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

“亚洲”是一个欧洲特有的概念。以印度人或中国人的标准来看，这个概念有点古怪。亚洲人除非接受西方思维中的分类并且根据这些分类来归类事物，否则他们很难发现亚洲一词有什么意义。亚洲一词描述的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事物。亚洲并不是一个大陆；它（的内部）为地形屏障所分割，这些屏障在前现代几乎是无法穿越的；亚洲包括的社会、文化与国家类别众多；历史上的亚洲与今天一样，同时生活着世界上最富裕和最贫穷的（人群）。

没有任何一个词，像东亚这样，在吸收了中国制度、意识形态和技术的国家中传达一种统一的感觉。“东亚”这一术语是从西方引入的，此前它并不存在于亚洲人的任何语汇中。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与“欧洲”或“西方文明”对应的词语，其所体现的某种共有的认知得到了每个人的部分认同，并超越国界。除了佛教朝圣者，流动的商人和偶尔出行的使节，东亚人——特别是统治阶级，总是安土重迁的。

“东亚”这一概念对于地图学史有多大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它。当东亚一词泛指有着大山阻隔的亚洲东部时，它并没有任何超出地理学之外的意义。本地区的一些文化吸收了中国的制度与信条；另一些文化则受到印度的影响，如印度教和佛教。这两大（文化）区的边界在历史上时有变化。越南中部直到15世纪70年代，还有一部分属于印度文化圈中的占婆国（Champa），湄公河盆地在18世纪以前仍属于高棉的范围。“东亚”一词当然也被定义或被重新定义以适应各种地理（扩张的）野心。1940—1941年日本为实现其领土野心，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这一口号，推动它的人想必很乐意将印度也囊括进来。

“东亚”这个词，主要是作为文化标签时才是有用的。我们用它指代亚洲内部或多或少按照中国式的世袭官僚君主体制统治的那些地区。（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并不停留在政治层面。在这些国家中，本世纪（20世纪——译者注）以前的精英都接受中国经典和文学教育，使用中国的文言文并接触新儒学。根据朱熹（1130—1200年）和其他学者的教导，新儒学的追求始于修身，进而服务大众。新儒家始终强调其独立的道统，不过，这种谱系只影响到少数知识分子。上层人士普遍接受和推行自14世纪初期开始得到国家支持的正统教义，其依据的是对朱子哲学严格的权威解释。在15世纪的朝鲜和越南以及17世纪的日本，两国也开始推行这些正统教义。文盲或半文盲的大多数人，间接受到其统治者所信奉的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与东南亚人不同，东亚人信奉大乘佛教，其经卷用中文书写并经过有文化的法师和僧侣们的研究。

这些“东亚”特征将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连结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越南还要加上一些限定条件。尽管这些影响在距今500年前后还没有强烈波及现代越南疆土的最南部分，但其北部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进入汉文化圈。历史上，越南北部被中原王朝反复占领，又反复脱离中国的控制。那里的精英即便在越南取得独立后，还使用汉字书写。甚至到1884年，当越南全境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后，仍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书写汉字。

总而言之，尽管“东亚”这一概念存在地理与政治意义上的不足之处，但将它作为一个文化的指称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这样的指称符合本卷的需要。虽然有些地图是地理性质的，但地图学本身却是文化的。

正如本册的作者们所阐明的那样，以上四个国家在地图制作与使用方面虽然一直存在地方差异，但在20世纪以前也有一些共同特点，就像我们在欧洲看到的一样（当然，欧洲比东亚要小一些）。但是，这些“共同特点”并没有扩展到东南亚，如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马来亚，所以我们这里的论述也不涉及东南亚。至于蒙古人和东北亚的满洲人以及西藏人，总体上，他们的精英无论在语言还是在统治形式上并不依赖汉地。但是，当蒙古人或满洲人统治了其富裕的农业近邻的部分或全部疆土时，其首领很快掌握了汉人的语言与官僚机构。这虽然不足以使他们变成文化意义上的东亚人，但显然我们最好还是将有关西藏和蒙古部分（更为简短）的讨论放在本卷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