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访学散记

| 陈长伟 |

历史学博士，2005年北大—耶鲁博士研究生交流项目参与者，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第120个华诞。自1998年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以来，二十年间，北大取得了长足发展。二十年来，北大变化最大的恐怕当属她日益加快的国际化步伐。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来北大留学，北大许多院系也开设以英文为授课语言的项目，北大和国际上许多高校之间建立越来越广泛的交流交换项目。北大与其他世界名校之间所建立的密切联系令众多学子受益，但是在林林总总的交流交换项目中，持续十三年之久的耶鲁—北大博士生交流项目或许是最独特的。

这一切肇始于2003年11月，由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率领的耶鲁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并在北大校园成功举办了“耶鲁日”活动。在此期间，两校开始探索一项新的研究生交流项目，意向是每年派遣一到两名耶鲁博士生和两名与历史学相关的北大文科博士生前往对方学校进行一个学期的交流。这个倡议获得北大和耶鲁两校的积极支持。在耶鲁方面，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和金安平老师是该项目的主要发起人和主持者，并亲力亲为积极推动该项目的落实。

我当时为北大历史系的二年级博士生，和同班同学彭琦十分幸运地被一个跨学科委员会选为该项目第一批赴耶鲁大学的交换生。我们是2004年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和开题报告后，下半年报名参加该项目的面试选拔，从各院系报名的多名竞争者中被选中的，实属幸运。 2005年1月派出，在耶鲁大学的校园度过了那年的春季学期，6月回国。如今提笔回忆，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奇特经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出国门，我对此格外重视，以至于我几乎是在获得被该项目录取的消息之后就开始筹划准备这次跨越太平洋之旅。我上网搜集有关耶鲁生活的各种资料，检索电子地图，甚至找到了一份耶鲁大学的学生会为中国学生编写的《耶鲁新生生活指南 ( 2004年版) 》 。临行之前，金安平老师还专程为我们的交换事宜来一趟北京，给我们交代了种种注意事项，并且带来了一本厚厚的耶鲁研究生的课程手册，我反复翻阅，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课。总之，我似乎把赴美访问当成了一堂重要的新课，把能预习的都预习了。

然而，准备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无疑是申请美国的签证。2004年末，“ 9·11”恐怖袭击的阴云仍然笼罩在美国上空，申请赴美签证难上加难。打电话约好了面签的时间，准备好各种表格和材料，我终于发现自己得以站在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大厅的一列9人的队伍当中了。记得申请不同签证类型的人手里拿着不同颜色的号牌，静静等待着面试官的询问。我站在队伍的末端，不经意间能听见我之前的签证申请者和签证官的对话。声音虽然不大，却很清晰。我一次又一次听到签证官对那些申请者重复道：“您的签证申请未被批准”。轮到我的时候，却幸运地过了这一关，或许是因为我递交的材料中附有一封史景迁教授写的支持信。这封信如同他的学术作品一样，透露出精雕细琢的思想文化之美感，即使签证官没有读过《追寻现代中国》等书，至少也能体会到史先生文字之中所蕴含的那份殷切之情吧！

我于2005年1月14日下午5点左右抵达耶鲁大学所在的小城纽黑文市，极为惊讶地发现在公寓门口迎接我和彭琦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史景迁教授。我们从出租车下来时，他刚在路边停好车。见到我们，立即摘掉皮手套和我们握手，连声说：“ Welcome to Yale!”这是何等的优遇呀！就在前不久，史先生在北大历史学系讲座，二院108会议室被上百人挤得满满当当。我费了很大劲才在门边上占了一道缝隙。虽然从我站立的位置到史先生的讲台，近在咫尺，但在我这后辈晚学眼里，这位史学大师仍是遥不可及。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之间隔着厚厚的人墙，还是史先生学问之精深、行文之优雅也令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即。初抵耶鲁的那一刻，我立即明白了这次交流机会对我的巨大意义。正是由于北大与耶鲁的这个交换项目，我才得以近距离地向包括史先生在内的名家大师们学习。

我被安置在中央校区核心32号大街的一间宽敞公寓里。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的联系地址是“ Apt 108, 32 High St, New Haven, 06510” 。房间位于一层，略显阴暗与陈旧，冷暖空调开启之时发出直升机般的轰鸣声，楼道的电梯的门是需要用力才能拉开的铁栅栏，而且运行速度比步行上楼似乎快不了多少，但公寓的地理位置极佳，步行几分钟就能到校园中心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这一点尤其让人感到满意。

我在耶鲁总共选了三门研究生的课，分别是约翰·迪莫斯( John Demos) 教授的“早期美国史” ( “ HIST 704b Early Ameri-can History” )， 贝弗莉·盖奇 ( Beverly Gage) 教授的“美国保守主义” ( “ HIST 748b American Conservatism” )，以及约翰·加迪斯 ( John Gaddis) 、保罗·肯尼迪 ( Paul Kennedy) 和查尔斯·希尔 ( Charles Hill) 一起主持的“大战略研究” ( “ HIST 985b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这三门研究生的课程均为研讨式课程，课程规模最大的是“大战略研究”，大概25人，选课学生最少的是“早期美国史”，不到10名学生。此外，我还全程旁听了史景迁教授开的本科生课程“中国近代史” ( “ HIST 316b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 。

迪莫斯是一位接近退休年龄的老教授，为人和蔼可亲，授课一丝不苟。作为美国的“古代史”课程，该课讨论的范围颇广，涉及各个主要英属殖民地政治经济状况，除了文献史料之外，他注重实物考证。我记得有一回上课，他拎着一把斧头进来了，说这是美国殖民地时期某位先民砍伐树木之原物，然后他就从该斧头开始引导对当时经济与社会进行讨论。这把斧头立即让我想起了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 。 1845年，梭罗只身一人，只带了一把斧头，到瓦尔登湖畔建了一间小木屋，独居了两年零两个月。斧头是他与蛮荒世界对话的唯一工具。一百多年后，斧头成了后世学者解锁那段历史的钥匙。

盖奇是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颇受学生欢迎。她所教授的“美国保守主义”是一门颇为应景的课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对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新保守主义进行追根溯源是当时美国学界的研究热点。选课学生很活跃，十几个学生围坐在大方桌四周，从里根和撒切尔时期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保守主义思潮，到耶鲁校友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信条，进行追根刨底的讨论。

“大战略研究”则是一门很特殊的课程，与其说是一门课，还不如将之视为耶鲁的领导力培训项目。这不仅因为主持该课的三名教授均以研究战略而著称 (希尔是前外交官，曾任舒尔茨国务卿的助手)，该课的培养对象也是在耶鲁学生中优中选优的。和其他研究生课程不一样的是，学生并不可以自由选修该课。上课的学生是本人申请，经推荐、选拔的程序而被接纳的。课程也横跨春季、暑期和秋季。春季学期学生参与讨论历史上主要战略家的战略思想 (从中国的孙子到冷战末期的里根)，暑期所有的选课学生均会奔赴美国各地实习实践 (从白宫到阿富汗的反恐前沿阵地)，秋季学生返校后则进入各种当代问题 (环境、反恐等各种热门话题) 的探讨。课程最后，学生除了提交学习报告之外，还需要参与一场应对国家危机的模拟仿真实验，分别扮演美国政府相关部门领导者的角色，如总统、国务卿和中情局局长等。贯穿这整个过程的是和美国各种当代战略家的互动，包括有一次上课铃声一响，从教室外头走进来的竟是颤颤巍巍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另外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2005年2月14日情人节那天，课程正在进行中，忽然两位不选课的女生推门而入，给正在主持研讨会的三位教授每人送了一朵玫瑰花，然后对着全班同学高歌一曲，扬长而去。加迪斯教授等人丝毫没有被打搅的烦恼，而是很自然地将玫瑰花插到胸前口袋里，继续回到美国奠基者大战略的讨论中。

在课程学习之外，我多数的时间是在耶鲁的图书馆度过的。由于身负着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任务，我不断地查阅各种资料，并在学期结束之后去了一趟位于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并赴华盛顿参加美国对外关系论坛。总之，从学业的角度，在耶鲁一个学期，收获颇丰。但是最深刻的感触，还是抵达美国之后对中美教育之差异的直观感受。

尽管耶鲁与北大建校于不同年代，又分处于大洋两岸，但要找到二者的共同点似乎并不难。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中国交换生，我时常被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耶鲁给你的最大惊喜是什么？我的回答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耶鲁给我的最大惊喜就是没有惊喜。实际上，耶鲁和北大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两所学校都在本国享有盛誉，都拥有众多高素质人才，两国最优秀的青年才俊云集此地，共同追寻着真理之光。在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耶鲁就是一所美国版的北京大学。

在校园建设方面，两所大学都拥有各自引以为傲的建筑风格，置身其中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怀旧之情。高耸入云的哈克尼斯塔向人们诉说着遥远的中世纪，在那里真理的光芒终于将黑暗驱散。而漫步于未名湖畔，你又很容易将熙来攘往的现代北京城抛诸脑后，追寻着民主与科学。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相通之处，耶鲁和北大还通过更直接和具体的方式联系在一起。除了博士层次的交流项目外，两校还为本科生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自2006年以来，每年约有20名耶鲁大学的本科生在北大学习 (让人遗憾的是该项目仅运行几年就终止)。得益于这些广泛的联系，耶鲁已经成为北大学子最熟悉的海外大学之一。他们不仅可以在耶鲁学习各学科的前沿成果，而且能以一种更直观的方式体验这座世界名校。夏天的北大校园还经常可见身穿印着YALE字样T恤衫的学生在各处游荡，很明显他们多数是一些或长或短地在耶鲁待过的学生。

至于两校间的真正区别，则需要从教育哲学和教学风格等微妙之处把握。若要评论两校教育系统的差异，受益于交流项目的学生或许更有发言权。在我看来，两者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培养文科研究生的方法上，历史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鉴于我的人文学科背景，在此不便评价理学与工学)。另一个不同点在于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总体设计上。在北大乃至所有中国高校，大多数文科的研究生课程被分成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如果想攻读博士学位，那就必须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习。相比之下，在耶鲁大学并非所有学科都提供硕士课程，而硕士学位也不是进入博士阶段的先决条件。此外，两校博士培养方案中的学术训练时间也有很大差异：攻读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至少需要六年时间，而在北大同样的学位平均只需要三到四年。在中国学士、硕士、博士是一种从低到高的递进关系。然而，在美国 (至少在耶鲁)，可以不经过硕士就从学士直接进入博士学习。博士与硕士之间的类别色彩甚于层级区分，硕士有点类似于学术生涯的“开胃小菜”。有些人本科毕业之后不太肯定将人生中五至九年的黄金年华用于攻读某个方向的博士学位是否值得，那么就先读个硕士试试，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安排。然而，这种差别可能会给参加交流项目的北大博士生带来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克服接二连三的难题：理解深奥的课程，独自开展研究，以及必须在四个月内熟悉一套全新的教育系统。

我所观察到的另一个明显区别体现在耶鲁和北大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训练上。耶鲁大学的大多数研究生课程是以研讨班的方式进行，它的一大特色就是毫不留情地质疑和批判。在研讨会上，老师们会要求学生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对既有观点提出有根有据的质疑。为此，学生需要学习如何批判性地阅读、倾听和表达。例如，在某次历史专业的研讨会上，学生们需要将所有的历史文献 (无论重要的还是次要的) 进行仔细核查，同时还需要探讨以下问题：文献的来源是什么？它的作者是谁？文献产生的缘由是什么？作者有何偏见？作者希望写给谁？为什么这样写？是否有与作者观点相左的证据可以被保留？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北大学子身上承载着中华本土智慧，并心怀敢为天下先的奉献精神，但他们没有经过此类学术训练以培养自身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在北大的很多课堂上，学生们没有获得太多的正面鼓励去坚持独立思考，质疑同学与师长的观点，最终也就无法将自己的独到见解倾注到研究中，呈现在成果上。

上述差异只是希望强调耶鲁—北大交流项目的重要性：不仅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受益良多，而且教员也从中收获了新的教学与管理理念 (尤其是北京大学)。最直观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博士阶段的学习。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也将研讨式教学引入到更多的课程中。

我相信每一位从耶鲁—北大交流项目中收获成长的同学都会讲述一个相似的故事：正是在图书馆、研讨会以及校档案馆度过的时光锻造了我们的科研能力，并最终帮助我们完成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尤其难得的是自己亲身感受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真切体验了一所顶级学府，这一切已成为我最珍贵的记忆。道一声感谢已无法表达我对这次交流机会的感激，更无法传递我对两校促成该项目的所有老师最由衷的敬意。时至今日，这段学习经历仍是我个人继续进步的不竭动力。

2021年12月27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一早晨。我刚到达办公室，准备开始应对一周繁忙的日程，忽然在微信上看到史景迁先生于美国时间圣诞节当日去世的消息，顿时震惊不已。从2014年3月在北京最后一次见到史先生开始，我一直怀着将来某个时刻去耶鲁旧地重游再次拜会先生夫妇的愿望。自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以来，心里不时挂念远在美国的先生伉俪，我一直盼着能有一日再次坐到先生家后院“呦呦亭”和他们畅叙，聊聊当下的中美关系或曾经肆虐的疫情，甚至和先生再度神游他笔下的康熙、曹寅或者王氏。谁知史先生竟然会在2021年北京最寒冷的一个冬日驾鹤西去了！

记得2005年1月，我初抵耶鲁之时也是一个寒冷冬日。刚开学的几周，小城纽黑文时不时被大雪覆盖。开学后不久，史先生和金老师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我在他们家用了晚餐并畅叙到很晚才告辞。史先生和金老师开车送我回位于耶鲁校园的寓所。在皎洁的月光中，汽车沿着公路穿行一片树叶稀疏的森林，车窗外传来一阵我不知道名字的鸟儿的叫声，史先生用他一贯缓慢悠长的语调自语道：“ Spring is coming. ”的确，当2005年北大和耶鲁的文科博士生交换项目启动之时，我不时有一种春天即将到来的感觉。虽然项目启动之初并非完全一帆风顺，但是不仅两校博士生之间的交流项目坚持了下来，耶鲁甚至开始尝试每年派一批20名左右的本科生来北大学习一个学期。虽然这个本科生的交流项目为期不久就告终止，令人遗憾，不过两校之间各种层面的交流却在深化。记得2005年后有一段时间，不同学科的耶鲁教授频繁访问北大，举办讲座。从人文互动、校际交流到两国关系，一切都似乎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我当时所从事的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研究而言，美国在持续不断地公布解密档案，中国外交部也开始公布一批有关五六十年代中国外交的档案材料。对一个刚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博士生而言，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正在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