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人参

【基源探讨】

在现行版药典中，本品为五加科植物人参Panax ginsengC.A.Mey.的干燥根及根茎。栽培者称为“园参”，野生者称为“山参”，播种在山林野生状态下自然生长者称为“林下参”（习称“籽海”），播种或移栽后在接近野生状态下生长者称为“移山参”。主产于吉林、辽宁、黑龙江。多于夏、秋季采挖，洗净，晒干或烘干。

研究仲景学说的学者，对其书中所使用人参基源的认识，分歧非常大。争论的焦点有二：第一，古代使用的人参，是不是指的是五加科的人参（Panax ginsengC.A.Mey.）？第二，既然文献记录人参“生上党及辽东”，为什么现在的上党地区已经找不到五加科人参呢？相反，桔梗科植物党参在此地盛产，它是不是就是历史上的人参呢？现笔者试从文物学与本草文献源流考证角度在此阐述之。

1.历史上中国人参的资源分布

《神农本草经》中没有记载人参长于何地，仅仅记录“出山谷”。本草类文献中，最早记载人参产地的，出自梁代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其曰“人参微温，无毒……生上党及辽东”。上党，即上党郡（参《国策地名考》），查资料对比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长治市一带，南北朝时北周宣政元年（578年）于上党郡设潞州，隋代再次改名为上党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再次改名为潞州，地名更迭非常频繁。因此，本草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上党参”“潞州人参”“上党人参”，其实都是指同一物，异名而已。中药品种的变迁，与气候、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因今日山西省长治市一带已找不到人参而否认中国历史上此地区曾为人参主产地，这个推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辽东”，战国时期燕国之郡名，此辖境相当于现在辽宁省西部地区（并不是现在理解的长白山地区）。从《证类本草》中对人参的注释来看，当时的辽东地区也是人参主产区，只是质量不及上党人参。宋代以前，中国人参按产地可分上党参与辽参（有些文献作“高丽参”）两种。

2.“正仓院”中的文物资料

在今日本东大寺内，有一座奈良时代的宝物库，名为“正仓院”，目前还收藏着由中国唐代带至日本保留至今的人参样本（编号为北122号），日本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对正仓院中药材进行了研究，并出版了专著《正仓院药物》。此书记载，研究者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生药学研究方法对北122号文物中的根茎、根部分别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从中确定，北122号文物为五加科植物人参的残体。

昭和51年（1976年），日本中药学学者重新验算了正仓院在以前调查研究中使用的试剂，就其中三个重要的生药（将北122号文物，分别编号122-A，122-B，122-C）重新进行了化学成分的研究。其中B号标本的结论是“符合现代五加科植物人参主根部特征”，此结论为中日两国中药学学者所接受，而对A、C号标本目前还未取得统一的意见。

由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至少在唐代，中国使用的人参品种中必定有五加科的人参Panax ginsengC.A.Mey.。而且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二书中记录的处方来看，当时使用人参的经验已经非常成熟。在宋代《本草图经》中，对人参原植物进行了描述并对其特征有非常详尽的记载，其记录的潞州人参图谱，明显与五加科人参Panax ginsengC.A.Mey.的特征相符，但是其他几幅图谱则不符合现行版药典中五加科人参的特征，应当考虑为某桔梗科沙参属植物。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上五加科竹节人参、桔梗科党参曾经与五加科人参混用，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大量伪品出现的可能性。但是，用桔梗科植物党参来指代上党人参，认为“古文献中的人参就是党参”的结论，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是很难成立的。

【条文辑要】

最简方为干姜人参半夏丸（第二十）：“妊娠呕吐不止”。

人参使用剂量最大的方剂是小柴胡汤的加后方，即条后记载：“若渴，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楼根四两”。

方中加减：

通脉四逆汤（317）：“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两”。

理中汤（386）：“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

【病机辨析】

各种病理产物的形成，如瘀血、食积、包块，首先与邪气侵犯人体之正气并与之相互搏结直接相关。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些搏结后的遗留产物如果不能尽快地消除而在人体内存留下来，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影响人体气、血、津的运行，削弱脏腑功能，形成恶性循环。《素问·评热病论》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即为此意。脏腑之功能依赖于气的运动。所以我们治疗时除了祛邪以外，让这个脏腑的功能如何尽快地恢复正常运转，也即恢复其气化功能，是极其关键的。尤其在脏腑功能虚弱成为主要矛盾时，必须加上补气之药来扶正祛邪，这时一般会选择一些甘味的药来辅助使用，仲景常用的有甘草、大枣、人参等。

人参算得上是中药家族中的奇葩，再没有其他药像它这样集毁誉于一身。有人视若珍宝，有人弃之如敝履。仲景药物学说里，人参就是一个补虚药。他使用人参只有一种情况，用于虚实夹杂之证之治虚。如果患者仅是单纯的、短时的表证、实证、热证，还未伤及正气，绝对不用参；或者经过药物纠正之后体内脏腑气之不足之势已经恢复过来，就要把参去掉了。这就是人参“能不用，绝不用”原则。既然说它能补虚，那这时患者应该有“虚”的病机。我们看仲景使用人参的方中，有治脾虚之理中丸、黄连汤，有治肺胃虚之竹叶石膏汤，有治肝虚之乌梅丸，有治胃虚之三泻心汤、吴茱萸汤、大半夏汤，治心脉不足之四逆加人参汤、通脉四逆汤、炙甘草汤、茯苓四逆汤等，以及各个加减法，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人参的补气治虚之力比较强，涉及范围也比较广，这点是甘草所不及的，甘草主要是护胃气。

识病首辨病机。如何从患者的症状、体征及其提供给医生的病史中，分析出这个“虚”的蛛丝马迹，这才是真功夫。用甘草泻心汤（158）来举例，这个患者的症状非常复杂，下利、心烦、干呕、腹鸣，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心下痞鞕而满”，上、中、下全部出现了问题。怎么得的这病呢？条文记录，患者首先有了外感病，被医生用了下法后出现一系列症状（推测患者平时应该有点便秘），这个患者复诊时非常痛苦，医生一摸肚子，是膨隆、发硬的，他分析认为此为水热互结，就开了大陷胸汤来泻水、开热结，结果一吃更严重了。对此仲景给出了病机解释，这个患者的问题并不是热结于胁下，而是“胃中虚，客气上逆”出现的心下痞鞕而满。如何鉴别？还得靠腹诊。请注意，患者的腹满、腹硬、腹痛，如果是纯实证，一定是疼痛拒按的，而如果是虚证则是喜温喜按的。这个患者的腹证以实为主，但必定有虚的成分，只有针对这种情况仲景才会使用人参。当然其他症状、体征也能给我们提供参考依据。

痞证多为实，不用参。但痞证发展到胃虚水停，如甘草泻心汤证、生姜泻心汤证、半夏泻心汤证或旋覆代赭汤证时，就可以用人参和半夏、旋覆花、生姜同用。热病忌参，但如果胃热盛伤灼津液，自汗而渴无表证时，就可以用人参来补胃气、生发津液。请注意，不是升发，是生发。小柴胡汤“身微热”去参是因为邪尚在表，这时主要还是祛邪解表，所以不用参，麻黄汤、大小青龙汤、桂枝汤都不用参；而桂枝新加汤是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这时的主要矛盾变了，出现营阴亏虚了，当然还有营阴凝滞，所以倍芍药，参引领芍药入营分以通凝滞、填津液，桂枝汤健脾胃。

最难理解的是人参在茯苓四逆汤、通脉四逆汤、吴茱萸汤中的应用了，无一例外这些都是阴证，不是阳证。阳证的烦躁，从无用人参的记录，如大青龙汤。但阴证的烦躁，如通脉四逆汤，为利止、脉不出，人参能入营生脉；吴茱萸汤也有“吐利”，有“干呕、吐涎沫”，严重的“头痛欲裂”“烦躁欲死”，这是一个厥阴兼阳明为病，肝苦急，寒凝肝脉、肝气阻滞则上下干扰胃肠，这时当有“胃中虚”的成分，所以用了参。而在243条中仲景提出“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如果为胃虚肝寒，投以吴茱萸汤应该很快会得到缓解，如果喝了更严重，说明处方开错了，患者这个“食谷欲呕”应是中寒隔热于上焦，此时当用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也可以是只有胃寒没有肝寒，那就该用能治“干呕吐逆，吐涎沫”的半夏干姜散（可参“吴茱萸”条）。

【应用探究】

在流传下来的清代病案记录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使用人参时有“去芦”的修治要求。但此理论并不是起源于《神农本草经》，仲景用人参也没有提出过“去芦”的要求，使用的都是全参。查本草文献此理论最早当见于唐代《海药本草》，其中记载“去其芦头，不去者吐人，慎之”，而在清代《本草备要》《本草逢原》中更将参芦当涌吐药使用。从临床实际应用报道来看，现在的林下参参芦食用后并不会引起呕吐，园参或趴货之参芦服用部分人后会出现轻微的恶心，体内若兼有点痰湿者服用后更为明显。所以笔者推测，这个观点的形成，可能与医家当时使用的人参品种有关（参基源论述），或者与服用者当时的身体状态有关。

人参畏五灵脂，起源于北齐《药对》一书。明代《医经小学》编了一个“中药十九畏”的歌诀，从此此说深入人心，一直将人参与五灵脂作为配伍禁忌，至今也没有人或理论能很好地解释这个说法，而在《温病条辨》治疗癥病的“化癥回生丹”中，更是直接将人参与五灵脂同用，现代医家中也有将人参与五灵脂同用治疗肝硬化、溃疡病的报道，此学说值得我们进一步展开研究。

人参恶莱菔子，倒是能解释得通，教材也常常用这个药对举例来解释“相恶”的概念。一个是补气，一个是降气消痰，两者的作用是相反的，同用的话确实会削弱两者的作用。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喘胀上气伴有中气不足的患者，两者合用就非常合适。所以人参不能与莱菔子合用，也不是绝对的。

（张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