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沈德潜与诗歌正统的建构

第一节 沈德潜诗学之形成及命名

虽然我将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的终结定于赵执信下世的乾隆九年（1744），但实际上从康熙五十年（1711）王渔洋病殁，诗坛就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中。尽管朝内有以查慎行等渔洋门人为主的一批官僚诗人揄扬鸿业，歌舞升平，朝外有赵执信、厉鹗等赋闲的文士诗征酒逐，商榷风雅，但朝野上下像康熙中叶那般人才彬彬之盛，已不可复见。诗坛既缺乏一批众望所归、领袖群伦的风云人物，也罕见才识过人、卓荦不群的批评家。到乾隆初，南北诗坛竟只能由晚达的老名士沈德潜来支撑门户，向人们施放一个新朝右文的象征信号，不能不说是诗坛的异数，同时又像是历史长久的伏笔。

一 沈德潜诗学的理论渊源

沈德潜（1673—1769），字確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自幼习诗古文，十一岁即代父课徒。十七岁从施灿学时艺。康熙三十三年（1694）补县学生，二十六岁从叶燮学诗。十六度应乡试不售，是不折不扣的蹭蹬科场老名士。乾隆元年（1736）试博学鸿词报罢，值张廷璐（张英子）督学江苏，慰勉有加。三年科试擢第一，秋复应试，遂连捷乡、会试，中乾隆四年（1739）进士，年已67岁。发榜后往会试总裁凌如焕邸拜谢，凌嘅叹：“我诸生时即诵子试牍，今乃出我门下！”[1]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高宗知为江南老名士，命和《消夏十咏》。九年（1744）与王居正同编《本朝应制和声集》六卷。数年间官至礼部侍郎，迄十四年（1749）予告还乡，后加礼部尚书衔。优游林下二十年，以九十七岁的高龄去世，是有清一代名诗人中享寿最高的一位。

沈德潜按年辈算赵执信（1662—1744）的学生辈，但年龄只比赵小11岁。他在康熙朝生活了四十九年，最初的诗学修习和批评活动也都是在康熙年间起步的。从康熙三十七年（1698）从叶燮学诗，四十六年（1707）与张岳未、徐龙友、陈匡九、张永夫等朋辈创立城南诗社，到五十四年（1715）编选《唐诗宗》，两年后编选《古诗源》，相当一部分诗学业绩在雍正改元前已完成。而《说诗晬语》《明诗别裁集》也分别在雍正九年（1731）和十二年（1734）编成。说沈德潜六十岁时“已是成就很高的诗人和诗学家”[2]，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他放在康、雍诗学中讨论。事实上，除了《杜诗偶评》和《国朝诗别裁集》，沈德潜的主要诗学著述都应该放在第一卷论述，他最终没能成为康熙诗学灿烂的尾声，而成为乾隆朝诗学平凡而沉着的引子，只能归结于他的晚达。早年有精气神时没有地位和影响，到晚境位望隆盛时却又没想法、没精气神了。沈德潜的戏剧人生，由此可清晰地划分为四幕：青年求学时期、中年馆课时期、晚境腾达时期和暮年归田时期。

沈德潜生活的吴中，是个思想多元、讲学风盛的地方，同时有着深厚的诗学传统和广泛的习诗人众。沈德潜生当康熙前期，得接朱彝尊、尤侗尤珍父子、彭定求、宋荦、顾嗣立、张大受、杨宾、魏昭士等前辈名士游，这些前辈师友的德行风范影响到他毕生立身处世、进德修业的正统取向。在他的青年时代，有三个人物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他们分别是叶燮、许廷和王士禛——一为师，一为友，一为精神偶像。

沈德潜自26岁受诗学于叶燮，故平生“论诗宗旨，全本横山叶氏”，但也有稍异之处，前辈学者早已注意[3]。惟是沈德潜最得力于师处何在，尚有覆待发。潘务正、李言编《沈德潜诗文集》收入沈德潜早年所刊《一一斋诗》，让我们藉以窥见青年沈德潜从叶燮受诗学的一些具体内容。此集前有叶燮一篇短序，有云：

人但知作诗本性情，不知作诗全在眼界。眼界不能别是非，审雅俗，出入于源流正变，而得其宗，虽有成就，乌足以言诗？确士向刻《留饭草》，此确士于今人中辟门仞处；今刻《一一斋集》，此确士于古人中辟门仞处。[4]

叶燮这里对眼界的崇尚，也就是严沧浪之尚识，乃是格调派的常谈，不算什么创见。但叶燮重弹老调，却是出于对明代以来“诗以道性情”已成诗家之滥调而变得空洞化、失去实际指导作用的切实感受，通过强调眼界的重要，他希望诗坛能对诗歌的未来保持清醒的认识。沈德潜后来在《说诗晬语》中发挥师说曰：“作文作诗，必置身高处，放开眼界，源流升降之故，瞭然于中，自无随波逐浪之弊。”[5]由此可见，所谓眼界就是判断力，也就是足以别是非、审雅俗、于诗史传统有正确的取舍能力。一般来说，这种能力只能由广泛考察古今诗歌获得。沈德潜早年所作《论诗绝句》，已可见对唐宋大家饶有心得[6]，《归愚诗钞》卷一古乐府、卷二新乐府、卷四《拟古诗十五章》（辛巳）、卷五《拟古》十一（丁酉）更记录了他潜心揣摩，研究乐府、古诗的经历，到中年陆续编纂历代诗选，沈德潜的诗学履迹确实践行了老师的训诫。唯其如此，他每以诗呈叶燮，辄获“工夫到，才力大”的赞许[7]。叶燮称赞《留饭草》在今人中已能自成一家，而《一一斋集》更是在古人中也足以自成一家，不用说是肯定了沈德潜的眼界。当然，他对诗歌的认识并没有仅停留在叶燮自成一家的主张上，同学张景崧说“确士偕余论诗，谓诗无问工拙，要得古风人之比兴之义”[8]。对比叶燮的主张：“苟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随在有得，而不戾乎风人永言之旨，则就其诗论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风》《雅》哉？”[9]沈德潜明显已将老师的得理事情景之工拙优先扭转到得风人之旨优先的方向上来，为他日后正统观念的高扬埋下了伏笔。

沈德潜少年交游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人物，即与他齐名的同里才子许廷。廷（1677—1760），字子逊，是王渔洋诗友许虬从子。乾隆初被目为吴中诗人翘楚[10]。据法式善《梧门诗话》载：“高文良公生平最赏许子逊廷诗，每于广座中吟其佳句。文良以诗商榷，有当改定者，子逊辄为弹指，曰：‘我欲使公必传。’其负任之重如此。顾屡困公车，丁未榜后，以搜遗卷得闽之武平县令，实异数也。俄以事去官，享年八十余。与归愚尚书主盟吴中，人称‘许沈’。子逊少时有‘小青莲’之目。《别采石》云：‘忆泛清秋月，宫袍淡卷烟。江山无太白，寥落一千年。予亦骑鲸客，来乘牛渚船。登楼人不见，春水上青天。’著《竹素园诗》八卷。”[11]乾隆二十一年（1756）沈德潜序《竹素园诗钞》，写道：“竹素以过江王、谢子弟，天赋俊才，少岁与余定交。（中略）时吴中诗学祖宋祧唐，几于家至能户务观。予与二三同志欲挽时趋，苦无其力，竹素大声疾呼以排之。所为诗飞动凌空，有倚马万言之概，人莫与角。”[12]可见许廷是沈德潜青年时代的畏友，无论才情、气魄和影响力都不在沈德潜之下。有这么一位朋友及另一位不为南宋诗风气所动的陈耻庵在身边[13]，沈德潜独宗唐音的主张不可能与之无关。

另一个在沈德潜青年时代的学诗经历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是前辈诗人王士禛。因倾慕王渔洋的名望才学，沈德潜三十多岁时两度驰书致意，蒙渔洋裁书作答[14]。康熙四十二年（1703）九月，七十七岁的王渔洋作札报谢叶燮寄《已畦集》，提到“贵门人远书下问，陈义甚高”[15]。在寄尤珍的书札中，渔洋也称道“横山门下尚有诗人”，沈德潜闻之感奋自励。及闻渔洋之讣，曾感赋四律寄哀，有“三百年来久，风骚让此贤”之句[16]。后来他在科场最初的得意——雍正三年（1725）十月科试一等第一，也是王渔洋门人俞兆晟（曾刊《渔洋诗话》）所取。雍正十三年（1735），沈德潜得与步武渔洋诗学的田同之（田雯孙）游，为撰诗序，称：“孔子论乐，首辨雅郑。新城之诗，雅宗也。”[17]沈德潜平生论诗以雅正为指归，被认为“作诗自汉魏至元明皆为别其流派，一归于和动顺成，得风雅之传之正”[18]，同这段与王渔洋的特殊渊源实有很大的关系。为此，他虽蹭蹬于场屋四十年，但尚为诸生时就被公认为王渔洋之后的诗坛盟主，甚至被加以神化[19]。三十年后，他终于成为王渔洋后又一位有影响力的诗坛宗师，成全一段“工于持论两尚书”的美谈[20]，这是后话。

二 中年的诗学沉潜和理论准备

年过而立的沈德潜，虽沉迹未达，但辗转馆课于名诗人尤珍、方蓂朔、魏荔彤之家，与彭定求、尤珍、费滋衡、沈用济、杜诏、李馥、翁照、周准等名诗人游，又与张岳未、徐龙友等结城南诗社，切磋诗文，诗才崭露，博得前辈名公尤侗、张大受、何焯称赞，愈益发愤自励，致力于诗学[21]。对王渔洋的感激和敬慕，更促使他决然以扶轮大雅为己任。他给时人的印象是“先生最尊阮亭”[22]，除了继承老师叶燮之说，沈德潜在诗学上主要取法于王渔洋，他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沿着王渔洋开辟的道路，继续完成前者未能实现的目标，包括重新确立雅正的艺术观念，重新塑造格调派的艺术理想，重新确立唐诗的典范地位，重新建构古典诗歌的传统和经典序列。这全方位多层面的努力，是通过撰写诗话、编纂选本、评点专书等多种形式全面展开、齐头并进的。在体得王渔洋诗学的兼综包容精神之余，沈德潜也没有忽略其趣味化的缺陷，这使他对王渔洋诗学能持一种理性的吸收、改造并举的态度——不是站在神韵诗学的立场上对它加以扩充和发展，而是立足于格调诗学的立场将神韵论吸收进来。台湾学者张健指出，“最高明的格调派是主张神韵不在格调外的，沈氏亦足以当之”[23]；胡幼峰认为沈德潜诗学“除了吸取七子论说中的精华，并深受阮亭先生神韵说的影响，在论体裁、音节之外，并且重学识，标风格，辨神韵”[24]，都注意到沈德潜与王渔洋的诗学渊源。但整体而言，沈对王的接受和改造主要集中于神韵论和诗律学两个方面。

沈德潜对神韵的接受和改造，接受表现在直接将神韵概念置顶，作为格调诗学的最高境界，这在后文还要详论；改造则表现在艺术趣味的拓展。在《说诗晬语》里他还只是揭示王渔洋编《唐贤三昧集》的旨趣所在：“司空表圣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严沧浪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苏东坡云‘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至阮亭本此数语，定《唐贤三昧集》。”[25]到晚年重订《唐诗别裁集》，便发挥宋荦的看法，指出王渔洋以神韵为取舍的局限：“新城王阮亭尚书选《唐贤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沧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盖味在酸咸外也，而于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杜、韩语意定《唐诗别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26]《唐诗别裁集》最终以更被广泛认可的包容性和经典性取代《三昧集》而成为清代最有影响力的唐诗选本。

沈德潜对王渔洋诗律学的接受，主要是在古诗声调说方面。《说诗晬语》卷上有云：“歌行转韵者，可以杂入律句，借转韵以运动之，纯绵裹针，软中自有力也。一韵到底者，必须铿金锵石，一片宫商，稍混律句，便成弱调也。不转韵者，李杜十之一二（李如《粉图山水歌》，杜如《哀王孙》《瘦马行》类），韩昌黎十之八九，后欧、苏诸公，皆以韩为宗。”[27]这显然是承其师叶燮之说，而又吸取了王渔洋论古诗声调的见解。

除了神韵论和古诗声调说之外，王渔洋一些具体的诗学见解也为沈德潜说承袭，只不过不为人注意罢了。比如王渔洋《跋门人黄从生梅花诗》写道：“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黏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28]这是古来对咏物诗审美特征最经典的概括，而沈德潜可能是最早的响应者之一。《国朝诗别裁集》评徐夜和王渔洋《秋柳》之作，许其“萧瑟之音，不粘不脱，远胜渔洋名作”[29]，《明诗别裁集》评王安中《咏白雁》“夜月芦花看不定，夕阳枫叶见初飞”一联，又说“极不即不离之妙”[30]。凡此类暗袭王渔洋诗学之处，沈德潜诗话和评点中在在有之。

王渔洋诗学虽被门人和后学贴上神韵论的标签，但其诗学最突出的特征实际是兼综性和包容性，沈德潜诗学明显承传了这一倾向。晚清朱庭珍说沈德潜“门户依傍渔洋，而于有明前后七子之徒及卧子、竹垞诸公遗言绪论，亦多摭拾”[31]，铃木虎雄认为沈德潜兼采神韵和格调之长，可以说是温和的格调派[32]，郭绍虞认为“他既讲格调，又讲温柔敦厚，所以不致如神韵说之空廓，同时也不致如性灵说之浮滑”[33]。张健说“沈德潜总结了儒家诗学的以伦理价值为核心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又直接继承了七子派的格调说和王士祯的神韵说，而对钱谦益、叶燮的诗学也有所吸收，确立了性情优先，兼容格调和神韵的新的诗学”[34]。近年甚至有学者直接将沈德潜诗学的性格定位为调和[35]，可见学者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如果说以明七子为代表的格调派是一种古典主义诗学的话，那么沈德潜诗学相对来说，就可以称为新古典主义，而且恰好与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新古典主义同时，都产生于18世纪初。从远说它是对明代格调诗学的改造和重建，从近说是对清初以来钱谦益、王士禛诗学流弊的矫正。

明代格调派的复古主张，因流于模拟而在清初遭到严厉的批评，为诗家所鄙弃，作为艺术典范的杜甫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冷落，这是沈德潜所见诗道之衰中最触目惊心的事。其始源于钱谦益之倡宋诗，最终在王渔洋神韵诗学的流行中达到顶峰。他曾在《与陈耻庵书》中私下议论：钱谦益当公安、竟陵的衰敝之后，“于古体中揭出韩、苏，于近体中揭出剑南”，“然而推激有余，雅非正则，相沿既久，家务观而户致能，有词华无风骨，有队仗无首尾，甚至讥诮他人，则曰‘此汉魏’，‘此盛唐’，耳食之徒有以老杜为戒者，弟弱冠时犹闻此语”[36]。后来《顾南千诗序》回顾康熙以来的诗坛风会，就公开将账算到钱谦益头上：

前三四十年，吴中谈艺家，或仿南宋，或摹《中州》、元人，或竞趋《才调》《香奁》《西昆倡和》之类，而于杜陵之沉雄激壮，比诸鲸鱼碧海者，屏不欲观。甚或取而相讥，目为粗豪之祖，云“吾得之钱牧斋尚书”云尔。[37]

这里只将矛头指向钱谦益，但我们不要忘了，赵执信说过王渔洋不喜杜甫诗，每引杨亿“村夫子”之讥以语客[38]，这也是诗坛周知的事实。沈德潜或许为尊者讳，未点渔洋之名，但“鲸鱼碧海”云云本自宋荦的误解，后来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也曾重复[39]，可信隐含着对王渔洋的批评。总之，杜甫正宗典范地位的逐渐丧失，在他看来是诗道沦替的一个重要表征：“夫学诗而废杜陵，犹学文而废《左》《史》，学书而废右军，虽有成就，其能免傍门曲径之诮耶？”[40]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责任人就是钱谦益和王渔洋，虽然他也清楚牧斋是本朝杜诗学的开辟者，“受之之意未尝云尔，而流弊则至于此也”[41]。

尽管这些问题在观念上早已厘清，但回顾以往的诗论史，他感觉诗学观念的破和立对于现实经常是乏力的，往往流于形式而无实际意义。就像医治衰弱的病人，“曾见有元气削弱，徒攻其疾，而不受伤者哉？”因此他很认同欧阳修“善医者不攻其疾，而务养其气，气实则病去”的理论，主张“诗道之实其气，在根柢于学”[42]。以唐人为例，“少陵之诗，穿穴经史；太白之诗，浸淫庄骚；昌黎之诗，原本汉赋”。推而广之，六朝名家若颜、谢、阮、陶、曹、刘诸人无不皆然。“盖能根柢于学，则本原醇厚，而因出之以性情之和平，将卓尔树立，成一家言，吾不受风气之转移，而可转移乎风气。”[43]这明显又是在发挥老师的思想，以能转移风气的伟大作家自期。由此出发，仍为一介诸生的沈德潜，不仅怀抱着与他身份不相称的雄大抱负，也将踏出一条异于前人的诗学路径——不是以批评和抨击时弊为主，而是以格物致知的自我修养和建设性的树立典范为主。不仅要重新确认杜甫的典范性，还要重整古代诗歌的传统和经典序列，为此他撰著《杜诗偶评》，编纂《唐诗别裁集》《古诗源》《宋诗别裁集》《宋金三家诗选》《明诗别裁集》等前代诗歌选集，编录《说诗晬语》，陆续刊行问世。这些业绩都完成于康熙后期至雍正间，在潜心研习的同时，也完成了诗学的自觉建构，形成他中年在诗学上的深厚积累，同时确立起他作为诗论家的声望。他序昆山朱受谷《四书思辨录》所谓“假使当时掇高第，升云衢，岂必无文采声华照耀于世？然亦当时则荣而已，问以圣贤血脉，恐茫然未有得也”[44]，也不妨视为自身诗学生长和培养的无意写照。他有关诗学的所有志向和雄心同时在这沉潜研讨中悄然生长，日渐明晰起来。长久的准备只为等待一个机会。

三 由边缘走向中心

到雍正末，沈德潜的诗学涵养和见识已具备成为诗坛盟主的条件，但他的社会身份还只是个年过花甲的老廪生。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仅凭才名毕竟难以称雄诗坛。沈德潜的时来运转，据袁枚说是“西林鄂公为江苏布政使，刻《南邦黎献集》，沈归愚尚书时为秀才，得与其选。后此本进呈御览，沈之受知，从此始也”[45]。这应该是雍正三年（1725）的事。如果说白衣之时，还以“草野之士，有言不信，姑待诸有名位者”[46]，与同道相勉。那么到科举成功，以望七之龄深蒙宸眷，沈德潜就不能不感奋异常，亟欲有所报效。而一岁四迁、数年间升至礼部侍郎、编校御集、君和臣诗、御赐集序等等空前绝后的殊荣，也使他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声望迅速达到顶峰，成为朝野诗家归向的诗坛盟主，长久酝酿的抱负终于得以施展。

雍正、乾隆之际，沈德潜作为“东南之鲁灵光”，诚可谓“诗坛耆硕谁与比”[47]，在朝中名位勉强能与他相埒的只有钱陈群。李调元《雨村诗话》载：“钱文端公与归愚齐名，有和沈《山居杂咏》云：‘吴下诗名大，声华圣主闻。衔恩归故里，闭户阐微文。每结渔樵侣，闲随湖海云。石公山畔路，烟月欲平分。’末二句隐然自命两宗主。”[48]但实际上无论是创作成就还是诗学声望，钱陈群都不能望沈德潜项背。为官京师十年间，他歌咏升平、赓和御制，乃至为高宗润色诗文，校正《御制诗集》，又与王居正同编《本朝应制和声集》等等，虽然并无特别引人瞩目的建树，但“四海尽知名下士，九重亲唤老诗翁”[49]，“五年之内，晋秩列卿，敕和殆无虚日”的优渥荣宠[50]，还是给他平添一轮诗坛宗师的光环，自然地成为台阁诗人的领袖和提倡风雅、维持诗教的盟主。一股不断增强的领袖意识，促使他将当年与陈培脉在书信中议论的看法拿出来公开发表，以君临诗坛的姿态对当代诗歌创作提出尖锐的批评。如《张无夜诗序》写道：

前此四五十年，言诗者俱称范、陆，求工队仗，风格沦胥；继又稗贩韩、苏，恢廓蹶张，意言俱尽；近更猎取《卮言》《说铃》，一切僻涩丛杂之语，以矜新奇，若宋以前之书不必更读者，滔滔日下也。[51]

这里指斥的对象包括从清初倡导南宋诗风的钱谦益到同辈中喜摭拾掌故丛说入诗的厉鹗。迨归田后所作《王凤喈诗序》又写道：

予慨诗教之坏，前此四十余年，祢宋祧唐，有队仗无意趣，有灵逸无蕴蓄，觉前人之情与景涵、才为法敛者，劖削不存。而近代称诗之家，又复喜轻佻，尚剽贩，粉黛纂组，百态呈妍。其他横逞胸臆者，则又荒幻险怪，同于跳丸掉竿、吞刀吐火者流，而少陵所谓“前辈飞腾”“别裁伪体”，比于鲸鱼碧海者，或未之见焉。是亦吾党之忧也。[52]

这段话指斥的对象可能更推广到从康熙初期提倡宋诗的王渔洋直到乾隆初年煽起性灵诗风的袁枚。

乾隆十四年（1749）告老归吴后，沈德潜除了在高宗南巡时接驾、赓和御制，校订御制诗集之外，还在十六年出任紫阳书院山长，指授门生，提携后进，持续地发挥影响。是年秋间取门生钱大昕、王鸣盛、王昶、吴泰来、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七子诗，编为《吴中七子诗选》行世[53]。乾隆十九年（1754）钱大昕、王鸣盛、王昶中同榜进士，隐然为汉学勃兴的一个标志。其他门人褚寅亮、吴泰来、赵文哲、曹仁虎也都在高宗南巡时召试录用，使沈德潜诗学宗师的地位愈益凸显。通过这些新隽入朝，他继续保持着对京师文学风气的影响力，成为诗坛不折不扣的山中宰相。

当然话也要说回来，沈德潜毕竟年届耄耋，尽管来自朝廷的恩宠络绎不绝，他的诗学活动终究渐趋消歇。平生论诗之友二十余人，存者寥寥，常日仅与翁照、周准、盛锦唱和。乾隆二十年（1755）翁照殁于金陵，翌年周、盛亦下世，沈德潜茕茕孑立，虽仍不时有评友人诗集之举[54]，但回忆往昔吴中诗学之盛，终不免有“前辈敦槃如梦寐”“风流云散敥转捷”之感[55]。与同年袁枚偶有往还，有两通论诗书简因涉及诗学观念的对立，夙为研究者所关注[56]。但这在沈德潜已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起码不如对袁枚那么重要。在诗学的舞台上，沈德潜已快谢幕，而春秋正富的袁枚还刚登场，他也未必知道年暮的沈德潜诗学观念中微妙的变化。乾隆三十一年（1766），九十四岁的沈德潜序郭家驹诗，表现出对独创性的高度推崇和对格调理想的淡化，称郭诗“皆抒写性情，不必追摹古人，而寄托之高，流韵之远，沈吟悽断，寥戾清空”[57]；而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五月即沈德潜下世前四个月作的《吹万阁集叙》中，更对诗歌提出新的要求：“惟夫根柢载籍，发抒性灵，不庸妄，不空疏，不饾饤，韵流于声律奇偶之中，论行于正大光明之内。”[58]这与从前沈德潜所欣赏并推崇的境界明显已有一点距离，与其说是与时俱进的蜕变，还不如说是老境的归真。

暮年的沈德潜，除了评刻盛锦《青嵝集》，为这位“搜奇天许作诗家”[59]的亡友谋求不朽，平居所努力从事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编纂《国朝诗别裁集》，二是修订《唐诗别裁集》。前者倾注着欲为本朝前辈诗家盖棺定论的历史责任感，后者凝聚了他晚年的艺术领悟和趣味澡雪，本来都是值得称道的业绩，孰料《国朝诗别裁集》却因选录钱谦益、钱名世诗，直称慎郡王名而犯忌，乾隆四十三年（1778）高宗借德潜撰徐述夔《一柱楼集》序有悖逆语，夺赠官并罢祠削谥，仆其墓碑。昔日当沈德潜告归之际，高宗有谕：“朕与之以诗始，亦以诗终。”[60]不幸竟以这种结局应验。

四 格调派之命名

以沈德潜为代表的吴中诗派，以师法宗尚和艺术观念之异，分别被与厉鹗浙派及袁枚性灵派对举。前者有阮葵生的记载为证：“记前辈慨诗道陵夷，厥分二派：一曰吴派，谓以盛唐为宗，起承转合，法一成而不易。（中略）一曰浙派，谓以南宋为宗，自度学识不能及人，于是爱僻耽奇，一字片语，分门收拾，自诩碎金。”[61]后者有钱泳《履园丛话·谭诗》之说可据：“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62]浙派和性灵派一起于康熙末，一起于乾隆中，对应了吴派的前期和后期。后期吴派的沈德潜被称为格调派，有学者说起于袁枚[63]。而据陈国球考察，则源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称沈德潜为“温和的格调派”[64]。后来郭绍虞、吴宏一径以格调说命名沈德潜的诗学[65]，很可能是受到铃木虎雄的影响。但如此定位恐怕是有问题的，正如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指出的，沈德潜本人的诗论中并没有明确标举“格调”的话，承其衣钵的宗侄沈廷芳《李耕麓诗序》始标榜“论诗以风格为宗，而佐以神韵，斯为上乘”[66]，同时的诗论家郑方坤则说“是时江南盛诗社，又宗尚苏陆之学，硬语粗词，荆榛塞路。归愚独斤斤然古体必宗汉魏，近体必宗盛唐，元和以下视为别派”[67]；马国翰又说《说诗晬语》“大旨取风调音节规法唐贤，不离理而贵有理趣”[68]。到嘉庆以后，孙原湘《籁鸣诗草序》说：“乾隆三十年以前，归愚宗伯主盟坛坫，其诗专尚格律。”[69]陈文述《舒铁云传》说：“乾隆、嘉庆之际，诗人相望，归愚守宗法，随园言性灵，君以奇博创获，横绝一世。”[70]沈德潜诗学留给人们的印象，或曰风格，或曰风调，或曰格律，或曰宗法，多少有点出入，即使归纳而强名之格调派，也是一种新格调派，我更愿意称之为新古典主义。格调派这出自后人的命名非但不足以概括沈德潜诗学的主导倾向，甚至还会使某些更为本质的特征变得模糊。

我们知道，“格调”二字经明七子辈的尊崇和磨砺，在清初已与性情形成尖锐的对立。当诗人们在观念上明确了“夫真诗之在天地间，如日月之光，花草之色，与夫禽鱼之动荡活泼，俱生生而不能自止者，精神为之也”，则“每见攻诗者，徒言格调，惟古是摹。是舍自己之精神，以求合于人之面貌”的现象[71]，也就不会持续太久了。因此清初诗学的大趋势就表现为张健所说的由格调优先转向性情优先[72]。在这一过程中，格调说作为诗学的基础内容并未被弃置不讲。王渔洋诗学便暗中吸收了格调说而加以改造，如翁方纲所谓“合丰致、格调为一而浑化之”[73]，使炙手可热的格调在神韵论中淬了火，虽降了些温却变得更为坚韧。沈德潜诗学的发展没有脱离时代思潮的主流，只不过由主性情折向了重教化的方向，所以门人都说“归愚师论诗云去淫滥以归雅正”[74]，即以古典主义的正统价值观——雅正为旨归。这以沈德潜的政治地位来说本是很正常的，但《中国文学理论》的作者刘若愚教授由此视沈德潜为清代道学主义——与抒情主义、形式主义、妙悟主义并列的代表人物[75]，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事实上，沈德潜虽然名高望重，为当世所尊崇，但身后遭误解也很深。郑方坤称“归愚积学工文，古文词跌宕夷犹，谨守尧峰家法，无敢逸出范围”[76]。沈德潜明明师从叶燮，而叶燮与汪琬同时讲学吴中，乃是针锋相对的竞争对手，这里称沈德潜“谨守尧峰家法”，殊不解何谓。到清代后期，论者对沈德潜诗学多予好评，不像刘若愚那样以“语多老生常谈，鲜有创见”一语蔽之[77]。当代学者对沈德潜诗学的研究益趋细致，相关论著也明显多于清代其他诗论家[78]。除了批评史、诗学史的评述外，吴宏一将格调说归结为诗以载道、重比兴言法律、以才济学三点[79]，未出青木正儿的论断范围，倒是指出沈氏“继承其师叶燮以‘才、胆、识、力’中的‘识’为第一之说，而以‘学’代替了‘识’”，预示了乾隆学人诗风抬头的趋势[80]，颇有见地。胡幼峰将沈德潜论诗宗旨概括为倡诗教、明诗道、主含蓄、反浮艳[81]，从诗体论、创作论、风格论等方面一一做了梳理。近年的研究论著，如王顺贵在格调论的历史展开中讨论沈德潜诗学的意义，王炜对《国朝诗别裁集》编纂的深入研究，王宏林通过几部诗选对沈德潜诗学发展阶段的细致勾勒，特别是注意到沈氏晚年对宋诗的接受，都为我们深入剖析沈德潜诗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大大限定了本书所能开拓的学术空间。我略觉可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是对沈德潜诗学理论品格和历史地位的论定。在这方面以往的结论还有一些值得重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