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学的基本假设和经验基础

（一）社会学是否需要基本假设

大多数社会学教科书都不太讨论社会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一些其他学科的学者有时也感到社会学是一门缺乏基本假设的学科，加之社会学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这就使研究不同问题的社会学者在学术争论中往往缺乏共同的语境。

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受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对学科基本假设问题不太重视，甚至认为假设的设立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这种看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从生活到话语已经存在一层“遮蔽”，从话语到文本产生了又一层“遮蔽”，当把生活感受转化成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有时就像把千滋百味的精美宴席变成味道单一的维生素或蛋白质。所以人类学比较强调口述史和个案“深描”的永恒魅力，因为这种方法具有强大的“去蔽”能力，能够产生颠覆正式文本的思想冲击力。其实这种看似没有假设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真的没有假设，它的基本假设就是：一切没有长期实地观察体验的研究结果，结论都是可疑的。

费孝通先生曾谈道，在到英国学习之前，他并不是有意识地提出假设和论证假设，而是有意排斥理论假设的。例如，在编写《花篮瑶社会组织》时，他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认为实地研究者只需事实不需理论，理论只是“叙述事实的次序要一个合理的安排罢了”。《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学术生涯的奠基之作，也是他的博士论文。但在江村（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实地调查时，他却主张“调查者不要带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的在上射影”。到英国学习以后，费孝通先生感觉到这种方法论上的见解“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在写《江村经济》时感到“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费孝通，［1943］1990：11-12）。

当然，仔细研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可以看到该书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研究假设。如他在说明调查开弦弓村的“理由”时说：“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费孝通，［1939］1986：18）在费孝通看来，如果说江村的家庭蚕丝手工业是一种迫于人多地少的压力而内生的发展，那么工厂工业的下乡则是迫于外来力量的挑战而产生的挽救乡村工业破产的应对。换句话说，农村之所以改变几千年的平缓发展而进入加速变迁是由于一种“外来势力”的影响：“现代制丝业的先进生产技术引进日本、中国以后，乡村丝业开始衰退。这一工业革命改变了国内乡村手工业的命运。”（费孝通，［1939］1986：11）这种研究假设与当时的思想潮流也不无关系，所以费孝通说：“变革者趋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代表了当前中国知识阶级部分思想状况。这是同西方的现代技术和资本主义工业系统一起引进的新看法。”（费孝通，［1939］1986：150）

总之，费孝通把研究假设看作一种学术界碑，是区别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认为自己的《江村经济》是“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而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区别，就在于只是对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还是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费孝通，［1943］1990：11-12）[1]。

有些社会学研究者具有很好的调查经验和统计技术，却往往苦于写不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提不出很好的假设。提出一个好的假设，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需要对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力，还需要很好的想象力。否则你掌握的资料和数据再丰富，也只是一堆材料而已。用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话说，社会学研究就是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Mills，1970）。

社会学家在运用问卷抽样调查方法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最为苦恼的是数据的测算结果不能支持自己费尽心机提出的假设。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他不知道究竟是应该推翻自己的假设还是怀疑自己数据的质量。而多数学者实际上所能做的是，根据数据的测算结果来修正假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些青年学者把这个到底是应当丢弃假设还是怀疑数据和测算的苦恼问题，向美国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提出，林南教授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坚持你的假设，重新审查数据。他的理由是，一个成熟的假设具有深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基础，而数据质量和测算方法犯错误的概率更高。如果经过反复检验证明数据和测算都没有任何问题，那说明你可能具有重大发现，但这种机会在一般研究中是很难遇到的。

基本假设对于一门学科、一项研究都非常重要，对于整个学科来说更是如此。

（二）社会学的基本假设

如果说在基本假设上社会学与经济学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社会人假设”和“经济人假设”的区别。

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人”的假设，几乎是一切经济学派进行经济分析的共同逻辑前提。它主张，人们的一切经济行动都受物质利益的驱动，但这个前提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学关于“社会人”假设的对抗。多数社会学家更倾向于认为，现实中的社会行动（也包括经济行动）有着复杂的动因，仅仅从经济单向维度来解释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很多非经济因素是决定人们行动的重要变量。例如，什么是“利益”？多数人认为而且科学也证明吸烟有害健康，但现实中仍存在大量烟民，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烟民的吸烟是非理性的自杀行为。为了能够包容这种利益需求上的个体差异，经济学家引进了“效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对某种需求的满足。

对某种效用的追求，起初被理解为某种“稳定的偏好”，但现代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的需求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在食品、衣着等需求基本满足以后，人们会追求安全、成就感等更高层次的需求，所以“偏好”也不总是稳定的。为了对此做出解释，经济学引入了“边际效用递减”定律，来说明效用并不是人们所需要的对象的一种不变属性，随着人们对某种需要对象的占有量的增加，其效用的增速会降低，这种边际效用最终会跌到零甚至低于零。

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认为每个人的行为选择主要受其个人内化偏好的影响，而不是受其他人的决策和行动的影响。如果每个人的偏好都取决于其他人的偏好，市场均衡理论就无法测定和成立。但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表明，“制度”类似一种公理化的自然习俗或生理学上的习惯性上瘾，它对个体的行为有重大影响。在一种制度下，个体的行为也会产生“路径依赖”，从而产生趋众行为（North，1990）。凡勃伦通过对“炫耀性消费”的研究探讨了个人消费选择之间严重的相互影响（Veblen，［1899］1994）。

所以，目前“理性人”的假设已经是假设在一定制度下的、偏好受多方面影响的、在追求并非单一经济利益的“效用”的理性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与社会学基本假设的差异在逐步缩小。

“农民是否具有理性”的问题，曾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也是认识经济学和社会学基本假设差异的经典问题。人们似乎还从来没有对其他社会群体表示过这种疑虑。这种疑虑实际上来自一个很根本性的提问，即农民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这个过渡是否意味着价值取向上的裂变和革命？在社会学关于传统乡村的研究中，传统的小农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被视为另类，通常被描述成封闭、保守的群体象征符号。几乎在所有经典社会学家的论述中，农民的价值取向和群体特征都被作为与现代理性相对立的另一极。如梅因（H.Maine）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对立，涂尔干（E.Durkheim）关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对立，滕尼斯（F.Tönnies）关于“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对立，雷德菲尔德（R.Redfield）关于“民俗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对立，韦伯（M.Weber）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帕森斯（T.Parsons）关于“特殊价值”与“普遍价值”的对立，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是一种“结构的转型”或“模式的转换”。所有这些阐述都在暗示，农民所具有的是一种“哲理”，它不同于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理性，因为虽然农民也追求趋利避害，但不追求收益最大化。在人类学领域，多数研究是采用参与观察的个案调查方法，更注重远离“宏大历史记述”的非文字经验事实、集体记忆和口述文化，努力挖掘的往往是个案的特殊性。即便探讨小农行为一般规则的研究，也往往强调这种规则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行为规则的特殊性，特别是强调这种特殊行为规则的文化意义。在这样的探讨中，小农的生存方式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并不因为普遍的现代化而发生彻底转变。在多数人类学家看来，把传统乡村的小农纳入社会现代化变迁的研究，是一种学术上的“武断”。

为了说明这一点，人类学家习惯引证的经典例子一个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22）发现和概括并随后被许多人类学家解说的“库拉交换圈”。对于这种具有经济交换功能的“臂饰”和“项圈”的交换圈，几乎所有人类学家都指出了单一经济理性维度解释的“荒谬”和“幼稚”。另一个是吉尔兹（Geertz，1973）发现和描述的、作为“深层游戏”的“巴厘岛斗鸡”。边沁（J.Bentham）在《立法理论》一书中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深层游戏”（deep play）的概念，指的是那些参与赌注过高的赌博游戏的人陷入一种非理性的行为逻辑。而吉尔兹揭示，巴厘岛人类似赌博的斗鸡游戏，在深层阶段更为重要的已经不是物质性获取，而是名望、荣誉、尊敬、敬重等“地位象征”。这种被边沁主义者视为非理性的“深层游戏”，蕴含了巴厘岛人社会生活的“核心”驱动力和全部意义。大部分注重“小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实体主义学者，都不认为小农是非理性的，而认为小农的理性只不过是一种不同于“功利主义”的“另类理性”。

在经济学中，关于农民理性的争论形成了两大学派。蔡雅诺夫（A.V.Chayanov）在《小农经济的理论》（［1925］1986）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体系，有自己独特的运行逻辑和规则。它对最优化目标的追求和对利弊的权衡，体现在消费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估量，而不是在利润和成本之间的计算。斯科特（J.C.Scott）在他研究东南亚小农生计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和生存》（1976）一书中也指出，小农经济行为的动机与“谋利”的企业家的行为动机有很大差异。在小农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其“规避风险”的主导动机和与自然的“互惠关系”，体现的是小农对抗外来生计压力的一种“生存理性”。小农由于生活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并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计算的机会。典型的情况是，小农耕作者力图避免的是灾难性的歉收和绝产，通过冒险发大财对他们来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用决策论的语言说，小农的不冒风险是为了降低最大损失的主观概率，在这方面，他们与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完全不同。这类解释隐含的一种判断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独立的和抽象的经济行为，一切经济行为都是社会行为，所以单一的经济推论是武断的和外来的逻辑。

与这种小农“另类理性”的解释相反，另一派经济学家论证了“经济理性”解释小农经济行为的“普适性”。舒尔茨在《传统农业的改造》一书中认为，小农并非没有经济理性的另类，他们作为“经济人”，其实很类似企业家，同样富有进取精神，尽管他们由于技术和资本的限制，经济规模较小、收益较低，但其生产趋近一种既定条件下较高效率的“均衡”水平，一旦有新的经济刺激，小农一样可以进行传统农业的改造，而不需要外来的集体组织（Schultz，1964）。波普金（S.Popkin）在《理性的小农》（1979）一书中分析小农的政治行为时则更进一步认为，小农简直就可以比拟为一个“公司”的投资者，他们的行动选择完全是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做出的。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在研究中包容和调和以上两种解释逻辑的矛盾。黄宗智（Ph.Huang，［1990］2000）在研究中国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时指出，人口的压力和耕田的减少使小农采取了趋于“过密化”的生存策略，即在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小农为了生存仍不断增加单位耕田面积劳动力的投入，以换取单位面积产出的增加。这种维持生计的策略完全不同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策略，但这并不表明小农缺乏经济理性，一旦有了外部的刺激，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其他替代的就业选择使小农耕作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增加，小农就能走出支配他们的“过密化”生存逻辑。

从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看到，社会学关于“社会人”的基本假设，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极大地扩展了解释社会行为的变量和维度。它的优点也许是更加靠近真实，提供了更多的观察视角；它的弱点是，由于给人们赋予了增加各种新的解释变量的权利，而每一个新的解释变量的增加都可能全盘改变推论结果，所以社会学的教科书中很少有“公理”“定律”的结论。

（三）注重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的学科特点

注重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学一个很重要的学科特征，以至于有些人把社会学误解为“社会问题学”，还有些人把社会学的这种关注解释为“实证”特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你可以在社会学的基础理论著作中找到很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如转型理论、冲突理论、功能理论、互动理论、交换理论、系统理论，等等。但这种“误解”也不是没有因由，社会学的产生就是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产生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相联系的。涂尔干的一本研究非日常现象的《自杀论》，竟然对社会学的学科化具有那么重要的奠基意义，这在其他学科的思想发展史上是鲜见的。

而且，社会学一些重要学派的形成，往往是因为从经验研究出发，对既有理论和既有研究方法提出新的挑战。“芝加哥学派”的形成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1918-1920年，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两个领军人物托马斯（W.I.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Znaniecki）发表了五卷本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1984］2000），震动了学界。托马斯等人甩开史学界传统上侧重的、围绕领袖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政治、战争等主题，寻求从“普通人”的失业、贫困、社会动荡、拥挤、无根漂泊等问题入手，“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他们称自己的新方法是“生活研究法”（The Life Study Method），是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生活故事，注重收集研究对象讲述生活经历的文献，特别是信件。五大卷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多数汇集了类似的活材料。作者有他自己的假设，即认为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农民来到匹兹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社会；但作者希望，这种普遍性的东西，能够通过生活故事自己述说出来。他们反对“社会普查”堆积数据和偏于道德说教的“常识社会学”（common-sense sociology）。如《匹兹堡调查》写道：“在那儿你会看到瓦解社会的力量多么令人不可抗拒，而进步的力量又如何被萎靡不振和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拒之门外。”根据托马斯的“生活研究法”，《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占主导的是来自外来移民的“活材料”，而不是作者对这些材料的解释和分析。

受托马斯等人影响很深，也属于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老怀特（W.F.Whyte），似乎在试图走出一条独特的、更加文学化的加工调查材料的道路。之所以称他为老怀特，是因为他的儿子小怀特（M.K.Whyte），现在是美国以研究中国问题著名的社会学家。老怀特1943年写的《街角社会》，研究的是波士顿的意大利人贫民区。他在研究上是个不愿循规蹈矩而且有点桀骜不驯的人，这本书的文体既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小说，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这本书还不断引证调查访谈的对话，就像一般的学术著作引证经典的名句。老怀特曾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并以《街角社会》的初稿去参加非小说书稿大赛，但他又成功地使《街角社会》被富有严格学术传统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接受为博士论文，并在答辩中胆大妄为地反击对他的论文“没有明确概念定义和系统文献回顾”的严厉批评。《街角社会》后来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作之一，甚至成为一种“讲述外部世界的叙事方法”，成为后来喜欢个案访谈调查方法的学者争相效仿的楷模。

《街角社会》更加文学化的方法，使得它与早期的那些经典社区著作有很大不同，如沃纳（W.L.Warner）的《扬基城》（Yankee City）、林德夫妇（Robert Lynd & Helen Lynd）的《中镇》（Middletown）以及韦尔（C.Ware）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1920-1930）。韦尔的《格林威治村》，其实与《街角社会》的主题很相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格林威治村如何在快速的城市扩张中被并入纽约市的过程，而韦尔的关注点是，在这个过程中，格林威治村独有的特征如何仍能保持而未被吞噬。但这几本社区研究的经典，在叙述方式上仍然是以逻辑线索为主，而不是以故事线索为主，就像《中镇》，是按照谋生、成家、育儿、闲暇时间的利用这样一些通用的题目来写的。

中国正处在快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学家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城市化和社会流动、贫富差距和社会公正、就业和社会保障、社区和社会重建、家庭婚姻和生育行为、社会安全和社会心态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为中国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知识，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