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任何疾病，在它演变的不同阶段，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相应的征象。

例如，有些人一受风就会出现口干、鼻腔内流清涕的症状，这“口干”“鼻腔内流清涕”就是两个征象。这些不同的征象是孤立存在的，还是互相之间有内在联系呢？

我们的祖先早在5000多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他们通过不断观察发现，疾病中的征象都是有意义的。他们总结了这些通过望、闻、问、切获得的征象，运用他们当时生产、生活中分析事物的方法（如阴阳、五行理论，这些并不是中医特有的），将资料进行理性分析，从病因、病位、病性角度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推演，由此得出的这个结论，古人称之为“证”。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魂。辨证论治是贯穿在整个治疗环节的。医者如果不能准确分析病机，如何确定治法？如果没有正确地进行辨证，如何立方遣药？

既然辨证论治如此重要，学习从何入手？

目前，中医界公认先秦时期的中医经典作品仍是《素问》《灵枢经》《难经》和《神农本草经》。虽然《素问》中《咳论》《举痛论》《至真要大论》等篇都专门探讨了病机，但其详记医理，略于方论；《灵枢经》以论述经络、针灸为主；《难经》主要是以问答的方式对《灵枢经》的内容进行补充、讲解，还包括对一部分诊法的发挥；《神农本草经》则完全是一本药学著作，已亡佚，目前大家见到的版本多是从后世诸本草著作里辑录出来的。历史延续至东汉末年汉献帝时期出现了重大转折，此时出现了一本名为《伤寒杂病论》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作者首次展开了对除医理之外的法、方、药的详细探讨，正式提出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思想。至此，我们的先人不再拘泥于症-药对应，真正转入了证-药（方）相应的时代。这就是历代医家会把张仲景和他的作品放在这么高位置的原因。学习中医学，是绕不开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的。

可惜的是，东汉时期还没有发明活字印刷，纸帛虽已出现但并不普及，当时的医家仍然多把文字刻录在竹简上，非常繁琐，携带不便。因此，那时的古籍多言简意赅。再者，著书者一般只会把他认为最紧要的部分记录下来，其他部分则多隐晦不表（他的潜意识里认为这些内容大家都懂，事实上读者可能并不都懂或者理解不全），然而对于这些文字背后隐含的信息，如果我们不加以潜心挖掘，让我们现代的思维与古人立方用药、辨析病机的思维发生碰撞，这些宝贵的经验就很难被我们完整地获取、消化和应用于临床实践，资源就白白浪费掉了。这就是常说的要“从无字句中读书”的意思。

中医学术界还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理论脱离实用。唐宋以后的医家，不少是从学习宋明理学起步的。因此当他们成为一代名家著书立说时，在他们的著作中难免留有宋明理学思想的印记。而现代的中医人，绝大部分是到了大学本科阶段才真正接触中医知识与理论，之前十几年的学习主体几乎都是现代理性辨析思维，两者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就不可避免了，甚至有部分中医人忽视学习、研读、继承中医古籍。

二、重伤寒轻金匮。据统计，研究《伤寒论》的书，自金代成无己始著《注解伤寒论》以来，训诂注释的医著已经不下100本了，但研究《金匮要略方论》的书，却屈指可数。所以“经方”经常给人只能治“外感病”，只能治“古人病”的错觉。

三、重条文轻方药。对于《伤寒论》经文的解释、演绎，诸多医家多有发挥，然一论及文中方药，或轻描淡写，或直接略过，或强加入自己的各种臆想，还标榜这就是“仲景原意”。

中医学需要创新与发展。但是，任何学科所谓创新与发展，都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再通过当代学者不断的实践，细致的观察、研究而达成的。例如，清代诸位医家创立的温病学说，其思想体系和中医理论体系是浑然一体的，它探索了除寒邪外其他外淫在人体内的传变规律，并对张仲景的厥阴病研究做了非常翔实的补充，临床反复验证这些资料确有实用价值。因此，所谓的“寒温”之争，根本是脱离临床实际，大多纯粹是为了理论争辩而争辩。可叹今日的现状青年中医人普遍古文功底较差，大多不愿读甚至读不懂医学古籍；到了临床分辨不了寒热虚实，上手只会凭着大学时期记住的几首方剂，勉强应付一下。今日会治“未病”的专家不少，治得了“已病”的专家却是凤毛麟角。中医的根本在于疗效，再有政策保障，如果疗效不能提高，将会被时代淘汰。学科发展亦是如此，如果连继承都非常有难度，谈何发展？

本着“说明白话，写干货，实事求是”的原则，本书尝试不再使用大多数研究者“条文结合方药”的分析讲解模式，而将《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论》二书合而为一（本来就是一本书），结合《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仲景学说并不完全继承二书思想，但有很大的学术关联性），通过“析药测证”“以药串方”的形式，努力探索，还原张仲景时代诸医者的用药思辨规律（《伤寒杂病论》本为张仲景“博采众方”而成），挖掘其“随证治之”的精髓，以达到快速临床转化的目的。

如果大家读完本书后，燃起了研读经典的兴趣，给自己的临床工作带来了一些启发和引领，或者搞清楚了某几个中医概念，那这本小册，就真正实现了它微薄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