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社会学与中国经验

一 什么是社会学？

（一）什么是社会和社会学？

在各种社会学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中，“社会”和“社会学”的定义多达十几种乃至几十种。这种定义杂陈而不统一的情况，可能恰恰说明社会学的学科特征，也与人们对“社会”这个概念的理解差异有关。很多绞尽脑汁为社会学规定的所谓经典定义，事实上绝大多数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

要回答“什么是社会学”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是要在什么意义上理解“社会”的概念。在日常生活语言里，人们对“社会”有多种理解，它既可以是无所不包的“大社会”，涵盖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也可以是区别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小社会”，甚至这个“小社会”还可以被一层层地继续剥离。从语义学和语源学上来看，“社会”是“社”和“会”的结合，而“社”和“会”都是一种具有制度和礼仪的群体生活形式。“社会”就其本意来说，就是一种相对于个人的群体形式，所以“社会学”最早在中国被翻译为“群学”。群无定界，自然可以有大群和小群。

古典社会学家大多具有宏大的志向，为社会学赋予了揭示“大社会”统一运行规律的使命。例如孔德就曾认为，社会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就如同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是一门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统一支配规律的学科，所以他曾把社会学称为“社会物理学”。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的专门化趋势以及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这种宏大志向下对社会学的认识，很容易使社会学成为一种社会哲学，从而失去现代社会学的经验学科特点。

更令社会学家尴尬的是，当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相继划分出自己的学科领域，而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科、犯罪学、大众传播学、社会管理学等又纷纷脱离社会学的母体自立门户时，社会学的研究还剩下什么？面对一些杂志发表的以“舞蹈社会学”“美食社会学”“服装社会学”“拉关系社会学”为题的文章，社会学家往往自嘲说，社会学快成了研究别的学科不屑研究的剩余现象的“剩余学科”。并不是说社会学不研究这些问题，任何对具体细微社会现象进行的社会学研究都可能成为开山之作，如涂尔干对自杀现象的研究。问题是很多打着社会学研究旗号的文章，都只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一般描述，与社会学分析根本不相干。

当然，社会学的研究在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社区、城市化、集体行为、家庭婚姻、社会运动等一系列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领域里仍具有主流地位。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有一个学界共识的定位，作为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杆。

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可以划分为三种：政府规则、市场规则和社会规则。中国过去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对政府的力量和规则并不陌生，现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也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但什么是社会规则，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也很难轻易达成共识。

在一个大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分成不同的领域，而不同的领域又有不同的规则。例如，市场领域的最高价值是竞争，宗教领域的最高价值是信仰，企业领域的最高价值是利润，家庭领域的最高价值是情感，道德领域的最高价值是责任，法律领域的最高价值是公正，等等。这些不同的最高价值之间是有冲突的，如果我们把一个领域的最高价值推行到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就会造成社会生活的混乱。所以要在这些不同价值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和保持均衡的法则。政府规则、市场规则和社会规则的三分法，是我们选择的一种在经验领域中容易达成共识的办法。

政府的运行载体是文官科层制，它要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提供普惠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它令行禁止的执行机制和强大的贯彻力量，可以大大减少外部交易成本，但它很容易产生自我膨胀并难以精简的趋势，往往使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难以约束，即通常所说的官僚主义问题。市场的运行载体是企业，它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通过市场竞争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但往往又因为竞争过度而增加交易成本，所以企业为降低交易成本会产生走向垄断的问题，从而影响到竞争规则，这样就又需要反对垄断。社会的运行载体是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也包括社区等自组织领域。它们应当坚持公共服务的目标，而且运行成本应当低于政府，政府可以用购买服务的办法支持它们的公共服务活动。在中国，由于社会组织发育不全，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网络往往成为社会运行的非正式制度和潜规则的载体，这也是一个特别需要研究的方面。

在这样一个关于政府规则、市场规则和社会规则的三分框架下，形成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这现代社会科学的三大经验学科。当然，也有“国家-社会”的二分法，把社会视为区别于国家政权的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这种划分延续了古典的历史哲学传统，往往在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分析中被采用。它的优点是理论脉络清晰，但却难以适用对复杂具体问题的分析。

目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对什么是社会学的提问，实际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即学习社会学的知识对就业有什么意义？社会学的教学培养是针对哪些社会职业岗位的？当然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大学是一种通识教育，传授一些从事各种社会职业所必备的基础知识，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而不是职业培训所。但是，现代社会职业分工日益专门化，社会知识体系和信息编码系统快速变化更新，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迫使教育机构做出课程设置和课程知识的调整，特别是人们越来越普遍地把教育作为确定未来社会职业位置的人力资本投资。在这种大背景下，教育不能无视人力资本投资者和社会的需求，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必须能够提供比以往更加实用的知识和更加专业化的技能，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也要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在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城市发展、人力资源、人口生育、大众媒体、社会调查、教育培训、家庭婚姻咨询、社会安全等各个领域，社会学都肩负着培养职业人员和专门人才的重大责任。

（二）社会科学不再单纯以研究对象划分学科界限

以往的教科书，开宗明义首先要说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因为这种研究对象的界定，一直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界标。但是，在近几十年的学术发展中，随着人们对社会现象复杂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以及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根据研究对象来划分学科界限的做法越来越不适用。例如，关于腐败现象的研究，就很难界定属于哪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政治学在研究这个问题，认为腐败的根源是权力缺乏监督；经济学在研究这个问题，认为腐败的产生是体制不健全条件下“寻租”行为的结果；法学在研究这个问题，认为铲除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建立法治政府；社会学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认为杜绝腐败必须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广泛社会监督；等等。

经济学近几十年来研究领域大大拓展。经济学对人力资本、犯罪、司法审判、家庭中的利他行为、生育行为、环境保护、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研究，使其研究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兴起，使经济学方法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分析工具。这种经济学研究向经济学非传统研究领域的拓展，被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实这种拓展，代表了社会科学的一种发展趋向，即不再以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划分的根本界标。这种趋向其实在很多学科里都存在，只不过在经济学里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

随着社会学自身的分工化和专门化，它与其他学科之间在研究领域方面的区分也日益模糊，大量跨学科、多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的研究涌现出来。一方面，社会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如家庭、婚姻、组织、犯罪、社区、行为等，已经不再是社会学的绝对优势领域，经济学对生育行为和集体行动的研究、法学对社会法的研究、历史学对社会史的研究、心理学对人际交往和社会行为的研究等，都对社会学在这些领域的传统优势提出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学也超越了传统的研究边界，在诸如权力结构、区域发展、话语实践、市场网络、消费行为、信息传播、生态环境等过去陌生的或属于其他学科的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意味着学科划分已不再仅仅是以研究对象为分界，研究方法和学科视角日益成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理由。

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界限上的模糊，也使现代社会学在理论重建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返回古典思想的潮流，推动了“社会理论”的发展建设。本来，现代社会学的发展使它越来越远离形而上的庞大体系，也基本上放弃了如孔德、斯宾塞、帕森斯那样试图构建解释一切的宏大理论的努力。社会学为了克服宏大理论在社会现象解释上的简单化缺陷，加强了对理论本身的反思和建构，在社会交往与沟通、结构化与反思性、公共领域与结构转型、权力-话语与组织-制度、民族国家与暴力、阶级-阶层分化与职业流动、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社会组织与社会网络、性别与性、全球化与地域化、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都使社会学的理论阐释力显著提高，学术规范性明显增强。但社会学理论的专门化趋势，在学科领域日益交叉的今天，却遇到了不同学科之间进行学术对话的困难。每一门学科，甚至每一门学科的每一个专业领域，都有一套自己的学术概念、学术语言、学术焦点问题、学术分析路径，学术对话的难度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的理论重建工作产生了一种返回古典、走向综合、走向对话的潮流。当代的社会学理论大师们，如英国的吉登斯（A.Giddens）、法国的布迪厄（P.Bourdieu）、德国的哈贝马斯（J.Habermas）和贝克（U.Beck），建构的结构化理论、实践理论、沟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更多地被人们称为“社会理论”，而不是“社会学理论”。

总之，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即学科的划分，更多是根据学科的观察视角、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而不是完全根据研究的对象。

（三）社会学的科学化和人文化双重特征

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中存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划分，有人曾提出社会学究竟是走向科学化还是人文化的问题，而社会学与政治学、经济学被归为社会科学的三大经验学科以及这些学科对量化分析方法的广泛使用，使人们产生社会学越来越科学化、技术化的印象。

在以往的国际社会学界，10位研究者中大概只有3位使用社会统计方法从事研究，但今天，这个比例也许正好要反过来。以随机抽样和对抽样数据的统计分析为标志的社会统计方法，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并日益完善。其对社会变迁的描述、分析和追踪能力，使得社会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专门化程度很高的、可以用经验数据加以验证（或验误）的社会科学门类。社会统计方法在社会学中的普遍运用和强势扩展，虽然仍受到具有人文理论取向的学者的怀疑、批评和抵制，但却得到注重应用的社会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社会统计分析方法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机和统计软件的惊人发展速度使其成为一种非常便于入门的“基本技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量化分析的研究结果具有可积累、“可重复”的性质，符合对社会科学的某种“科学化”的要求。当然，比较适合于“大范围”“远距离”和“追踪性”的研究，也是社会统计方法在社会学界日益盛行的原因。

但是，社会学的“科学化”努力却遭遇到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那就是社会现象是极为复杂的，人们建立的任何分析模型，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影响因素，而任何一个重要变量的缺失，都可能改变所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所有社会学的所谓“科学”研究结果，实际上都是相对而言的。

现在，社会学的这种“科学化”趋势，也影响到社会学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造成“质”的研究的困惑。例如，一方面，很多学者希望他们的访谈资料也能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但结果是，为此制定的类似问卷的统一访谈提纲往往限制了访谈的话题，使访谈的记录枯燥而且重复。更为尴尬的是，这种使访谈资料“科学化”的努力，不仅未使访谈资料获得科学化的形式，而且还丢失了真实鲜活的实质。另一方面，访谈资料作为生活语言，具有话语/本文、符号/意义、能指/所指的两重性，本身就是一种隐喻。意义的揭示需要解释的过程，而研究者的解释，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差异，有时这种差异甚至会扩大为对立。换句话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其实并非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关系，即访谈资料的意义会根据“主体间性”发生变化。这样一来，研究者是否能自认为比被研究者高明、深刻，从而具有肢解、切割、筛选和重新解释生活语言的权力？研究者的解释，是否会并不是“揭示”而是“遮蔽”了生活语言的真实含义呢？因为访谈资料的话语意义对访谈的“情景”有很大的依赖，而使用访谈资料的人却无法再造和重复“情景”。问卷调查数据的问题是完全舍弃和遗忘了调查“情景”，并主观假定这些“情景”不影响对数据的解释，所以数据的测算是可重复的“科学工作”，而访谈资料的解释则变成不可重复的“艺术工作”。因此，要走出个案研究的“非科学”窘境，也要努力超越“经验社会学”，努力把实例“一般化”，使自己的研究结果具有更普遍的解释力和更广泛的对话能力。

其实，社会学研究使用什么方法，是依据所研究问题的需要来选择的，并不存在哪一种方法更为“科学”的问题。社会学研究既需要有科学的分析方法，也需要基于经验的丰富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不可能是一流的社会学家。知识生产与商品生产不同，它实际上无法批量，因为前者是创造，后者是复制。曾有人认为，信息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知识价值的评判标准，由“唯一”走向“众多”。例如，原来书籍珍贵的是珍本、善本，现在珍贵的是发行量；原来追求的是只此一件，现在追求的是流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其实那些被制造出来的无数光盘和纸币，都是一长串的零，使它们有价值的，是背后具有专利权的母版。知识生产是一种很个体化的创造，尽管也需要协作，但无法靠人多势众和群众运动。爱因斯坦就是爱因斯坦，他就是母版。知识作坊和商品工厂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运作规则。所以说，社会学的科学化和人文化双重特征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