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有效需求不足与总供给结构优化

1996年，广州实现了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到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需求约束型经济，又叫订单经济，潜在总供给可以覆盖任何数量的总需求，那么，总产出究竟能有多少，取决于订单。当总供给与总需求产销对路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总需求一侧；当总供给的物理属性与总需求货不对板时，则需要总供给一侧做结构性调整。这种调整的规模有大有小，小规模的结构性调整市场自身就能完成，而大规模、深层次的调整则需要顶层设计。

一 需求约束型经济的短期总供给曲线

宏观经济学基本是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从凯恩斯著名的“有效需求不足”宏论逆推，宏观经济学暗含的前提假设无疑是“需求约束型经济”。宏观经济学设定的短期供给曲线先是与横轴平行，总产出实现充分就业的产量Y*之后，总供给曲线出现拐点，然后与横轴垂直，见图1-11。

图1-11 凯恩斯经济学短期总供给曲线

图1-11表明，短期中价格不变，总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总需求从AD1提高到AD3，总产出便有与均衡点E对应的增长。但是，在E3点，总供给曲线出现拐点，Y*是充分就业的产量，一个短期终结。如果总需求继续扩大——AD曲线继续右移，便只有价格上涨而无产出增长。凯恩斯经济学短期分析的范围就是在AS曲线的拐点之左。多恩布什、费希尔 斯塔兹（2000，第79页）对图1-11曲线形状的解释是，“短期AS曲线是水平的（凯恩斯总供给曲线），长期AS曲线是垂直的（古典总供给曲线）”。毋庸讳言，我们对多恩布什、费希尔 斯塔兹的解释有一定的异议。

在图1-11中，AS曲线拐点之后的与横轴垂直部分并非需求约束型经济的长期总供给曲线，而是连接上一个短期和下一个短期的供给曲线调整部分。和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一样，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长期总供给曲线也不是与横轴垂直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证据。在短期总供给曲线拐点左侧总产出增长的过程中，经济中各部门和各环节很难保证同步发展。同时，在总需求变动的影响下，某些物理属性的产品需求增长强劲，而某些物理属性的产品需求增长停滞或大幅下降。于是，或许在技术方面、劳动力方面、资源方面和制度方面会率先出现“瓶颈”状态。未必一定是达成“充分就业”才会出现总供给曲线拐点，而且拐点之后的总供给曲线也未必一定是与横轴垂直的（斜度可能比较陡峭）。详见图1-12。

图1-12 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接近现实的短期总供求

如图1-12所示，实际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斜度虽然非常平缓，但不可能是完全水平的，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为简化分析，凯恩斯经济学也将曲线做成水平状态。在AS曲线拐点之左，随着总需求增长总需求曲线右移，价格水平涨幅不显著，总产出增幅显著。一旦总需求曲线右移到AD2之后，方方面面的“瓶颈”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总供给的问题就摆到明处了。统计数据就一定会拟合为经济增长率下降、价格涨幅可观（低高型）形态，或者是经济增长率很低、价格涨幅也很低（双低型）。当总需求曲线在总供给曲线的拐点之右达成均衡时，在总需求方面做文章的意义不大，而是需要一国经济当局对总供给做适当的调整。各国发展程度不同，人口资源环境不同，历史文化和制度安排不同，调整的政策也不尽相同，调整所需时间也不可能相同。

二 对中国长期总供给曲线的讨论

广州市的经济发展处于中国总体发展之中，受益于也受制于国家总发展战略。本节讨论全国需求约束型经济长期总供给曲线，意在分析其中的逻辑，广州市的总供给曲线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

从长期宏观经济运行角度观察，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在总供给结构做了充分的调整之后，进入下一个短期。依此类推，众多短期组成长期，如图1-13所示。于是，我们重申自己的判断，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长期供给曲线应该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与横轴垂直的。

图1-13 短期总供给曲线和长期总供给曲线

图1-13中，AS1～AS3是图1-14的简化版，把连续的各短期起点（价格拐点）用平滑的曲线连接起来，就是长期总供给曲线。从逻辑角度分析，需求约束型经济的短期和长期不在于时间长短，而是以价格水平发生显著变化为划分的临界点。短期中，资本存量和产出是有一定（或较大）变动的。显然，这和前面讨论过的供给约束型经济的特点恰好相反。我们用中国1996～2017年的数据做出总供给曲线，见图1-14。

中国经济刚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就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外需急剧下降。在政府多方努力下，拉动内需政策卓有成效。从长期AS曲线的形状观察，在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几年中，1997～2002年价格总水平基本没有显著变动，总供给的增长率较前虽有所下降，但环比指数稳定在8%左右，没有发生大幅度下滑。从2003年起，总供给曲线基本上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近年来尤为明显，于是，政府根据总需求的变化对总供给结构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自从中国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以来，供给一端总是随总需求的变化在调整。回头盘点一下，20世纪90年代的时尚产品今天还有几样？在各短期中被总需求逐渐淘汰的有多少（如双卡收录机、盒式磁带、胶卷照相机、MP3，等等）？今天的时尚产品刚问世几年？因此，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先前总供给结构调整的继续，前后的区别在于，先前的调整容易一些，当下的结构性改革艰难一些；先前的调整大都可以由市场自发进行，当下的调整需要顶层设计。从易到难，从简到繁，中国总供给的结构性调整任重道远。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总供给，面对着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两个组成部分，而且，无论哪个部分都是重量级的，都不容忽视。随着总需求的不断变化，在任何一个短期向下一个短期过渡时，中国的供给侧都会面临结构调整问题。

图1-14 1996～2017年中国总供给曲线

注：横轴是1996年为100的GDP定基指数，纵轴是1996年为100的价格指数（GDP平减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数据计算。

不可否认，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GDP增长率（见图1-16）呈下降趋势，短期内的总需求拉动产出的能力减弱。这既有总需求曲线右移的动力不足问题，也有供给侧的“货不对板”问题。于是，学界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各种估计见仁见智。我们使用1996年需求约束型经济以来的数据，对20多年的经济趋势做图，以便进行初步讨论。见图1-15。

图1-15 1996～2017年中国GDP定基指数走势（1996年=100）

注：横轴是年份，纵轴是以1996年为100的GDP定基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数据计算。

图1-15表明，20余年来中国经济翻两番有余，GDP走势和趋势始终都是向上的，并不存在总量的拐点。因此，总量层面的悲观判断是缺乏证据的。从总量角度观察，不存在2016年权威人士指出的中国经济L形走势现象。那么，L形走势究竟是从哪个角度进行的判断呢？我们再利用GDP环比指数做图，观察各年份的经济增长率走势，见图1-16。

若将纵轴数据改为经济增长的百分点（如6.9、7.3、7.8…），曲线形状不变。从图1-16中观察到，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中，中国经济增长率走出了一个向左倾斜的小L形曲线，2002年之后便一路向右上方倾斜，2007年达到峰值。2007～2010年，呈现为反向的J形曲线。从2011年起，中国经济增长率便逐年下降，基本上呈现向右下方倾斜的态势，2010年经济增长率为10.6%，2015年仅比上年增长了6.9%。再考虑2016年增长率为6.7%，曲线似乎确实呈横向走态势，GDP增长率走势确有不规则的L形苗头。但是，2017年经济增速为6.9%，高于外界预期，这也是中国近7年来经济首次加速增长，经济增长率的走势尚待观察。

图1-16 1996～2017年中国GDP增长率

注：横轴为年份，纵轴为1996～2017年GDP增长率（环比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综合对图1-15与图1-16的讨论，我们认为，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率走势有L形曲线的苗头尚可，至于说中国经济走势呈现L形则是完全缺乏证据的，至少表述是有不严谨之处的。

三 对美国和日本长期总供给曲线的讨论

诚然，中国需求约束型经济的经历相对较短，本书将参照美国和日本等经济大国同一性质的历史经验做初步判断。我们曾对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总供求态势做过考察，结论是：美国于1919年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英国至晚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日本在1950～1955年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经济泡沫”崩溃之后，“新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渐渐显露，在此不做深入讨论。由于没有做更多的研究，我们对其他国家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的时点没有足够的把握。限于篇幅，本节仅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国家美国和日本相关时段的总供给曲线与中国做初步的比较。

1.美国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总供给曲线

我们选用1960～2000年时段的数据，观察美国总供给曲线的形状（见图1-17）。从图1-18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一时段发生了两次持续两三年的负增长和一次短暂的负增长（数据表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致使长期总供给曲线有三个异常段，其余时间都是中低速增长，曲线呈现正常形态——向右上方倾斜，和中国长期总供给曲线的形状基本一致，支持我们前面所做的逻辑分析。

图1-17 1960～2000年美国的总供给曲线

注：横轴是以1960年为100的GDP定基指数，纵轴是以1960年为100的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刘巍、陈昭，2012，第178～179页表5-1数据计算。

图1-18 1960～2000年美国经济走势

资料来源：根据刘巍、陈昭，2012，第178～179页表5-1数据计算。

和前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的观察一样，我们也对美国的情况做同样的讨论。从图1-19中可以看到，从长期来看，和中国相比，美国经济增长率的时间曲线形状更不规则，基本上是10年一波，说是M形的波段也行，说是W形的波段也可。年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均值为3%～4%。

2.日本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总供给曲线

我们选取日本1955～1991年的数据做图（见图1-20），讨论其需求约束型经济时期的总供给曲线特点，并与中国总供给曲线做比较。

图1-19 1960～2000年美国GDP年增长率

注：横轴是年度时间，纵轴是GDP年增长率（环比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刘巍、陈昭，2012，第178～179页表5-1数据计算。

从日本总供给曲线的形状来看，以1974年的负增长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55～1973年，经济高速增长；1974～1991年，经济增长乏力，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泡沫”不断加剧。但总体来说，总供给曲线基本上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和中国、美国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总供给曲线特征没有本质差异。

图1-21是1955～1991年日本经济走势。从曲线形状看，除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波动之外，其余各年都保持了增长态势，与中国和美国的GDP走势基本一致。

图1-20 1955～1991年日本总供给曲线

注：横轴是以1955年为100的GDP指数，纵轴是以1955年为100的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内阁府官方网站发布的原始数据计算（详见http：//www.esri.cao.go.jp/ en/sna/data/kakuhou/files/2009/23annual_report_e.html）。

图1-21 1955～1991年日本经济走势

注：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以1955年为100的GDP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内阁府官方网站发布的原始数据计算（详见http：//www.esri.cao.go.jp/ en/sna/data/kakuhou/files/2009/23annual_report_e.html）。

最后，我们观察一下日本经济的GDP增长率走势（见图1-22）。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前19年高速增长，波动幅度较大，年增长率平均在7.2%左右，增速远高于美国；后17年中低速增长，波动幅度较小，年增长率平均在3.9%左右，也高于美国。

图1-22 1955～1991年日本GDP年增长率

注：横轴表示年份，纵轴是GDP年增长率（环比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内阁府官方网站发布的原始数据计算（详见http：//www.esri.cao.go.jp/ en/sna/data/kakuhou/files/2009/23annual_report_e.html）。

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案例来看，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不仅GDP年增长率持续单调增是个奢望，就连持续高位走平都是没有历史证据支持的。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之后，1996～2010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平均在8.7%左右，高于日本和美国。从2011年起，经济增长率连续6年单调减，2016年跌至6.7%，2017年增长率微升至6.9%，年均增长率在7.7%左右。虽有L形走势的苗头，但增长率仍高于日本和美国。2018～2019年，若经济增长率与上年持平，L形趋势有确立的可能；若增长率显著下降，则增长率曲线继续下探，走势不定；若增长率显著超过上年，则有V形反转的希望。但参照美日两国的经验，无论何种形状的曲线确立恐怕都是短暂的，长期中会发生不规则波动，甚至出现负增长情况。中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现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今增长率的一个百分点相当于过去增长率的几个百分点。况且，巨大的总需求是来自国内和国外两个部门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我们先不考虑多变的国际市场，即使在封闭假设下，伴随总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从“想买却买不起”群体进入了“没什么好买的”的群体，边际储蓄倾向会持续上升，总需求对总供给的物理属性会越来越挑剔。于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诱致总需求增长的任务就越重。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总产量决定于订单量，在没有国内外突发事件时，订单增量持续下降的原因之一必定是总供给缺乏新亮点，[1]不能吸引总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凸显。我们可否将年GDP增长率走势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号和改革效果显著与否的考量尺度？这大概对中国经济发展更有利。诚然，从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经济增长应该是有一定时滞的，有关管理部门和学界应该有足够的耐心。

四 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宏观经济运行

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总需求，如果把政府需求（购买）分解，分别并入消费和投资，那么，消费、投资、出口就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了。凯恩斯主义对此有深入的分析，中国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之后，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上也一贯重视“三驾马车”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模型还是“三驾马车”论，都对投资影响因素问题的分析存在着一个逻辑误区，即认为投资与消费和出口是独立的关系。而且，从这个误区出发，会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和调控政策产生不良影响。本部分从凯恩斯的投资函数入手，做个简单的讨论。

1.对凯恩斯投资函数前提假设的讨论

凯恩斯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是为了探索西方国家1929年大萧条的解决之道。凯恩斯认为，在消费倾向稳定的情形下，社会总消费增加量不及社会实际收入增加量，为使企业家不蒙受损失和维持既定的就业量，需要有足够数量的现期投资补偿总收入多出总消费的那一部分，所以有效需求充足与否关键在于现期的投资数量多少，投资数量取决于投资的诱导因素——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考察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工厂生产的产品大量积压，大量机器停止运转，显然当时产品消费通道受阻，而产品的供给毫无问题，所以，凯恩斯投资理论的真实社会背景是有效需求不足，显然是需求约束型经济体所患的病症。有效需求不足时，只要有客户的货物订单，工厂就有投资生产的动力，否则投资生产活动只会造成进一步的产品积压，因此需求约束型经济又可以被称为“订单经济”。

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出版时，正值美欧大萧条临近尾声。不难看出，凯恩斯的研究过程与大萧条的时间交集很大，也就是说，凯恩斯推导投资函数时，书斋之外的市场显然处在“订单经济”体系中。但是，从凯恩斯学派对投资函数的逻辑分析层面观察，凯恩斯给出的投资函数暗含的前提假设应该是“销售没有问题”，即产品最终都能被消费掉，这样的逻辑只有在工厂源源不断地接收到订单时才正确，否则，我们认为在“订单经济”中投资函数必须要包含影响产品最终消费的因素。按照《通论》中凯恩斯原有的逻辑，投资受资本边际效率（即预期利润率）MEC和利率r的共同影响。MEC是产品需求的影响因素，即在产品可以全部售出（需求没有问题）的条件下厂商的心理预期；r反映融资成本，即厂商以外源融资方式进行投资的利润多大比例可归自己所有。但是，凯恩斯并没有将资本边际效率这一投资诱导因素作为自变量放进投资函数中，却将投资函数形式定为I =ƒ（r），其中I为总投资，r为利率，总投资成了利率的一元函数。[2]也就是说，凯恩斯投资函数只考虑厂商的融资成本，而认为预期利润率短期内变化不大，显然，暗喻着短期内公众对产品的需求既无多大变化，同时，需求也是充分的——基本可以覆盖供给量。

如此看来，虽然凯恩斯《通论》一书整体上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在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层面，暗含的前提假设却是有效供给不足——供给约束型经济，这与当时的“订单经济”社会背景不相符，得出的私人投资函数必然会有逻辑不通之嫌。凯恩斯对利率影响投资这一论点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在《货币论》一书中，凯恩斯认为利率足够低时具有无限投资机会。这一逻辑在大萧条发生之前，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供给约束假设是一致的，即供给可以完全被需求覆盖。在《通论》一书中，凯恩斯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发现并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全部分析都围绕着拉动需求而展开。从《通论》这一理论体系出发，凯恩斯将厂商的投资需求定义为总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在分析投资影响因素时却回到了《货币论》的思路（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降低利率和恢复借款人与贷款人的信心。综上所述，凯恩斯投资函数暗含的假设是供给约束，得到供给约束型经济时代经验的支持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潜在供给”远大于有效需求的需求约束型经济时代却无法得到经验的证实。

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在正确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正确的逻辑分析框架，这也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必要条件。从经济学说史的理论模型反推，古典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上位前提假设应该是供给约束，即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总供给，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均为影响总供给的因素。[3]而凯恩斯经济学研究的上位前提假设是需求约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总需求，理论框架中的自变量应为影响总需求的因素。尽管凯恩斯投资理论的前提是有效需求不足，但他最终摒弃了资本边际效率这一影响，不经意间将投资函数的前提误设为有效供给不足，不但投资函数的前提与整个理论体系发生了矛盾，更与他所处时代的经济现实相背离。

2.对凯恩斯投资函数逻辑的修正尝试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体系属于短期的静态分析，其总需求仅包括消费和投资，短期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关键在于社会总消费不足，因为在边际消费倾向稳定的情形下，人们的总消费增长总是不及实际总收入增长，因此只能靠社会总投资来补足。总投资取决于两个投资诱导因素——资本边际效率（MEC）和利率（r）。凯恩斯所说的资本边际效率实质上是添加了时间因素和心理因素的预期利润率。凯恩斯认为MEC和r是彼此独立被决定的——前者取决于厂商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投资前景的信心状态，后者取决于货币供给和人们的流动性偏好。MEC随着总投资量的增加而递减，短期中是因为资本品供给价格上升，长期中是由投资的预期收益递减导致。凯恩斯认为，由人们的心理预期和信心状态决定的MEC这一投资诱导因素极易变动，因此可以从利率角度影响总投资，从而将总投资函数定为I =ƒ（r），于是凯恩斯投资函数成了市场利率（外源融资时厂商融资成本决定因素）的一元函数，且二者呈负相关——融资成本越低投资越旺盛，其政策意义在于：宽松货币政策压低市场利率，促进私人投资。但是大萧条以来的欧美各国的经验数据并不支持该逻辑，利率作为融资成本决定因素之一，对投资的确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根据各国经验数据分析，很明显在“有效需求不足”前提下函数中缺少更重要的自变量，而在厂商融资便利的情况下，利率的影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否则生产出来的产品毫无意义。20世纪欧美主要国家（地区）的对外贸易市场业已成熟，我们以产品的最终走向为分析起点，将产品最终消费群体分为国内消费C和国外消费（即出口）X，无论哪一部分消费量增加都会对带动新一轮的投资活动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一国产品的国内消费C与国外消费X均与总投资呈正向关系。

再看投资，一国的总投资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消费品厂商投资I1、资本品厂商投资I2和资源品厂商投资I3。[4]通常来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消费品、资本品和资源品除了本国消费和使用以外，还要出口一部分供国外消费和使用，按照本书的逻辑思路，C和X对I1有拉动作用，X对I1、I2和I3均有拉动作用。同时，无论哪一部分投资活动，利率对于“外源融资”的企业来说都是融资成本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于是，消费、出口和市场利率成了总投资的三个决定性因素。[5]

我们将以上投资影响因素的传导机制总结为图1-23。

图1-23 消费和投资的传导机制

注：C为国内消费，X为国外消费（出口），I1为消费品厂商投资，I2为资本品厂商投资，I3为资源品厂商投资，AI为总投资，r为市场利率。

图1-23表明，在封闭假设下，消费是启动器，消费增长是I1的促进因素。试想，无论何种消费品，如果根本无人问津，消费品厂商不要说增加投资了，就连企业生存都成问题。消费增长导致的I1增长，会导致I2的增长。因为消费品厂商并不会制造机器设备，必须向资本品厂商订货购买，这是促进资本品厂商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同理，资本品厂商自己也不会生产必需的资源品，如金属、非金属等，必须向资源品厂商订货购买，于是拉动了I3。在开放条件下，我们加入了出口需求变量。出口与消费不同，商品属性更为宽泛，可以包括消费品，也可以包括资本品和资源品（这两类商品可能占比更大）。于是，从理论上来说，出口可以在所有层次上拉动本国的投资。这样，在开放经济中，C和X就是影响AI（总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变量的增长或预期增长，为厂商投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冲动，即出现了“赚钱机会”。众所周知，现代经济的融资方式主要是“外源融资”，一旦出现了“赚钱机会”，厂商就会去“找钱”。然而，“找来的钱”不是免费的，厂商必须向出资人付出代价——利息（或红利）。经济学中付息水平的高低是用利率表示的，这恰好可以和各行业平均利润率做比较。假定某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4%，如果资本市场上的利率也是14%，显然，就算“赚钱机会”再大，大多数厂商也不可能投资，因为那是徒劳的，只有平均利润率水平远高于利率的少数厂商可以投资。于是，市场利率越低，可以获利的厂商越多，高水平的厂商赚的越多。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具备时，投资是市场利率的减函数。

综上所述，我们将总投资函数修正为：

即总投资是国内消费C、出口X的增函数，是市场利率r的减函数。从逻辑角度做初步判断，三个变量对投资的重要性应该是按国内消费、出口、市场利率降序排列的。

在本节的分析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和讨论。

第一，必须说明，我们对总投资层次的划分可能过于简略，总投资中大概不仅仅只包含消费品厂商投资、资本品厂商投资和资源品厂商投资这三个层面。但是，划分到这个程度已经满足了本节的分析需要，所以到此为止。

第二，从总量角度讨论，消费和投资似有统计意义上的此消彼长关系。具体来说，在产出总量一定时（简化起见，以两部门为例），有：

按式（1-6）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学逻辑，消费不足时应以拉动投资的方法保证产出不下降或增长，即通过增加投资来解决供求矛盾和就业不足的问题，投资决定消费，甚至是投资决定投资，需求管理基本演变成了投资管理。本节理出的消费决定投资之传导机制也曾在很多场合受到质疑，在此，我们做一初步讨论。

众所周知，生产过程是连续的，以一年为例，总产出是年内诸多生产周期中产出量的总和。为简化分析，我们假定一年之内只有两个生产周期t1和t2。假设t1的有效消费下降，消费品出售困难，厂商的库存急剧增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库存算作投资——厂商自我购买。[6]这似乎是投资弥补了消费不足，但接下来，在t2中，消费品生产厂商首先要去库存，本周期就要减产（库存虽在本期出售但不算本期的产量，因为上期已经统计过了），固定资产投资意愿减弱或暂停，在足够的时间里，这种不良后果必然会传递到资本品和资源品生产厂商，t2的产出就会下降，本年度的总产出必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假如消费需求下降不算太严重，可能会导致GDP环比增长率下降；假如消费需求下降严重，如1932年的美国——牛奶往河里倒、大量牲畜被宰杀就地掩埋、大量的棉花不摘烂在田里……那么，出现严重的负增长则是必然的。

综上，式（1-6）中的消费和投资此消彼长是统计学事后核算的技巧，不是经济学的因果关系。在封闭条件下，投资是一定要消费拉动的；在开放条件下，应该进一步考虑出口。同时，消费拉动的未必都是本国投资，因为必须考虑进口变量的影响，不仅消费品可以进口，而且，三个投资层次都可能有进口。于是，投资对消费的敏感性就会有一定的折扣，一定时期有一定的弹性。显然，这是个实证问题，本节只做逻辑分析。

第三，还有一个近乎纯想象的质疑：如果消费增长到等于总产出，何来投资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即使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有可能，但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绝无此可能。经济学虽然使用数学分析工具，但经济学毕竟不是数学，经济学的函数、自变量都有经验的定义域和值域，不可能出现数学中常用的正负无穷大。我们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一质疑。

首先，从供给角度观察。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多年的竞争和淘汰，各自建立了一套包含各行业与各层次的生产体系，资本品不是同质的，生产挖掘机的资本品不能生产皮鞋，而且，资本品的转换——即厂商转行——也有较大的时间滞后性。因此，总供给的这一性质制约了消费需求无限增长的幼稚想象。

其次，从需求角度观察。在世界各国先后所经历的100多年需求约束型经济中，消费需求总量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高到100%。从结构上看，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占比更低，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在收入中的占比会较高。历史经验表明，除“二战”后的日本和北欧等少数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不低，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分配不公是普遍现象。富人和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在收入中的占比低，基本上决定了总量上存在着“买得起但没什么好多买的”的现象——储蓄总量递增。20世纪20年代分期付款等形式的消费信贷在美国盛行——把富人的储蓄借给中低收入者使用，在此后大多数年份中，市场经济国家借此解决了（或推迟了）消费下降的问题，消费信贷推动消费、消费拉动投资基本成了体现在统计数据中的经验。于是，金融部门成了维护经济持续增长的中枢，同时，历史经验也表明，欧美主要国家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之后，历次重大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3.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宏观经济运行

以修正后的投资函数为核心，我们尝试归纳了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传递机制，见图1-24。

图1-24表明，在封闭假设下，消费不仅是总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消费需求还能够拉动消费品厂商投资。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消费者的订单是最重要的投资影响因素。消费品厂商在订单增长的情况下要追加投资，从资本市场上获取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从商业银行体系获得流动资金贷款。但是，消费品厂商自己不能生产资本品，获得投资资金之后要向资本品厂商订货。同理，资本品厂商自己也不生产资源品，需要向资源品厂商订货。同时，资源品厂商的生产设备要向资本品厂商订货。如果消费低迷，势必造成投资的低迷。在银行信贷功能完善的条件下，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作用显现，从经济运行的源头——消费开始拉动经济。世界经济史证明，中低收入群体数量越大，消费信贷的作用越大（不可否认，金融风险同时也会加剧）。于是，消费和总投资的增长，决定了总需求的增长，进而产生了增长的GDP。通过国民收入分配之后，新一轮储蓄产生，宏观经济运行的新周期开始。

图1-24 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传递机制

注：I1为消费品厂商投资，I2为资本品厂商投资，I3为资源品厂商投资；商业银行体系给出口商提供的出口信贷和给生产厂商提供的流动资金贷款暂略。

在开放条件下，由于出口品既可以是消费品，也可以是资本品和资源品，所以，出口可以拉动消费品生产厂商、资本品生产厂商和资源品生产厂商三个层面的投资。如果商业银行体系还能适时向出口商提供信贷支持，则出口更为顺畅，出口拉动投资的效应更为显著。同时，在开放条件下有出口必有进口，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中必有一部分购买了外国商品，这部分支出拉动了外国GDP，因此，要在本国总需求中扣除。

---

[1]当然，总需求方面也不是没有问题。例如，收入分配不合理会造成“想买却买不起”群体的规模过于稳定或扩大；银行消费信贷业务不发达会导致“想买却买不起”群体推迟购买耐用消费品。这方面的问题不是本书的重点，暂不讨论。

[2]利率是厂商的融资成本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凯恩斯最终的投资函数的经济含义是：总投资量只受厂商的产品供给端限制，而产品销售通道的终端——消费是始终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3]有关经济运行中的“上位前提假设”详见刘巍，2012。

[4]这三部分并非完全独立，互相之间有交集存在，比如，有的商品既是消费品又可作为某一阶段投资活动中的资本品。

[5]我们这里所说的利率必须同凯恩斯《通论》中的利率含义保持一致，指的都是有价证券收益率。

[6]在实践中，由于某些消费品和资本品难以区分，所以，只能按购买者身份界定——自然人购买算消费品，法人购买算资本品。例如，私人购买的小轿车显然算消费品，而出租车公司购买的小轿车则无疑算作资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