之不凡的意义遂也浮现出来——透过这一出神的引导，叙述观点始能从众声嘈杂的耸动故事里退场，转而朝着抒情的飞地（lyric enclave）走去⑩；而随着叙述观点这一改道，小说家毕竟给予了在长满“九重葛”的庭园里，不为人知的“光阴的流逝和累积”⑪，得以被看见的可能；“美少年”胸口“那一朵悲伤的花样”，也终于能够表述它自己⑫。在这个意义上，“九重葛”与“美少年”实可视为蛰伏在本小说集内核的“爱欲”它范例性的意象；而这一意象的可以成立，就是因为叙述观点所留下的抒情的余地。
循此以下将进入对于《九重葛与美少年》所展现的抒情性的讨论。前面业已述及，这部小说集的观点以一种双重性的方式在运作，而它实际运作在叙述上，就体现为知性的心智力量与感官、情感的爱欲，二者总是相互阐发、彼此牵连。《待鹤》这篇作品最深刻地演绎了这一双轨运作。就主题的层面来说，《待鹤》牵涉的题材广泛，含义深邃；表面上它触及了国族、生态与医疗等议题，不过究其实质，叙述者“我”上下穷索的是爱、死亡和写作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李渝是以《待鹤》纪念了与丈夫郭松棻（一九三八～二〇〇五）的爱情——郭在妻子赴香港讲学时在纽约遽然离世，对她造成了难以言说的怆痛——《待鹤》为李渝在郭松棻过世以后，第一次在小说中写下“松棻”的名字，这使得这篇作品具备了“哀悼”（mourning）的仪式性意义。而或许因为叙述者“我”亟欲沉淀、澄清爱人的死亡所造成的混沌，乃至于忧郁（melancholia）；或许也因为李渝其实不曾实际到过作为故事主要场景的不丹，小说对于不丹的呈现纯粹是纸上的谈兵——《待鹤》推动叙述的方式高度倚赖对于知识性素材的编排、解说，以及对于人间、人的处境性的思辨。但是，即使叙述者的心智的力量推演到极致，“我”依旧无从消解不丹人向导突如其来的坠谷意外所引起的歉疚（症结1）；仍然无法有效回答跳楼自杀的医预科生诱发之：“那么，无是什么，有是什么？”⑬的天问（症结2）；更不能从精神崩溃的危境中挽救回“我”自己（症结3）。面临着情节再往下一步就要无以为继的紧张，《待鹤》借由带动叙述观点看向——宛若沈从文《丈夫》般的温馨画面（方案1）；“松棻觉得《金阁寺》写得很好，可是更喜欢谷崎的《春琴操》。”⑭之默契灵犀（方案2）；和“还有谁，是松棻呢。”⑮这样泯除生死疆界，在梦境、文学的乡域里终始如一的依偎陪伴（方案3）——这些无法为理智囊括、解释的爱欲情动力，才终于牵引叙述走出情节陷入的僵局，重新启动对于山川万物、悬崖金顶的描述、评析，循此再次擘画了一片抒情的飞地。
在这里，故乡（温州街）与爱人（郭松棻）可以重新被记忆，而引领“我”跨越忧郁、超越猥琐——“你可以原谅你自己”⑯——迎接自我更新、拔升的“抒情时刻”⑰。在《九重葛与美少年》后记《最后的壁垒》中，李渝自觉而且非常沉重地表达了在新媒体时代的当前此刻，写小说，或许也包括了读小说，它的其实不是非如此不可。不过正是因为坦然接受了“小说”，以至于“文学”的可有可无，仍坚持走在写作的道路上所意味的，遂也就是自己对于文学不随时空条件改变而消失的使命与信任。在这个意义上，“最后的壁垒”不啻为一个小说家之风骨的比喻，它总结了《九重葛与美少年》所展现的，对于文学还是为抒情保留着余地的相信：
就算是最后的一朵火罢，就算是最后一朵火的最后燃烧，就算是黑夜将吞噬大地，全世界都将沦陷或早就沦陷了，也不会放弃对美德的执守，在晦暗中倔然地燃点着。⑱
书名《九重葛与美少年》并列的两个意象其实就象征着那朵在一切都已（将）沦陷的暗夜中，仍兀自燃烧、倔强着不愿熄灭的爱欲火焰——那即使处于浊流、逆境，也还是怀抱着他方的抒情意向。
脚注
① 李渝，《九重葛与美少年：李渝小说十五篇》（新北：印刻，二〇一三）。
② 李渝，《无岸之河》，《应答的乡岸：小说二集》（台北：洪范，一九九九），页九。
③ “时间的地点（spot of time）”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说法，见如其之《序曲》（The Prelude）。
④ 李渝，《待鹤》，《九重葛与美少年》，简体版页十九。
⑤ 李渝，《抒情时刻》，《行动中的艺术家：美术文集》（台北：艺术家，二〇〇九），页四～六。
⑥ 李渝，《夜渡》，《九重葛与美少年》，简体版页九一。
⑦ 李渝，《建筑师阿比》，《九重葛与美少年》，简体版页一三四。
⑧ 李渝，《跋：最后的壁垒》，《九重葛与美少年》，简体版页二六〇。
⑨ 李渝，《无岸之河》，页九。
⑩ 借用萧驰（Xiao, Chi）教授的术语。See Xiao, Chi. The Chinese Garden as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Stone. (Ann Arbor, Michigan: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⑪ 李渝，《明天的芳草》，《九重葛与美少年》，简体版页七八。
⑫ 李渝，《明天的芳草》，简体版页八四。
⑬ 李渝，《待鹤》，简体版页四七。
⑭ 李渝，《待鹤》，简体版页四八。
⑮ 李渝，《待鹤》，简体版页五八。
⑯ 李渝，《待鹤》，简体版页五八。
⑰ 李渝，《抒情时刻》，页四～六。
⑱ 李渝，《待鹤》，简体版页五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