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

据《敦煌长史武斑碑》记载，武氏源出殷王武丁，“汉兴以来，爵位相踵”[6]，可谓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通过墓园中的阙铭及碑文，我们了解到：武梁这一辈有兄弟四人，曰始公、绥宗（梁）、景兴、开明；武梁有三子，曰仲章、季章、季立，一孙，曰子侨；武开明有二子，曰斑、荣。

武梁显然是一位通经明谶的儒者，《从事武梁碑》曰“治韩《诗经》，阙帻传讲，兼通《河》《雒》、诸子传记”[7]，其侄武荣亦“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阙帻传讲《孝经》《论语》”[8]。而前石室和左石室皆在显著位置雕琢孔门弟子像（图1），足见主人对孔门的服膺。因此，武氏家族当是一个儒学世家，亦可被视为是东汉儒学士大夫阶层的一个缩影。

儒学最终能在汉朝成为独尊之术，并非一蹴而就。西汉之初尚黄、老之术；汉武帝虽立《五经》博士，但其大略雄才、宸纲独断，未必以儒术为尊；汉宣帝仍“以霸王道杂之”[9]；然汉元帝却崇儒尊孔；至于汉末，儒学乃大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10]。

东汉光武帝未显时曾“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11]，至中兴后，更是“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12]，并立《五经》博士，讲习经典，教授子弟。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13]。因此，东汉甫一开国便显出尚儒重经的气象，这将奠定整个王朝的精神气质。

当然，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帝王，光武帝尚儒还有更深层的考量。王莽行篡汉之事时，颂德献符、无耻之尤者遍天下，光武帝认为这是因士大夫缺乏道德廉耻所致，而儒家最讲求忠孝仁义，故光武帝“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14]。

蒙帝王青睐的同时，历代儒者亦不断改进和丰富儒学内涵，使其从道德说教转化为政治哲学，最终与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政治相适配。

由是，在东汉，习经而仕进成为一条可靠的坦途，清代学者皮锡瑞甚至认为，“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15]。至此，一个儒学士大夫阶层被培养出来了。他们遵修齐治平之道，上奉君王，下安百姓，成为东汉政权的中坚力量。

然而，出乎帝王意料的是，这个最具智识和觉悟的阶层并不总愿意成为君主的统治工具。为道义所激，他们的真正目标是在世上创造一个道德理想国：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光武、明、章之世，成熟且睿智的君主能与儒学士大夫达成良好的合作，遵守这个理想国的秩序，作一位明君，开一段治世。而当幼冲之年的汉和帝被扶上皇位时，这个理想国的基础开始出现裂痕。

武梁只比汉和帝大一岁，于是不幸的是，终其一生，他将目睹东汉王朝的每况愈下。

章和二年（88），当武梁学习识文断字时，十岁的皇太子刘肇结束了他的童年，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皇帝。当然，刘肇只是御座上的傀儡，嫡母窦太后以及她的兄弟才是真正的发号施令者。为了巩固统治，窦氏大量提拔自己的亲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权贵显赫，倾动京都”[16]。窦氏的嚣张，令渐渐长大的刘肇如芒在背。而囿于宫中的刘肇无法交接大臣，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身边伺候的宦官。在钩盾令郑众的帮助下，刘肇终于铲除了窦氏党羽。有大功的郑众受到褒奖，甚至“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17]。郑众的作为也使刘肇意识到，比起那些远在外朝的士大夫，宦官是更容易役使和把握的力量，故他常与郑众商议大事，这令史家感叹：“中官用权，自众始焉。”[18]

刘肇秉政后，尚励精图治，国家气象渐渐蓬勃，这段时期，也被后世誉为“永元之隆”。但在治世的表象下，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已悄然发生：外戚和宦官作为君权的附着物已于和帝朝相继崭露头角，此二势力虽然也是“臣”，但由于其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往往又能假君权而行己意，故而成为君臣之外的另类力量。当朝臣仰望御座时，御座之上，开始风云诡谲。

这时，武梁已成长为一位德才兼备的青年。我们猜测，他可能就是在和帝时被辟召为从事掾的。至少在此时，政治尚属清明，这让武梁相信年轻的君主将引导国家臻于至治，因此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仕途。成为从事掾后，武梁积累了从政经验。如果顺利的话，再过一些年头，以武梁的家世、才学与德行，他应当能举孝廉，入中央为郎官，再一路仕进，光宗耀祖。

然而，东汉的国运和武梁的前途随着元兴元年（105）的那个噩耗而再度黯淡。年仅二十七岁的汉和帝驾崩，皇后邓氏以和帝长子刘胜有疾为由，弃长立幼，出生仅一百多天的刘隆继承了帝国，自然，邓太后临朝听政。当年窦氏擅权的阴霾再度密布洛阳的上空。

小皇帝刘隆未满周岁就去世了，邓太后迎立清河孝王之子、十三岁的刘祜，大权依然掌握在邓太后及其兄邓骘的手中。邓太后居后宫，“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19]，无法与朝臣当面议政，不得不委用宦官。至此，外戚与宦官这两股势力俱成气候，并成为萦绕东汉王朝中后期的诅咒。

于是，对于儒学士大夫来说，君臣纲纪之一维崩塌了。臣要尽忠，但臣下却已不知君上为谁。御座上的幼主只是傀儡，手握王爵的外戚和口含天宪的宦官已窃得君权，狐假虎威。

为了使旁落的君权重回正位，一些激进的士大夫企图采取非常手段。司空周章密谋诛杀外戚邓骘兄弟及宦官郑众、蔡伦，废掉邓太后和小皇帝，而立平原王刘胜。可惜的是，因计谋败露，周章被迫自杀。周章的死讯传至山阳郡时，手捧邸报的武梁不禁颤抖，他的耳旁似乎起了一声震响，仿佛匕首刺击铜柱时的嘹亮。

此后的事情，犹如轮回。长大后的刘祜（即汉安帝）利用宦官的力量肃清外戚邓氏。而他去世后，皇后阎氏舍皇太子刘保而立济北惠王之子刘懿，刘保（即汉顺帝）得宦官襄助夺位。刘保驾崩，外戚梁氏又扶立幼主。如同冗长而毫无新意的烂俗戏剧，相似的情节一遍遍出现：主上幼弱，外戚专权，外戚被除，宦官得势。而王朝的元气就在这样的反复折腾中逐渐耗尽。

不知武梁是在哪一个瞬间心灰意冷的。官场渐渐污秽不堪，不学无术的趋炎附势者青云直上，湮塞了经明行修者的仕途。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多少个夜晚，武梁辗转反侧，最后，他做了决定。

也许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甚至连改变这个时代也不可能，武梁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不与浊世同流合污，“耻世雷同，不窥权门”[20]。他相信，这世上有比权势更长久的东西，比如学问，比如道德，而这些，足以使他安身立命。武梁治韩《诗经》，《韩诗外传》中的一段话可谓其心态之表征，“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谨守，日切磋而不舍也。虽居穷巷陋室之下，而内不足以充虚，外不足以盖形，无置锥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虽岩居穴处，而王侯不能与争名”[21]，因此，他宁愿做一名处士，“安衡门之陋，乐朝闻之义”[22]，亦余心之所善，纵然僻居乡野而无悔。武梁祠画像石中一位乘牛车、接受县功曹礼拜的处士（图2），被认为就是武梁本人的写照。

在那个时代，作出与武梁相同选择的人并不在少数，“自（汉章帝）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23]。于是，一些儒学士大夫转化为逸民、处士，他们在乡野江湖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与操守，如茂林之中的兰茝，为这个时代保留着耿直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