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壁上的理想国

武梁碑的寥寥数语，让我们见识了一位处士的决绝与坚定，那么，从武梁祠的满壁画像中，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什么呢？（图3、图4、图5）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武梁祠是在武梁身后由其子孙建造起来的，其碑曰“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孙子侨，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前设坛，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24]，故画像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武梁个人的想法，其实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了，纠结于此将无济于事。但如若我们将武梁视为东汉儒学士大夫的一个代表，并以此来看待武梁祠画像的话，那么我们将能从中获得关于那个时代士人心态的鲜活讯息。

先观西壁，上刻古帝王十一人（图6）：其中十位贤君，如“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的伏羲、“辟土种谷，以振万民”的神农、“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尧等，俱是利益万民、流芳百世者，此十君俱有榜题，以书其德业或家世；[25]而唯有一位暴君夏桀，被刻画为坐在跪伏于地的二妇人背上，淫邪暴虐，不言而喻，“时日曷丧”之诅咒，如在耳旁。

绘古帝王像，以彰善恶贤愚，此做法古来有之。传闻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孔子认为这具有“明镜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26]的重要意义。东汉辞赋家王延寿所作的《鲁灵光殿赋》也提到灵光殿壁上绘有“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27]。

周天子的明堂，鲁恭王的灵光殿，绘古之帝王以警示今之人主，理所应当。而武梁为一处士，与帝王无涉，为何要在自己的祠堂中绘此图像呢？

缪哲先生认为，武梁祠派画像是汉代精英（皇家）艺术“下渗”的一个佳例，而这种“下渗”的实际执行者是工匠，工匠接近了精英艺术，并使得精英艺术在平民阶层中获得某种程度的传播。[28]

艺术之“下渗”固然有之，但艺术并非如流水无情，武梁祠的图像也绝非仅仅是对皇家图像的简单模拟，事实上，它寄托着一位儒者试图在方丈之间重构道德理想国的愿望。通过对贤主和暴君的刻画，他要抒发自己对君主的褒贬，因为他相信，在权力之上，还有不移的天道，君主的品格可以依据天道来衡量和评判。

事实上，在东汉，臧否古今人物，甚至是古帝王，并不罕见，班固在《汉书》中专辟《古今人表》，将从上古到近世人物分为九等，而这种分级无关权势，只关品德，君王可居下流，而匹夫亦可居上品。显然，武梁与班固抱持着相似的观念。

接下来，武梁祠以相当多的画面来呈现那些忠孝节义之人的光荣事迹。孝子如丁兰、老莱子、闵子骞等，烈女如京师节女、齐义继母、梁节姑姊等，俱历历在目，且有榜题，以助观者识其事。我们发现，在诸美德中，子之孝顺、妇之贞烈、仆之忠义这类家庭伦理道德，是武梁祠画像最着重表现的，这自然与画像本身“垂示后嗣”[29]、教化子孙的功用相关。

细察这些贞孝故事时，我们将会感到一丝凛冽：寡妇梁高行（图7）为了不受梁王之聘，持刀割去自己的鼻子；董永（图8）为了葬亡父，卖身为奴；楚昭王夫人贞姜（图9）恪守与楚王的约定，不离开即将被洪水淹没的高台，而葬身于洪水；梁节姑姊（图10）在失火时因无法救出哥哥的儿子，赴火而死。在此，德行是凌驾于一切的至上准则，身体发肤，乃至生命，为了它都可以被毅然抛弃，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被发挥到了极致。

而刺客就是这一精神的又一极端表现者。

武梁祠画像刻画了六个惊心动魄的刺客故事：曹沫劫齐桓公（图11）、专诸刺僚（图12）、要离刺庆忌（图13）、豫让刺赵襄子（图14）、聂政刺韩王（图15），无不悲歌慷慨，动天震地，尤其以荆轲刺秦王（图16）最为壮烈。秦王“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30]，无敌于天下，而荆轲以一布衣，欲刺杀万乘之君，何其勇哉！画像描绘了刺秦故事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荆轲将刺秦王，怒发直竖，与惊恐伏地的秦舞阳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荆轲的大勇无畏；而不可一世的秦王却惊恐回避；此时一人将荆轲拦腰抱住，千钧一发之刻，荆轲奋全力掷出匕首，咣当一声，那匕首却扎入铜柱。这一掷，如白虹贯日，足以令千载动容。

武氏家族显然对刺客故事非常在意，荆轲刺秦王画像非独武梁祠有，前石室、左石室亦有之，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图像的意义作深入探讨。

巫鸿先生将刺客行为纳入“忠君”的范畴，[31]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刺客行刺的动机往往是为报恩主之恩，为其复仇。这里的恩主与君臣纲纪中的君主是不同的，恩主施恩于刺客，二者方结成关系，这是一种私关系，而非公关系。而仇家却往往是当时的权威者。且武氏祠画像并未表现刺客和恩主的结交，而是极力渲染刺杀时刻的紧张激烈，故刺客与被刺者才是图像的关键，正如学者任鹏提出的：“与其说刺客是忠诚的化身，不如说是旧政治秩序的叛逆者。”[32]因此，刺客精神的核心并不在“忠君”，而在于以道义为名的反抗。

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王侯，刺客原本不过是布衣匹夫，但一旦为恩义所激，秉誓死之志，布衣之怒，亦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33]，这是来自下位者的可怕力量，必然令上位者胆战。

清代学者赵翼敏锐地察觉到刺客对东汉士风的影响，其称“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驯至东汉，其风益盛”[34]，即“轻生尚气”的东汉士人特别欣赏刺客蹈死不顾的态度，为了报恩德、履忠义，他们可以挑战世间最强大的权威，打破最坚固的秩序，即便失去生命亦在所不惜。

如果说刺客故事时代已久远，不足以说明汉代风气的话，那么前石室和左石室的大幅“七女为父报仇”画像（图17）则更鲜明地展示了这种秉持道义而抗击强权的精神。类似的图像亦可见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东汉墓壁画（图18），该墓壁画上的榜题有助于我们对此类图像的理解。

一座桥，是画面的中心，一列车马正浩浩荡荡地出行，据和林格尔东汉墓榜题，可知这座桥是架于长安外渭水之上的“渭水桥”，而出行的主人公则是“长安令”。长安之名，至汉朝才有，故长安令当为汉官。长安令的轺车正好行驶在渭水桥上，而前石室的榜题表明，其前方有贼曹车、游徼车和功曹车，后方有主记车和主簿车，这恰恰符合汉官出行的制度，[35]此外还有骑吏若干。汉官威仪，仿佛凛然不可侵犯。然而，一伙布衣男女却敢于当道袭击，他们皆步行，或举剑，或张弓，面对官兵，毫不畏惧，以至于长安令本人被逼入水中，他们犹乘舟截杀。

以下犯上，刺杀朝廷命官，这似乎是大逆之事，但是，当其目的是“为父报仇”时，它便具有绝对的正当性，符合《礼记》所谓的“居父母之仇……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36]的古训，并得到东汉士人的热情赞颂，以至于要在祠墓壁上一再描绘。

在现实中，因孝义复仇亦受到舆论的宽容，甚至推崇。例如阳球，因郡吏辱其母，“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37]，而阳球非但没有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反倒因此成名，后来甚至能举孝廉，踏上仕途。而为友复仇亦是义举，如虞伟高有父仇未报，临终前向友人何颙哭诉其事，何颙“感其义，为复仇，以头醊其墓”[38]，以了朋友心愿。

经由武梁祠画像，我们得以窥见东汉士人心目中的理想国图景：道德至大，无论对帝王还是平民，皆可以道德来评判之并分其高下；为了践行道德，人们可以舍生忘死，亦可战天斗地。这些理念被武梁所笃信，并刻诸石壁，教导子孙。

武梁或许无数次因世道黯淡而扼腕；或许无数次因故事里刺客的视死如归而击节；或许无数次，他幻想着能有一群人站出来，像荆轲刺秦王一般，消灭那些当道的虎豹豺狼，再造一个清明之世。此生，他无能为力了，但在他身后，真有一群人，意欲在日益败坏的尘世之上，筑造光耀如日的城邦。