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編 從早期《書》學到《書經》成立

第一部分 先王之政典：《書》類文獻的早期形態

《書大序》開篇言：“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孔穎達《正義》云：“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又曰：“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可見在古人認知當中，《書》類文獻屬於最早的一批“文籍”，其同書契之生正相關聯。所以，《書》類文獻之所興，《隋書·經籍志》 “經部·書類序”云：“蓋與文字俱起。”¹但是古籍所載書契之生多見異説，如《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又《世本》載倉頡造書契，且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其爲黄帝之史官，等等。對此，孔穎達《正義》一一辨析，維護序説，兹不煩述。

近代以來，隨着出土材料的越來越豐富，以及古文字學的大發展，古籍舊説的局限性顯而易見。就目前可見材料推測，漢字基本上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時代，可能是夏商之際。²但是，反觀舊説，也非全無是處。《書大序》等文獻中關於從結繩到書契演進過程的分法是有道理的。結繩是口傳社會記憶輔佐的代表性工具之一，屬於物體輔助類：

通過給繩子增加繩結，在棍子上打上多個樁子，或在已有的大堆東西上添加例如枝條或石頭等物品而記住重複性的信息，這是全世界的常見做法。一個極好的例子就是(美國)易洛魁人一根手杖上有象形文字和50個樁子。這是作爲首領名單、議會手册和讚美詩的提示，在討論過程中産生了其他由玉米粒、念珠串和圖畫製成的可交替使用的助記工具。……

還有一個案例是在秘魯使用的結繩記事( quipu) 。它由一系列不同顔色和長度的結繩綁在一起作爲頭飾的流蘇或者作爲檔案被保存。繩子的顔色、繩結和長度與它們的次序一樣重要。印加帝國的官員利用這個過程來量化，包括年代順序、數據以及明顯的定性信息。莫魯亞( Morua)神父驚訝於這些打了結的繩子所代表的過去事情的廣度：每個國王統治的時間長度，他是好是壞，是勇敢還是懦弱。總而言之結繩語可以作爲一本書來閲讀。他補充説，一個僧侣可以對一個印第安老人進行確定性實驗。老人對結繩語的理解就像閲讀一本書。³

在口傳社會中，這類記憶輔助物還包括圖像、場地(或建築)、音樂等。古人將書契之生同三皇五帝關聯起來，實際上規避了《書》類文獻曾流傳於口傳社會的問題。依照傳統的歷史序列，結合古文字學的一般認識，則從遠古到夏代屬於口傳時代，而當時的首領及其輔佐之所行、所言亦當屬於廣義的《書》類文獻範疇。在此階段中，《書》類文獻的三種形態(載體、文本、經傳)多與口耳相關聯。换言之，口傳社會當中，口耳決定着知識和記憶的流傳。當時没有人懷疑記憶是包含了過往人類經驗的總和，並且是解釋“當今社會”現狀和原因的忠實寶庫。這些口傳社會中流動的《書》類文獻，經過歷史的淘洗，最後部分保存在了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尚書》當中：

口頭傳説一直被當作原始資料使用。這種資料不僅是口傳社會歷史的明確資料或者文字社會中對不懂文字群體的歷史信息，而且也是許多古代著作的源頭，諸如在早期的地中海地區、印度、中國、日本，或者是之後西歐第一個千年之交前的許多來自歐洲中世紀的著作。⁴

就《書》類文獻而言，聖王、賢臣之誓、命、訓、誥，以及相關事迹等，其中的完整記憶(或片段信息)，能够跨越口傳社會，進入文字時代，被記録下來，傳遞到《尚書》當中去。諸經當中，《尚書》同口耳之關係相對密切，古人多以《尚書》爲記言之書。如《漢書·藝文志》言：“《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⁵又曰：“古之帝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⁶孔穎達《尚書正義序》言：“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劉知幾《史通》言：“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依此標準，所以劉知幾認爲《堯典》 《舜典》 《禹貢》《洪範》《顧命》等篇，爲例不純。⁷實則，劉知幾所點出的例外，正説明《書》體非純爲記言。章學誠《書教上》言：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 《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尚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⁸

章學誠從《書》體上否認記言、記事二分法，認爲言與事本爲一體之兩面，但他並未否認《尚書》之多記言篇章。此外，劉起釪先生通過引《書》來分析先秦《書》學時，發現當時所引多易讀之句，難讀者鮮有徵引，故而推測言：

其實作爲統治之術的重要寶典，西周初年周公爲鞏固周王朝所做的好幾篇誥詞，是特别重要的周代開國文獻，有好幾篇比只封一國國君的命辭《康誥》顯然更重要，如果真要引用的話，應該多引那些《書》篇。但是那些《書》篇太難讀了，因爲全是周公用西土岐周方言講的，隔了五六百年之後，中原大地上的通用語言已不同於岐周方言了，因此對於春秋戰國的人來説，這些都成了不容易懂的文辭，就只好索性繞開它們，不去提它。⁹

我們由周初八誥可以反觀口傳社會以及口耳與竹帛並行條件下的《書》類早期篇章的情況。另外，即便是被劉知幾認爲體例不純的《堯典》，也有明確的早期知識痕迹，如其所載鳥、火、虚、昴四中星之觀測年代，可據歲差推之，能田忠亮推算爲約公元前2000年，¹⁰新城新藏推算爲大約公元前2500年，¹¹而竺可楨先生推算爲星昴乃距今4000多年前，鳥、火、虚乃距今3000年前，折衷而推測“蓋殷末周初之現象也” 。¹²雖各家之説有異，然均定在距今4000年前後。古人關於歲差的確切認識晚至晉虞喜。如此《堯典》即便出自周秦人之手，其中亦含遠古實際觀測之天文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的出現並不意味着口耳之功能立刻即被替代。首先，記憶和知識的保藏與傳播方式有其慣性；其次，文字社會中不能掌握文字的個人和群體依然依賴口耳獲取知識與信息；復次，師徒授受一類活動自古至今都需要口耳來完成，即便其已非知識與信息的主要承載形式。口傳社會中的口耳有其輔助物，而文字社會中口耳依然發揮着重要作用。如此，我們依照既有材料來判斷成文史記載出現的時間就顯得很重要。要之，考察《書》類文獻在源頭期及其早期流傳形態，簡單判定早期中國純粹口傳、口耳與竹帛並行、成文史記載出現等幾個節點，勾勒其所搭建起的早期歷史框架就顯得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